现行的消费理论将消费主体游离于生态系统以外，而实际上人类仅是生态系统的一个物种；人类的消费活动是生态系统物质循环和能量流动的一个环节，而现行的消费理论只考察物质资料再生产过程，却没有考察人口再生产和自然再生产过程；将环境资源视为无价值，并将其排斥于消费活动以外。这种消费观将导致人类对自然资源的滥用和环境污染，破坏生命支持系统。基于此，作者提出了生态消费经济观，并阐述了它的理论框架。
    关键词：可持续发展观　消费经济　适度消费　生态经济　生态消费经济观
 
    　　　　一、对我国适度消费理论的评析
    “民以食为天”，消费是人类社会生活永恒的主题。马克思曾经极其通俗地指出：“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但是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衣、食、住以及其他东西。因此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1〕可见， 消费不仅是人的一种生理需要，而且是人类社会一切经济活动的起点和归宿。如果我们把人类的经济活动抽象为“生产——消费”的两极的话，那么生产只是满足消费的手段，以现实经济生活为研究对象的经济科学实际上就是消费经济学。然而，历来的经济科学对“生产”情有独钟，把“消费”挤到一个狭隘的角落，只是在谈到“生产”时才提及消费。消费的问题是解决需要多少“经济大饼”的问题，而生产的问题是解决如何把“经济大饼”做得更大的问题，这正如“君子远疱厨”一样，人们想吃而又忌讳谈吃。如果说，在资本主义社会里，这个问题比较容易理解的话——只要工人把“经济大饼”做得更大，绝对对资本家有利——那么，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忌讳谈论消费就令人费解了。事实正是如此，正如于光远同志所说：“1979年社会主义生产目的讨论时，是否把消费提到应有的地位，还是一个有尖锐争论的问题。”〔2 〕因而消费经济学的产生存在着先天不足，作为它的重要组成部分——适度消费理论，至今还存在着严重的缺陷和偏颇。

    什么是适度消费？理论界对此有不同看法，但其差异仅是“技术性”的。对适度消费的表述，可以归结为两个方面：

    第一，关于适度消费的标准问题。任何消费活动都表现为消费主体和消费对象的关系。从消费主体方面看，消费活动就是消费主体对消费对象的占有、消费及消费后产生的效果。我们理论界的讨论，可归结为“三标准说”，即适度消费应符合生理标准、经济标准和社会标准。所谓生理标准，是指人们的消费首先要满足生理上的基本需要。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消费者的生理需要客观上存在着一定的标准。所谓经济标准，是指社会的消费力要与生产力的发展水平相适应。其中包括宏观与微观两个层面。所谓社会标准，是指消费活动要能满足消费者的心理需要以及符合消费伦理方面的问题。适度消费的标准问题是对社会消费的定性把握。

    第二，关于对适度消费的“度”的确定。从宏观上来看，人们大致从以下几个方面来度量：消费与积累的比例；消费水平的提高与国民收入增长速度的对比；消费水平的提高与社会劳动生产率指数的对比；收入、储蓄、消费增长的对比；消费与物价指数的对比等。以适度消费标准为基石，结合其量的刻划，于是就可以判定和预测社会一定时期的消费状况：是消费不足，还是消费膨胀；是消费萎缩，还是消费过度。

    上述这一理论和方法，应该说是正确的。但是，它是囿于社会经济系统来评价其“适度”的，因而就存在着先天的不足。 马克思早在100多年以前就提出生态经济的思想，其中也包含着生态消费的观念。本世纪80年代，“可持续发展观”已成为了全人类的共识。相形之下。我们的适度消费理论就显得过于传统和苍白无力。这是我国消费经济学理论框架础的错位。

    　　　　二、从马克思的生态消费经济观到当代可持续发展观

    马克思、恩格斯在100多年前就阐述了生态经济的思想， 尽管他们没有明确提出生态经济和生态消费这一概念，但已构架了生态经济的理论基础。

    “社会化的人，联合起来的生产者，将合理地调节他们和自然间的物质变换，把它置于他们的共同控制之下，而不让它作为盲目的力量来统治自己；靠消耗最小的力量，在无愧于和最适合于他们的人类本性的条件下来进行这种物质变换。”〔3〕

    “只有人才给自然界打上自己的印记，因为他们不仅变更了植物和动物的位置，而且也改变了他们所居住地方的面貌、气候，他们甚至改变了植物和动物本身，使他们活动的结果和地球的普遍死亡一起消失。”〔4〕

    “政治经济学家说：劳动是一切财富的源泉。其实劳动和自然界一起才是一切财富的源泉，自然界为劳动提供材料，劳动把材料变为财富。”〔5〕

    可以看出，马、恩是将消费这一社会再生产环节置于“人——自然”这一物质变换的大循环之中的，享受财富的消费过程不是起源于人的劳动，而是起源于自然界。如果不善待自然，人类活动的结果将和“地球的普遍死亡一起消失”。这一生态经济思想和生态消费观念，犹如一颗埋藏在地下的珍珠，长期以来并未闪砾出它应有的光辉。因为，人类最关心的是如何把“经济大饼”做得更大的问题，认为人类自己的偏好是给定的或不可更改的，这种偏好既是决策的动力，也是支配经济的意志。经济资源的特征是稀缺性，而技术进步则可以使资源的这一特征转化为无限性和永久可取性。

    二战以后，经济发达国家经历了20多年经济高速增长时期，发展中国家也普遍谋求经济的发展。战后的20年，世界经济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果。然而，这是以各种资源，特别是不可再生资源的巨量消耗为代价的。经济发展伴随全球人口的急剧增长，导致了生态环境的极度恶化。不断降落的酸雨，迅速扩张的沙漠，堆积如山的垃圾，严重污染的水体，令生态学家和环境保护工作者们忧心忡忡：经济发展的外部问题太沉重了。这一严重的“打击”也不得不令经济学家们从对经济的单纯追求中幡然悔悟。他们不得不关注人类长远发展的资源支撑问题，“曾经一度是正面意义的‘增长’一词，似乎突然增加了阴暗的、使人烦恼的含义。”〔6〕60年代， 美国经济学家肯尼斯·鲍尔丁发表了题为《一门科学——生态经济学》的重要论文，指出了经济发展中生态问题的严重性，提出了著名的“宇宙飞船经济观”。1968年，意大利咨询公司董事长莱里欧·佩切依博士邀请世界知名的30名学者组成“罗马俱乐部”，研究人类的困境问题。1972年，《增长的极限》作为罗马俱乐部第一个研究报告面世。该书提出了著名的“增长极限论”：在以往发展模式的基础上，“只要人口增长和经济增长的正反馈回路继续产生更多的人和更高的人均资源需求，这系统就被推向它的极限——耗尽地球上不可再生的资源。”〔7〕虽然这一结论过于悲观， 但它提出了“可以维持”的发展观点。

    此后，英国的生态学家哥尔德·史密斯，德国的经济学家梅萨罗维克和佩兹特尔，日本学者坂本藤良对这一问题都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从不同的角度揭示了生态对经济持续发展的重要意义。1981年，美国农业学家莱斯特·R ·布朗出版了他的名著《建设一个可持续发展的社会》，这是对“可持续发展观”首次较完整的阐述。“可持续发展观”是对人类传统的单纯追求经济增长、忽视生态环境保护的发展观的沉重反思，它的理论基石是：人类的发展（当然包括消费）只能建立在可再生资源的基础上，按照其再生的频率来使用之，以便废弃物和排泄物为自然所分解和消化。这是一种要求保护自然资源总量和总体上生态完整的发展模式。该模式要求人类从资源型经济过渡到技术型经济，综合考虑社会、经济、资源与环境效益，积极控制人口增长，实行清洁生产和文明消费，协调环境与发展的关系，使社会经济的发展既能满足当代人的需求，又不致于对后代人的需求构成危害，最终达到社会、经济、资源与环境的持续发展。

    “可持续发展观”以80年代初形成以后，立即在全世界得到迅速广泛的传播。从生态环境研究开始，迅速扩展到整个经济领域，并成为左右发展决策强有力的理论体系。1992年6月， 联合国在巴西里约热内卢召开了“环境与发展”全球首脑会议，通过了指导各国可持续发展的纲领性文件——《21世纪议程》。这标志着“可持续发展观”在全世界范围内得到了理解和认可，成为了全人类面向21世纪的共同选择。李鹏总理代表中国政府参加了这一会议，签署了以“可持续发展”为核心的《21世纪议程》等文件。这标志着中国政府对“可持续发展观”的确认和对全球“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全面参与。继后，我国政府制定了《中国21 世纪议程》。 “可持续发展观”业已成为我国制定“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规划的指导思想和重要内容。

    也正是在国际上“可持续发展观”形成的同时，我国的消费经济学作为我国经济理论园地的一朵奇葩而诞生了。然而，由于历史的局限性，由于中国当时的政治与经济的现实基础条件，它既没能继承和吸收马、恩关于生态经济的光辉理想，也没能考虑到“增长的极限”，仅以“人们在生活消费过程中的经济关系”为研究对象，这种理论立足点上的失误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这种历史性的偏误束缚了消费经济学的发展。基于此，所谓的“适度消费”也只能建立在“给定的或不可更改的“人类偏好”上，即是建立在单纯追求经济增长基础上的“适度”。今天，这种传统的适度消费理论正面临着全面的挑战。面对马克思的生态经济思想和当今时代的“可持续发展观”，有可能动摇它的根基。

    第一，建立在“天人合一”基础上的生态消费观，不仅是对传统的社会消费观（这是我国消费经济理论界的主流观点）的简单延伸和发展，而且是对它的否定。这是因为：（1 ）传统的社会消费观将消费主体游离于生态系统以外，而实际上人类是生态系统的一个物种而已。人类的偏好、认知、技术，以及文化和制度等，均与生态系统相互包缠，互为依存，反映出广泛的生态机会和制约。人类作为生态系统中一个特殊的物种，不仅应理解他们在该系统中的作用，更应明白他们对持续性所应承担的责任。传统的社会消费观保留了人类的偏好，却推卸了自己的责任。（2 ）传统的社会消费观仅将人类劳动创造物视为有价值的消费对象，而将环境资源排斥于消费活动之外。这样一来，即使从生态学的观点来看也是不符合生态系统的能量流通规律的（人类的消费客观上参与生态系统的能量流通过程）。（3 ）传统的社会消费观只考察了物质资料的再生产过程，而撇开了人口再生产，自然再生产过程。而实际上，社会再生产过程中是由经济再生产和自然再生产，人类自身再生产组成，它们相互间不是封闭、孤立地进行的，而是相互间进行物质的能量流动，构成一个完整的社会再生产过程。

    第二，基于以上分析，可见适度消费的参照系不仅是人类的经济活动过程，首先应该是将人类作为生态系统的一个特种所参与的物质循环系统。只有这样，人类的消费活动才是“可持续的”，才能把握它的“度”。

    　　　　三、现实呼唤构造生态消费经济
    正如我们以前不承认失业现象是各国经济发展所面临的共同问题一样，我们也不承认经济发展中的“环境问题”，总以为这是资本主义的痼疾。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为环境问题的解决提供了比资本主义制度更广阔的“可能性空间”，但我们不能采取鸵鸟政策：无视业已存在的、已对我国现代化目标构成严峻挑战的环境问题。在这方面，环境学家和生态学家们已作了大量的揭示。

    我们面临的现实是：人口已达12亿多，并以每年1400～1600万人的速度增加， 两年新增人口相当于世界一个中等国家， 每年国民收入的1/4为人口增加所抵消，而事关国计民生最重要的环境资源， 综合起来人均不及世界平均水平的一半。 全国人均水资源仅为世界平均数的1/4，且分配不均；人均耕地为世界人均的1/8，且每年均为36万hm 的速度减少；森林资源为世界人均水平的1/9，森林覆盖率约14％， 不到世界平均水平的一半；人均可利用草原面积不及世界平均水平的1/3， 矿藏综合人均不到世界平均水平的1/2。有关专家指出， 中国已进入有史以来最为严重的“环境资源贫困与饥荒”时代。而且，现有的存量数还不是最终确定的，我国人口正在急剧增加，环境质量却正在全面地、加速地、难以遏制地恶化。“空中死神”——酸雨面积不断扩大，已覆盖国土面积的40％左右；全国七大水系均受到严重污染， 并呈发展之势， 130多条流经城市的主要河流中，符合地面水2类标准以上的仅有18条；工业固体废物每年以2000万吨的速度增长，废渣造成土地和地下水的污染，构成了重大的环境隐患，2/3以上的城市被工业和生活垃圾围困， 而我国垃圾无害化处理率平均只有6％左右；乡镇工业的飞速发展， 使以城市为中心的污染以更快的速度、更大的范围、更严重的程度向农村蔓延。我国正在被迫走着一条“边发展、边污染、边治理”的道路，而以目前的条件和手段，无论如何努力，治理水平都跟不上污染速度。

    造成环境问题的根源是我们对经济的增长与环境的关系缺乏了解。只知道生产力对自然有改造的功能，却不知道生产力运动也要受制于自然的作用；只知道向自然索取，却不知道过量的索取会造成环境的失衡；只知道向自然排泄，却不知道过量的排泄会造成环境的污染。同时，环境问题的产生相对于人类的生产、消费活动来说，有一个滞后期。而一旦环境失衡，就严重地威胁着人类的生存。理论的失误也可能导致人类实践活动严重的扭曲和偏向，从而产生负面效应。面对我们这个贫脊和被污染的家园，消费经济科学应该干什么呢？刻不容缓的任务是“换脑筋”，构建一种全新的生态消费经济观，以科学指导我国的消费活动。其基本内容是：

    ——人类的消费活动必须纳入三种再生产过程的相互依存的关系之中，以三种再生产过程的综合平衡为出发点。
    ——继承和发展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将环境资源价值纳入消费经济学的理论框架之中。
    ——以“人——自然”系统为依托，从“人——社会——自然”之间的物质循环和能量流动来探讨人类消费活动的规律性，即不仅研究人类消费活动中人与人的关系，而且应研究人与自然的关系。

    ——以“可持续发展观”为指导，立足于“在不牺牲几代人需要的前提下，满足我们这代人的需要”，重新审视和构建新的消费方式。

    综上所述，笔者的结论是：
    1.迄今的经济学只强调增长，不重视可持续性。以此为基石的消费经济学不可能提供“人——自然”的大系统背景下适度消费模式，这是一种理论错位。
    2.社会主义条件下的市场经济是靠利益机制的驱动来进行的，现行的这种利益机制并未受到生态价值观的调节。当生态经济意义上的资源的稀缺性敌不过经济意义上的资源的稀缺性时，人类的消费就会失度，生命的支持系统将进一步遭到破坏，乃至坍塌。因此，必须重新构建适度消费理论。
    注释：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32页。
    〔2〕于光远为《消费经济》创刊十周年的题词， 载《消费经济》1995年第6期，第1页。
    〔3〕《资本论》第3卷，第926～927页。
    〔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373～374页。
    〔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508页。
    〔6〕杨欢进、徐慧荣：《可持续发展：一种新的经济发展观》， 《生产力研究》1995年第1期。
    〔7〕《增长的极限》（李宝恒译），四川人民出版社，1983 年版第7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