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生产者服务部门是现代经济增长的基本动力来源。它大部分以人力资本和知识资本作为主要的投入品，其产出中含有大量的人力资本和知识资本的服务。生产者服务业厂商是一种主要的媒介物，通过这些媒介物，社会所拥有的人力资本和知识资本得以释放出来，并且源源不断地供给于商品生产的实物经济过程。因此，生产者服务部门乃是把日益专业化的人力资本和知识资本引进商品生产部门的飞轮，它在相当程度上构成了这些资本进入生产过程的渠道。在知识经济的条件下，大力推动生产者服务部门的发展，就是推动产业结构调整升级，就是推动新经济的增长。

【参考文献】
    ①　赫伯特．G．格鲁伯和迈克尔．A．沃克，《服务业的增长：原因与影响》，上海三联书店1993。
    ②　茅于轼：《谁妨碍了我们致富》，广东经济出版社“中国当代著名经济学家随笔集”，1999年。
    ③　刘志彪，《产业经济学》，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
    ④　西奥多．W．舒尔茨：《论人力资本投资》，第160-183页，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90年版。
    ⑤　钱伯海：《国民经济学》，中国经济出版社，1992年。
    ⑥　斯蒂格勒：《产业组织与政府管制》，上海三联书店，1989年中译本。

    国际经验表明，发达的服务业是一个国家和地区现代化的集中表现，它是现代经济增长的基本动力来源。当今世界上最先进的工业化国家，在服务业发展上有两个引人注目的70%的指标：一是在其国内生产总值中，服务业的增加值要占到70%或70%以上；二是在其全部就业人数中，服务业就业的人数要占到70%或70%以上。例如，经济学家的估计，早在1985年，全部加拿大工人只有30%受雇于商品制造业，其他人则从事服务业的生产。按照1946-1985年服务业的增长趋势作简单的线性外推预测，到2025年，几乎所有的加拿大人都将从事服务业的工作。有人将这种现象称之为“经济服务化”，并把其结果视为“经济大决战”。产业结构升级的另一个特征是，战后年代发达国家经济的实际增长，几乎全部都是来自于生产者服务或者中间投入服务。80年代中后期到现在，生产者服务业产出占全部服务部门产出的一半以上。（注：赫伯特．G．格鲁伯和迈克尔．A．沃克，《服务业的增长：原因与影响》，上海三联书店1993，第4-6页。）

    发达国家服务业特别是生产性服务业的持续增长，大多数都被物化在数量不断增加的、用于最终消费或者国际贸易的商品和服务当中，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经济增长过程中知识资本和人力资本的巨大推动作用，反映了市场容量的扩大和社会专业化程度的不断提高。探讨这一趋势对拓宽我国的“十五计划”的发展思路具有重大的战略意义。

    一、生产者服务业：内容和基本特征
    服务业是一个内容庞大的非同质性产业，它和物质生产部门一样，其产品可以分为中间投入品和最终产品，像金融服务、工程技术服务、法律服务、广告服务、管理咨询服务、批发仓储运输服务、信息服务、教育培训服务等等，大都属于生产投入品。因为它们并非直接为人们消费服务，而是为生产或者为企业服务。因此，所谓生产者服务，是指那些为进一步生产或者最终消费而提供服务的中间投入；而像零售、理发、医疗、出租车这些服务业则是最终产品，它们所提供的服务不需要进行进一步的加工，可以直接用于消费。

    对服务业的分类最初是由经济学家布朗宁和辛格尔曼于1975年提出来的。现在世界各国通行的分类方法是把服务生产部门分成以下四类：
    1.分配服务：运输与储藏；交通；批发与零售交易；
    2.消费者服务：接待与食品服务；私人服务；娱乐与消遣服务；杂项服务；
    3.生产者服务：对企业管理的服务；金融；保险与房地产；
    4.政府公共服务。

    在实际的统计工作中，由于第1项“分配服务”的内容大部分都属于作为中间投入的生产者服务，所以生产者服务的规模是用第三产业的附加价值减去消费者服务的附加价值，再减去政府提供的服务价值后的余额。

    从发达国家国内生产总值的统计资料看，二战之后在其服务产出结构中，虽然服务业规模不断增加，但是政府公共服务的相对规模却在不断地下降，消费者服务的比例基本保持不变，上升幅度最大的是生产者服务。如据加拿大经济学家的估计，在1961-1986年间，生产者服务业大约占加拿大国内生产总值的35%，或者占全部服务部门的二分之一；25年间生产者服务占国内生产总值的份额增加了20%，而其他两类服务（政府服务和消费者服务）的份额几乎保持不变。（注：赫伯特．C．格鲁伯和迈克尔．A．沃克，《服务业的增长：原因与影响》，上海三联书店1993，第220页。）

    生产者服务业的发展对现代经济增长的重要性，大部分来自于它对企业市场竞争优势和活力的影响。这种影响表现在，一方面，拥有日益增多的专业化厂商和各类专家，是现代生产者服务部门的一个重要特征。生产者服务部门大部分以人力资本和知识资本作为主要的投入品，其产出中含有大量的人力资本和知识资本的服务；另一方面，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生产者服务业厂商是一种主要的媒介物，通过这些媒介物，社会所拥有的人力资本和知识资本得以释放出来，并且源源不断地通过价格机制供给于商品生产的实物经济过程。因此，生产者服务部门乃是把日益专业化的人力资本和知识资本引进商品生产部门的飞轮，它在相当程度上构成了这些资本进入生产过程的渠道。

    发达国家经济增长中生产者服务业占主导地位，以及其生产者服务业中呈现知识密集的产业特征，可以用来解释国际经济学中著名的里昂惕夫之谜。按照赫克夏—俄林(Heckscher-Ohlin)的理论，不同国家生产要素禀赋上的差异，是国际贸易的发动机。那些在资本上相对丰裕的国家，将主要致力于生产和销售使用资本比较多的商品；那些在劳动上相对丰裕的国家，将主要致力于生产和销售使用劳动比较多的商品。资本丰裕的国家将用其资本密集产品与劳动丰裕国家的劳动密集产品进行交换。但是非常不幸的是，由这种理论所确定的基本形式，在解释美国等发达国家时的情况时一直是不成功的。里昂惕夫在考察美国与其他所有国家的典型贸易时发现，美国出口的是劳动密集型产品，进口的是资本密集性产品。这种情况刚好与赫克夏—俄林理论对贸易流的预测相反。（注：Stephen Martin,Industrial Economics:Economic analysis and Public Policy (Second edition),1994 by Prentice-Hall,Inc.pp.384-385）我认为，过去经济学家称之为劳动的这种生产要素，是一种非常不同质的投入要素的混合物。实际上劳动既包括在装配线上工作的蓝领工人，也包括那些从事开发新产品和新工艺的经过高度培训的研究开发人员和创新工程师，以及为创新服务的各类大量的生产者服务业人员。发达国家由于生产者服务业占主导地位，这种生产者服务业中又内涵着及其丰富的知识资本和人力资本，所以在其他情况不变的前提下，那些拥有丰富的知识资本和人力资本的国家，将趋向于出口内含高度熟练劳动的知识产品，它们体现了更高的附加价值和比较利益，而那些知识资本和人力资本匮缺的国家，就只能出口低技术的劳动密集型产品或者物质资本密集的产品。

    从产业政策的角度看，发展服务业主要是要鼓励发展为生产者服务的现代服务业。以生产者服务业为主导的现代服务业的发展，必然带来投资环境的改善和经济发展的飞跃。在某种程度上说，发展服务业特别是发展为生产者服务的服务业，就等价于改善投资环境的努力。一个基本的判断是，构成投资环境评价的基本要素，几乎无一不与服务业的发展水平和发展程度有关。如实证研究表明，高科技产业的发展水平与城市的等级有关。城市规模越大，功能越齐全，水平越高，发展高科技产业就越有条件。这是因为，大城市往往具有发达生产者服务业，它们是支撑高科技产业发展的基本条件。随着高技术产业扩张，投资往往被吸引到全国性的主导城市，因为那里更容易得到熟练的劳动力、快捷信息和良好的商业服务，诸如贸易壁垒、技术转移、市场准入和知识产权等法律和政治问题的解决，对高科技产业的健康发展尤其重要。（注：Ann Markusen,"Interaction between Regional and Industrial Policies:Evidence from Four Countries",《Annual Conference on Development Economics 1994》,p.242,Proceedings of The World Bank.）

    二、决定生产性服务业发展的主要因素

    二战之后发达国家生产者服务业之所以得到迅猛的发展，与其服务的对象主要是企业有直接的关系。众所周知，发达国家的工业化主要是通过大型企业和企业集团完成的。在为这些企业服务的过程中，一方面商品生产企业规模的扩张，自动地产生对生产者服务的需求扩大，另一方面，生产者服务又把其内涵知识资本和人力资本作为投入品，不断地传输到商品生产部门，成为推动商品部门生产发展的主要动力。综合来看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1.专业化分工。生产性服务是在企业内部产生还是依靠市场购买？一般来说，选择依靠市场购买的专业化分工方式可以提高生产效率。但人们发现，分工越细交换的次数越多，市场交易成本也就越高，就会将分工提高效率的利益抵消了。所以专业化分工发达的程度与交易费用的大小有关：交易费用大，专业化分工发达的程度就低；反之就高。战后发达国家走过的道路是不断完善市场规则，降低交易费用，从而使专业化分工得到发展，在此过程中商品生产部门（第一和第二产业）的产值减少，第三产业即服务业特别是生产者服务业的产出增加。反观我们国家，由于商业信用差，交易费用极高，同时许多企业“肥水不流外人田”和“自力更生”的小农封建意识太浓，所以许多企业的生产性服务活动基本上选择在企业内部自我完成，其产值、人员也内含在企业的商品产值和商品生产过程中。由于广大的专业化分工局限在狭隘的企业内部，生产性服务的市场容量虽然很大，但是却被人为地切割成无数利益独立的碎片，所以生产者服务业活动难以用独立于商品生产企业的方式，以市场联系实现大规模的组织化生产。

    2.商品生产经营过程中竞争的加剧。微观经济学的基本论点是即使分工程度不变，依靠竞争和价格信号的作用，可以优化资源配置的效率。然而提高配置效率是有成本的。竞争、价格信号从产生到传递到发生作用，都有相应的成本。这部分成本就是第三产业的收入。在发达的市场经济之内，由于配置效率提高，第一第二产业的比重下降，服务业的比重上升。经济学家茅于轼先生形象地说，成为了消费者餐桌上的一元钱的肉，肉的直投生产成本不到1/3，其余都是流转费用。生产成本之所以能降低，是因为多花了成本在流转上面。由于市场的作用，这样的成本结构使得总成本为最低。（注：茅于轼，《谁妨碍了我们致富》，广东经济出版社“中国当代著名经济学家随笔集”，1999年。）这种理论分析的政策含义就是要大力发展作为中间投入的服务业。

    3.知识的物化和商品生产的标准化。在当代经济增长中，生产性服务业所提供的产出，大多数都被物化在数量不断增加的、用于最终消费或者国际贸易的商品和服务当中。知识不物化就无法形成现实的生产力。知识的物化必须通过机器设备等硬件来实现，通过机器化生产实现商品的标准化和系列化。现代复杂的机器设备内涵了人类积累的丰富的知识财富，它一方面是人类知识财富的物质承担者和载体，另一方面又可以用机器生产更高级的机器，实现人类知识的叠加和放大效应。由于知识的生产和其物化的过程，在专业化分工的经济体系中是由现代生产者服务部门承担的，所以向商品生产部门投入源源不断的各种形式的知识资本和人力资本，就成了这个部门的基本职能。

    4.生产的迂回化以及知识资本的作用。现代经济发展表现为生产过程的迂回化以及智力资本在其中的巨大作用。生产性服务业是把智力资本引进商品生产部门的媒介和飞轮。举例来说，我们用最简单的工具可以生产出各种道路，但是它一定是粗糙的低质量的道路；如果要生产出高速公路，就一定要用高级的设备，如推土机、压路机和测量设备等。为了生产这些高级的设备，我们不得不在各个生产环节投入大量的科学技术知识。这样对用简单的工具建设道路的劳动而言，生产高级的推土机、压路机和测量设备等活动，就是“迂回化”的。生产过程越是迂回化，产业链就越长，附加价值就越大，知识资本和人力资本投入也越大，各种作为中间投入的生产者服务也越重要。

    在我国以往的经济发展政策中，为了追求快速的经济增长，人们往往偏好于商品生产部门特别是制造业部门。究其原因虽然复杂，但是与人们认为制造业具有更高的生产率有关。其实，生产率的进步在工业部门比服务部门高这一支撑经济增长和产业结构变化的理论假设，在实证研究中并未充分地被证明。如根据1975-1984年的统计资料，加拿大制造业的生产率每年平均增长1.5%，但服务业中的贸易、交通与公用事业的年平均生产率增长2.8%。（注：赫伯特·格鲁伯和迈克尔·A·沃克：《服务业的增长：原因与影响》，上海三联书店1993，第143页。）相反，服务业在推动工业生产率的进步中起到了至关重大的作用。这种关系从长期来看更为显著，因为工业生产率得以进步的市场体系都寓于服务业中，更得益于服务业中有效的医疗保健、文化科技教育因素，各种有助于工业内部联系的服务因素，如运输、电讯、商业、银行、保险等，构成了工业企业组织正常运行的逻辑基础。因此，工业部门生产率上升较快，只不过是说明了产业部门间劳动分工程度的重要性，它是决定工业生产率上升的决定因素，而不能断言工业生产率进步更快。由此可知，解释服务业的发展对理解现代经济增长和产业结构变化是非常重要的一环。

    对于生产性服务业在现代社会经济中迅速膨胀的现象，我的看法是，现代生产性服务业增长的趋势，是劳动分工演进的必然结果，即随着专业化劳动分工的发展，引起了交易费用的指数化扩张和知识生产部门的扩大，因此可以断言的是，现代生产性服务业的增长，基本上表现为为提高交易活动效率的部门增长和有关人力资本部门的增长。（注：刘志彪：《产业经济学》，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108-110页。）

    服务业中主要有三类部门。第一类是为消费者服务的部门；第二类是为提高交易活动效率的部门，包括国内外贸易、金融、保险、通信、运输、房地产及政府部门等；第三类是为人力资本、知识资本价值生产有关的产业部门，包括科学、文化、教育和卫生保健等。

    撇开第一类部门不论，我们主要看后两个的发展机制。从交易费用经济学的角度看，社会劳动分工的深化和泛化，必然导致生产者之间所交换的商品数目和规模的扩大，为此也会带来各种交易费用的直线上升。这种交易费用具体表现为生产者服务的服务业和政府服务业的巨大增长，无论是这些部门的就业人数还是增加值规模，都是如此。只要劳动分工的边际收益大于交易费用增长的边际损失，劳动分工的进一步细化就能促进生产率的增加。从历史分析来看，在工业发展早期，贸易和运输的就业人量和产值份额十分有限，其中相当大部分还是兼职的工人或农民承担的。在工业生产处于标准化的大量生产和大量销售阶段，不仅引起了交通运输、通信、公用事业等服务规模急剧扩大，形成了大量的辅助性服务的就业岗位，而且至少在以下几个方面诱导了服务业的增长：(1)大规模制造业的兴起，诱导了企业组织形式（如股份公司）和金融市场的创新；(2)在大批量标准化生产和廉价商品消费增长中，批零贸易、金融、保险、不动产等就业领域急剧增加；(3)企业规模的扩大引起了企业中所有权与控制权的分离，大批专业管理人员进入企业的管理阶层，促进了相关企业服务业的兴起，如会计、法律、广告、工程咨询、研究开发、人力资源培训等；(4)劳动分工愈复杂，企业规模愈大，交易活动愈频繁，供求平衡机制愈脆弱，金融活动稳定性愈重要，对交易活动的管理和伸裁愈必要，政府干预就愈重要。历史发展证明，政府机构的扩张和政府服务人员的增加，很大程度上决定于社会劳动分工的复杂程度增加。

    综上可知，为提高交易活动效率的服务部门的增长，是制度创新的结果和节约社会中交易费用的要求。与人力资本、知识资本价值生产有关的服务部门的增长，则与现代经济中物质生产的水平基本取决于人力资本和知识资本的投入有关。经济增长过程，从最初依赖于自然资源、依赖劳动力，到依赖物质资本，最后归结为依赖于人力和知识资本，勾勒出现代经济增长方式的转移和工业化的基本阶段。现代经济发展的源头是如何更有效率地利用人类的知识之源即大脑，所有的制度创新都可归之于如何更有效地利用知识这个本质问题。经济学家的研究证实，在国民收入中由资本所创造的份额大约从45%降低为25%，而劳动的份额至75%。（注：西奥侈．W．舒尔茨：《论人力资本投资》，第160-183页，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90年版。）据美国经济学家乔根森和弗劳曼尼的估计，1929-1990年美国国民收入中，雇员报酬在国民收入中所占份额已由1929年的60.7%，上升为1990上的73.4%，这时期国民收入增长52.17倍，而雇员报酬则增长了63.4倍。这一计算其中还没有包括资本所有者自身的人力资本收入，以及劳动者身上的知识资本价值迅速增长的“非同质性”趋势。（注：赫伯特·格鲁伯和迈克尔·A·沃克《服务业的增长：原因与影响》，上海三联书店1993，第222页。）
    由此可以推断，社会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劳动分工程度的进一步演进，将使有关的知识资本和人力资本产业成为一个经济系统中核心的产业，社会就业的分布和产值的分布，将进一步从其他交易领域转向该产业。科学发明、技术创新、制度变革将加速调整产业结构和推进经济进一步成长。

    三、知识经济条件下发展生产者服务业的思考

    “十五计划”期间，获得经济增长动力和建立自行调整机制是新一轮结构调整的目标。我国目前国内生产总值已经突破1万亿美元的大关，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的水平根据国际经验也正处于结构变动的最剧烈时期。从宏观经济的角度看，国民经济新的增长动力来自于何处？知识经济的到来，经济的全球化趋势，以信息技术、生命科学为主导的新经济发展以及过剩经济的运行环境，都将有可能成为新的增长动力源，并彻底改变我国的经济结构和社会的生产方式。

    从微观经济运行的角度看，在知识经济时代里，企业的利润增长不是简单地依靠生产规模和产量，而是靠获得、创造、利用和积蓄高质量的知识的能力，靠不断地发掘需要以及找到问题与解决办法之间的联系。知识经济时代无数工商企业成功的案例说明，那些在竞争中能够获得超额价值的杰出企业，其竞争优势大多来自于专业化的生产者服务，即解决问题所需要的专业研究，工程和设计服务，识别问题所需要的专业销售和咨询服务，以及把上述两方面连接起来的专门化战略、金融和管理服务。

    对于像中国这样一个发展中的大国经济来说，大力发展生产者服务业所组织的知识的创造和知识的经营事业，还是其赶超先进国际的最有效手段和途径。因为创新可以产生极高的附加价值，促使产品价值链的发生连续突变和飞跃，使国家经济呈家速度的几何递增。为达到这一目标，我们要千方百计地利用人力资源丰富的优势，建立能够充分发挥千百万知识分子创造性和积极性的体制；同时，企业要充分利用外部人力资源，要和其他行业的企业共同进行研究开发，实现知识共享和学科交叉；要和大学、科研单位加强合作，走产学研一体化道路，加快独创性设想和新技术向商品的转化；要有风险投资向风险挑战的意识，要利用高科技成果进行改造和创新；要善于利用专门性的服务和咨询公司等等。就大力发展生产者服务业这一主题来说，主要有三方面问题值得考虑：

    第一，要在理论和政策方面真正重视生产者服务业。过去的经济学说从亚当·斯密开始，甚至到本世纪40年代的费希尔、克拉克等人，都对服务业存有偏见。远的不说，近的如费希尔、克拉克虽然提出了关于三次产业的分类方法，但仍然把服务称为“第三”暗含了服务的重要性低人一等。

    尽管经济学家一再呼吁服务劳动的重要性，要以社会劳动创造价值的观念把商品生产和服务生产等量齐观，但在过去的经济生活中，由于物资财富的匮乏，造成了我们的经济理论和政策只重视商品生产部门，甚至认为服务业不但不生产物质，相反还从物质生产部门分享一部分产品，提供服务被看成是非生产性的使用劳动，所以采取限制其发展的不良政策。（注：钱伯海，《国民经济学》，中国经济出版社，1992年，第390-393页。）

    随着中国的改革开放的深入，人们逐步认识到服务业的滞后发展不仅使自己的生活将感到不便，而且还会降低生活的质量，同时服务业也能创造就业机会，于是经济政策有了重大转变，从限制变为鼓励。这是观念上的重大进步。但承认服务业的必要性，至今似乎局限于生产最终产品的服务业，即直接提供人们消费服务的行业。据赫伯特．G．格鲁伯、迈克尔．A．沃克的考察，即使是在加拿大这种发达国家，在80年代初期也有相当的人认为商品生产业的产出比服务业的产出更为优越，或者把一般服务活动和种类有限的服务生产等同起来，或者认为发展服务业就是“相互给人洗刷”。对于中间投人的服务业至今仍认为是多余的，他们按市场原则赚了钱似乎也是分享了别人的成果。

    从总体上讲，我国作为中间投人的服务业是非常欠发达的，有大量通过服务的作用而节约社会成本的机会没有被恰当地利用。例如，蔬菜的城市销售和农村收购价相差甚大。大家常把这种现象归咎于中间环节加价太多，事实上正是因为从事中间环节的人太少，稀缺导致高价，中间商才能多赚钱。只有流通环节展开充分的竞争，费用才能下降，效率才能提高。经济学家茅于轼曾经比较过中国和美国的蔬菜批发业，发现效率差别的真正原因在于中间投人服务业发达程度的差别。他描述道，美国农业的分工非常发达，东部各州吃哈佛罗里达州的桔子，西部各州吃加州的枯子，全国都吃南达可大州的土豆，都吃从中美洲各国进口的香蕉。蔬菜水果是易腐货物，远距离远输必须有紧凑的运输链连结在一起，为了最大限度地利用集装箱运输的容量和能力。各种货品的搭配运输非常复杂。我国蔬菜水果的贩远，从询价、采购、仓储、加工、包装各个环节看，效率比之美国要差得远。其原因就是从事中间投人的服务业太薄弱。

    第二，要扩大对资本概念的理解。知识经济条件下的资本概念，决不单单是指传统的物质资本和土地，还应包括人力资本和知识资本。人力资本是对人类的一切投资，这种投资提高他们的生产力。在这种投资中最重要的是教育与在职训练。但它还包括保健、营养，甚至道德和伦理标准一类的东西，这有助于工人的诚实可靠并培养艰苦工作的意志。知识资本则是一切科学和工程知识，它使人们能设计更高效率的机器和产品。它还包括那些有助于有效的组织企业和一般社会的知识。

    理解人力资本和知识资本在生产力增长与生活水平提高中的作用，对经济政策有着巨大的影响。远的如德国的案例。德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全国物质资本遭到大规模破坏，但是后来经济却得到迅速的恢复。对此种现象的合理解释是，该国人力资本和知识资本在经历了战争后被基本原封不动地保存下来。另一方面，为什么许多发展中国家大量投入物质资本，而产出却往往增加不多？这是因为在这些国家，运用进口设备和高级机器所需的人力资本和知识资本太少。眼前的如美国这几年新经济的发展实践。美国新经济之所以能够取得成功的原因很多，优良的自然条件、适合的社会环境氛围、人才资源、基础设施、科技导向和发达的资本市场等，都是其成功的关键因素。其中最关键的要素是倡导科技人员和管理人员的创新和创业意识，不断营造高科技产业发展所需要的一流人才的集聚氛围，以及加速发展服务于高科技产业的风险投资事业和资本市场体系。

    在现代经济中，人们往往只重视物质资本，不重视人力资本和知识资本。如对知识型企业在注册时的物质资本投入要求太高；一般经济政策允许对物质资本折旧，却不允许对人力资本和知识资本提取进行折旧，导致高科技企业表面上看来利润过高。实际上在这些高科技企业中，由于技术贬值的速度太快，高技术人员恰恰是最需要经常不断地更新知识和进行各种培训补偿。因此在知识经济条件下，无论是企业注册还是在资本市场上市，对高科技企业都应该放宽物质资本限制条件，必须在财务和税制上允许高科技企业提足进入成本的研究开发费用和各种培训费用。

    第三，要以竞争为导向对企业进行大规模的专业化改组和改革。198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美国经济学家斯蒂格勒曾经围绕斯密——杨定理，运用产业生命周期假说讨论了企业内部分工与社会分工的关系。他认为在产业的新生期和衰退期，狭小的市场容量不足以独立出专业化的企业，这时候该产业内的企业主要是“全能”企业；只有该产业的市场容量发展到一定的程度，各专业化的企业才能独立出来承担各个再生产环节，企业内部分工才能转化为社会分工。（注：斯蒂格勒，《产业组织与政府管制》，上海三联书店，1989年中译本，第22-35页。）我认为这一理论只能适用于竞争的市场经济。在地方政府和部门政府分割市场的中国过渡经济时期，中国庞大的现实市场容量并没有逻辑地产生占优势的专业化企业，相反却是“大而全、小而全”的企业林立。这种情况一方面反映了中国经济运行中的竞争的基础不足，也在很大的程度反映了体制的弊端和有关经济主体封建小农意识的浓烈。可以这样说，这些问题靠政府的人为推动是难以彻底解决的，唯一可靠的方法是要鼓励企业以竞争为导向对自身进行大规模的专业化改组和改革。这表明中国的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还有很长的路要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