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我国经济学界对制造业发展的研究偏好宏观经济的总量分析方法。这种分析方法在过渡经济时期的买方市场条件下运用有一定的局限性，不能很好地揭示我国制造业发生大面积衰退的本质原因。本文认为中国制造业衰退的原因，还应该从企业的产业选择和投资机制、进入和退出、行政垄断和用户垄断、价格预期等微观经济层面进行深入分析。

【英文摘要】Chinese economists used to be partial to method of macro-analysis for develo pment of manufacture industry in China.Scometimes it may be not available for Chinese transition economy under buyer market,and may not well explain why Chi na's manufacture industry falls into current decline.This paper develops a dyn amic analysis that provides an intemallyconsistent micro-foundation framework where various effects of manufacture industry decline,such as firms'industrial choice and investment mechanism,entrance and exit,administrative monopoly and buyer monopoly,price expectation,etc.,can be deeply studied.
【关 键 词】中国制造业衰退(Manufacture industry decline)/微观经济分析(Micro-analysis framework)
【参考文献】
    ①刘志彪：《中国产业发展研究》，南京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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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④陈燕荪：《中国制造业改革与发展的几个问题》，《宏观经济论坛》1999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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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图分类号］F4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8306(2000)01-0080-04
    进入买方市场以来，我国制造业发展整体呈现需求低靡，产能过剩，竞争过度，竞相杀价的不良格局，制造业企业陷入空前的困难之中。如机械工业从1997年开始，已出现按现行价格计算的工业产值低于按1990年不变价格计算的工业产值的现象，这是建国以来首次出现的不正常情况，反映出机械工业内部剧烈的价格竞争态势。

    对此问题的起因分析，我国经济学界的解释各不相同，但比较惊人的是，大都偏向于采用宏观经济分析方法。

    例如，有人认为矛盾应该归咎于1997年下半年以来的亚洲金融危机。毫无疑问的是，金融危机对我国制造业的衰退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除了直接的出口需求大幅度下降，从而影响国内那些以出口导向为目标的制造业企业外，还会通过直接和间接的产业关联，影响国内其他制造业企业生产能力的发挥。但是，我们决不能把亚洲金融危机看成是造成中国制造业发展失衡的主导性因素，而只能被看作是起了雪上加霜的外生冲击性因素。因为，一个最基本的判断是，中国制造业的发展失衡状态，早在80年代末、90年代初就已经出现，经过近10年的矛盾累积，到现在已经充分暴露了。

    还有人认为，在开放的宏观经济背景下，外国直接投资企业大举进入中国市场、大幅度的竞争性进口和沿海猖獗的走私活动，对中国制造业陷入全面的衰退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的确，目前我国制造业的技术水平与国外还有很大的差距，经济增长对关键品的进口依赖很大，外资企业的大举进入和国内企业的大规模进口，对尚处于幼稚阶段的国内产业在短期内会有致命的冲击。从我国这些年来制造业产品进口结构和规模看，一些支柱产业和基础产业对进口设备的依赖程度比较高，目前石油化工装备的80%，轿车工业装备的70%要靠进口；数控机床、纺织机械、大型工程机械、胶印设备等高新技术设备市场的70%被进口产品占领；机械行业的设备进口额从1990年的163.6亿美元，上升到1995年的430.7亿美元，年平均增长21.4%。但是，应该看到，外资企业进入中国会直接增加中国国内制造业的GDP和就业，进口外国机械电子产品也会提高中国企业的技术准备水平和出口竞争力，它们也是阻止国内制造业衰退的抵制因素。

    也有人认为，从国内推行的经济发展战略角度来分析，中国制造业的发展是在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前提下进行的，由于长期以来推行制造业超前发展的战略，使中国制造业产值占GDP的比重比起处于同样经济发展阶段的国家来说，要高很多。这种格局使制造业的进一步发展受到了人均收入低，特别是农民人均收入低的阻碍，制造业的产出缺乏市场需求，特别是农村市场需求的支撑，因而在出口乏力的情况下，就一定会形成生产过剩和制造业衰退。由此我们会进一步问，为什么在市场取向的改革中，我们还可以长期地推行制造业超前发展的战略呢，是不是有一种更为基本的因素在起作用？

    对制造业如何摆脱衰退困扰的研究，必须首先探讨其陷入衰退的起因。这也是我们寻求在买方市场条件下实施制造业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战略的起点。我们的基本观点是：我国制造业衰退的基本原因必须首先从我国经济运行的内生性因素去找，必须摆脱在研究中采用单一的宏观分析方法，从制造业企业和市场关系的层面，在微观经济分析框架内寻找其陷入衰退的真正原因。

    依据对我国微观经济运行的仔细观察，我们提出以下几个关于我国制造业发生衰退的原因的经验性假设，并对其进行一定的论证。如果这些假设能够在进一步的研究中被不断地证伪或者证实，那么它们就可能成为我国今后制造业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政策设计的出发点。

    （一）投资假设：制造业发生大幅度衰退，是因为在同一技术水准下对制造业的投资过度，同时对高技术水平的制造业投资不足

    这里所说的投资过度，有两层含义：一是投资所形成的供给能力大大超过同一时期的市场需求，造成过度生产过剩；二是同一行业内部的产出品在技术水平、产品质量、规模效益等方面没有某些明显的差别化。在同一技术水准下对制造业的投资过度，使同一产业内部拥挤了过多的竞争者。面对有限的市场容量，绝大部分企业都不可能达到设计的生产能力，因此在短期内企业必然以降价竞争奋力拼搏，长期内必然要有许多企业被清除出场。这方面的例子在中国制造业发展中比比皆是，从黑白、彩色电视机、单双门电冰箱、空调、冷柜、微波炉、VCD机、各种酒类项目，到汽车、机床、农用拖拉机、滚珠轴承、乙烯项目等等，无一不走过了这种过度投资的成本高昂的发展道路。在这一过程中垮了多少企业、浪费了多少投资，没有人能够说得清楚，也没有人进行过系统的总结。我们说对制造业投资不足，是指对制造业中高档次产品和设备的生产能力投资不足。例如，我国纺织服装工业生产能力严重过剩，但是做高档服装的面料每年还要进口数十亿美元；冶金钢铁工业生产能力过剩，但是就像做易拉罐的材料还得依赖进口；发电设备、数控机床等虽然国内生产能力很大，但是主要的高档产品供给还取决于进口。中国电器工业协会曾经做过一个调查分析，中国目前制造业中，凡是生产能力特别过剩的产业，实际上也是净进口量特别大的产业，其中最大的进口部门为机械工业。1990～1996年，每年进口的机械设备占当年固定资产投资中设备购置费的2/3左右，1995年高达75%。个中原因不外乎是我国制造业对R&D投入太少，技术改造投入不足，所做的产品档次与国外差距比较大，而用户对产品设备的要求又比较超前，往往要把世界上最好的产品拿来装配自己的企业。

    （二）行政垄断假设：制造业发生大幅度衰退，是因为制造业用户的变相行政垄断

    在市场需求中占据绝对份额的用户可以通过垂直一体化(Vertically Integrated)、垂直约束(Vertical Restraints)等途径进入上游产业，以用户身份操纵要素或投入品市场，取消上游产业的供给竞争，排斥对手，达到垄断市场的目的。如经济中的电力、邮电、铁路等部门，是属于用户垄断性的部门，但是其投入品的供给却是分散的。这样就有可能造成用户操纵价格的态势。有鉴于此，把制造部门与使用部门严格分开，规定这些重要产业的用户不得投资于与其相关的制造业并进行一体化，是市场经济国家反垄断法的核心和精髓。我国从计划经济走向市场经济的过程中，一些原来的部门政府改革为总公司，这些公司在市场盈利信号的诱导下，往往利用用户垄断优势自成体系扩张，排斥非本公司系统的产品。如国家电力公司就扶持起自己的电力制造业，做不了大的锅炉、汽轮机，就做控制辅机、环保设备等等，不买本系统以外的机械制造企业的产品。还有如邮电部门作为用户，也在大搞自己的制造业，大量投资原先由生产机械工业部门生产的通讯电缆、光缆、程控交换机。铁道系统也生产铁路货车滚珠轴承，把价格压低到低于成本价的10%以下，使全国机械系统的五大轴承厂难以生存下去。再如某省市公路管理部门在获得一家公路机械生产企业的股份馈赠后，将地区公路设备的订单完全交给该企业生产，致使该地区其余几家同类企业被迫退出市场。诸如这样一类用户排斥投入品供给竞争的市场结构，必然在降低投入品产出量的同时提高投入品的价格，造成所垄断行业的需求减少、供给降低，在经济不景气时期还直接和间接地造成经济的大幅度衰退。

    （三）衰退程度不足假设：制造业大幅度衰退，是因为制造企业衰退的程度不够，一部分低效率的制造企业在衰退期间没有能够正常退出和死亡

    在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下，市场竞争过程中会产生“清除效应”，即产业中效率高的企业不断淘汰效率低的企业，一个企业迅速发展壮大起来了，就意味着有若干效率相对低的企业在竞争中被清除了，或者退出了。因为一个产业在一定时期中，市场容量是有限的，面对有限增长的市场，某些企业竞争力迅速提高，市场占有率迅速扩大，就意味着有相当一部分同类企业日子难过，一部分企业要死亡，要被逐出竞技场。也就是说，同产业中一部分企业的日子好过，是以一大部分企业的日子难过为前提。客观现实告诉我们，要把所有的国有企业都搞好，都让其走出困境是不可能的，不让一部分企业死掉就不可能搞好另一部分企业。让一部分竞争力高的企业逐步兼并一部分效率低的企业，才是可行之策，要通过市场竞争，清除一部分同产业内部的低效率企业，才能实现向结构调整要效益的发展目标，我国目前一些实力雄厚的乡镇企业，大都是从市场竞争的血与火中身经百战杀出来的，在他们身下，曾经倒下无数的失败者。这种优胜劣汰的进化机制保证了乡镇企业的活力，但是却难以成为国有企业新陈代谢的发展动力。全国三十几万个国有企业，其中至少有2/3是属于亏损和潜亏企业，但是却难以被清除和退出，一家国有企业倒闭就是一场风波。乡镇企业倒闭了就倒闭了，没有听到任何人说不正常、不应该，可是国有企业不同，一说要死就有人叫，有人保。政府保国有企业，以前可以动用一切手段，包括动用银行贷款发工资。一个落后的企业被暂时“保”下来，只能说明该企业衰退得还“不够”，产业内生产能力过剩得还“不严重”，因为政府不可能有承担这类企业衰退的长期的财政实力。

    （四）用户预期假设：制造业发生大幅度衰退，是因为在衰退期间用户购买制造业耐用产品和设备的价格预期得到强化，从而导致制造业产品价格不断下跌

    目前国内制造业产品和设备市场的衰退，已经到了非常严重的程度，某些产品的价格降价幅度很大，甚至降到了成本以下。如农用三轮车，平均降价25%，销售价格低于成本价100～500元；单缸柴油机今年的降价幅度也达到30%～50%。电视机、VCD机、微波炉等消费类电子产品的降价风潮不断掀起，许多企业被卷入价格战，正常的经济循环难以维持。在企业的价格竞争战中，用户和消费者的降价预期被唤醒，持币等待进一步降价后购买的心理得以强化，从而造成了制造业企业市场的进一步衰退。对此现代经济学解释为，在一个具有两阶段的耐用商品购买决策模型中，消费者已经知道生产者具有庞大的过剩生产能力，竞争使得生产者不可能承诺在第二阶段少生产或者不生产，因此，随着第二阶段供给的增加，他们预期第二阶段的价格会在第一阶段下跌的基础上进一步下跌。由此，消费者理性的决策是持币等待到第二阶段购买。这种微观行为的宏观效应，是价格的进一步紧缩和企业的进一步困难。这种情况不仅仅出现在制造业产品市场，在其他耐用消费品市场，诸如房地产业市场中也严重存在。

    （五）产业选择理论不当假设：制造业生产能力大幅度过剩，是因为我们的各级政府在发展经济时深入广泛地推行了所谓“工业化工业”战略，以及不适当地利用了产业选择理论

    推行“工业化工业”战略，是发展中国家的普遍特征，但是，实践证明其效果绝大多数不好。“工业化工业”的观念，是指一个国家在经济发展中的某些工业部门能够产生“工业化”的牵引效应，而其他工业部门则不具备这种功能。按照这一理论，作为第一次产业革命象征的钢铁工业和冶金工业，以及作为第二次产业革命象征的重化学工业，和作为第三次产业革命象征的信息电子工业，就被发展中国家先后认作是主要的“工业化工业”部门，同时把其作为民族工业的象征而进行独立自主的发展。如果说在1978年之前我国推行的工业化战略与其有惊人的相似的话，那么在改革开放20多年中，我们是一方面在纠正这一错误，如80年代初我国按照当时的市场需求导向，全力推行轻工业优先发展的战略，从而挽救了濒临崩溃的中国经济；另一方面又以其它形式继续着。改革开放过程中，我们虽然抛弃了政府集中资源和行政导向的重工业战略，市场机制开始逐步在产业选择和投资决策中起作用，但是，在具有典型转轨经济体制特征的经济运行中，政府特别是地方政府和部门政府并没有退出市场盈利领域，并没有摆脱选择“工业化工业”部门加速发展经济的思路，只是把这种战略换成了选择所谓“主导产业”的口号。90年代初，全国有40几个部门建立了自己的机械制造业，当时的国家机械委员会搞了个包括29个大行业的规划办公室，最后以失败告终的例子，就是明证。近年来，全国几乎所有省、市、自治区，在其发展战略里都特别提出要大力发展信息电子产业，也充分说明了“工业化工业”战略的深入人心。由于推行“工业化工业”战略是在分散的“诸侯经济”中进行的，各个地区、各个行业都追求自成体系的独立扩张，谁都想拥有自己的一套独立的不依赖于别人的工业体系，肥水不流外人田，万事不求人。结果造成区域和部门封锁，大项目资金集中投向热门产业，这种发展战略导向下的政府行为，不造成重复交叉生产和生产能力过剩衰退才怪呢？

    撇开体制性因素不论，我们认为美国管理学家迈克尔·波特的产业竞争理论，也在微观上与“工业化工业”战略具有趋向上的一致性，对中国地方政府和企业在选择投资项目和进入产业方面，起到了许多的负面影响。因为根据波特的企业战略理论，企业的实际绩效取决于企业所在的行业状况，所在的行业状况有利于企业，其盈利绩效就好。根据这一原则，地方政府和企业纷纷把资源投入那种垄断性强、盈利可能性大的产业，在很大程度上造成了投资和建设上的“一窝蜂”现象。实际上这一理论具有很大的局限性。因为不同的产业虽然在现实中盈利的潜力可能不同，但是不应该忽视的是，“好的产业”中有坏的企业，“坏的产业”中有好的企业。最终还要看企业的经营管理能力和核心技术的掌握情况。

    （六）进入壁垒假设：制造业大幅度衰退是因为我国某些制造业的市场进入壁垒太低，同时伴随着某些具有高进入壁垒的制造业中，地方政府利用行政权力突破进入壁垒的能力太强

    产业进入壁垒的高度，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决定企业获利能力的一个十分重要的经济因素。进入壁垒高的产业，由于潜在的新进入企业困难，既有的企业市场势力比较大，盈利能力就强。我国的金融投资体制，总体上并不帮助企业形成经济竞争力进入壁垒。由于资本市场的欠发达和大规模银行融资的困难，特别是对那些非国有的乡镇企业和民营集体企业来说尤其困难，所以，我国的许多制造业企业往往以小规模形态进入本来应该大规模运行的现代产业领域。这种非优生的企业单体生产能力很小，但是无数企业加总起来在量上巨大，普遍存在消耗大、产品质量次和对生态环境破坏大的弊端。从产业素质的角度看，它们不仅是“先天不足”的，而且还很难在“后天”的竞争中得到“优育”。在缺乏优胜劣汰机制和有效资本市场作用的情况下，它们或者不能自动清除性退出，或者不能通过收购兼并和各种资产重组的方式进行产业整合。像我国绝大多数乡镇工业企业一样，这些企业既然已经进入就要生存，在不规范的市场中它们还要利用各种非常规的手段争夺市场份额，大企业如果机制不活还有可能处于不利的市场局面，甚至出现“逆向淘汰”的不良格局。另一方面，对一些进入壁垒较高的产业，地方政府往往可以通过行政力量来突破。譬如地方要上电线电缆这种高投入的项目（这类项目投资大，但是产品生产手段和产品质量、产品性能大体相同，属于均质性产品，容易发生生产能力过度情况，竞争的手段主要是价格变量），往往把项目的立项部门挂在地方电力局，产值统计上算是电力局的（体现电力局的政绩），用户也是电力局，由其采购地方生产的产品。建设项目的融资担保也由电力局出面，搞到贷款后项目就能上马。可以想象的是，如果不是行政割裂的地方和部门政府运用行政垄断势力各搞各的，突破资本壁垒高的和规模经济壁垒高的产业的进入门槛，在现有的融资体制下一些制造业部门是不可能出现大幅度的生产过剩情况的。

    理论和实践都证明，一个国家制造业产业的竞争力，是一个三维结构所构成的框架体系：管理和体制、市场、技术能力。其中市场是中心，技术能力是基础，管理和体制是软件的保障机制。缺乏任何一方面，这个三维结构都是不稳定的。用这种制造业竞争力的三维结构来分析我国制造业的发展现状，不能发现其陷入困境的根本原因。详细地探讨这个问题不是本文的篇幅所允许的，这里仅就体制问题谈一点。

    笔者认为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来，中国制造业的发展始终没有解决微观的发展机制问题，具体来说就是地方和部门政府及其企业的软预算约束问题。这种软预算约束包括三个方面：一是投资资金来源上的预算软约束，投资决策可以不承担或者少承担投资风险，不负或者少负回报的责任；二是资本和劳动市场上的淘汰软约束，企业投资失败，而资产、债务、人员难以清盘；三是产品市场上的竞争软约束，地方和部门政府可以借口发展经济利用行政垄断力量保护自己和排斥外来的新竞争者。可以这样说，我们上述所提出的若干假说性命题，大多数都可以用三个方面的软预算约束来解释。例如，“八五”期间中央审批的15个乙烯投资项目，有10个项目的经济规模不仅大大低于国际竞争对规模经济的要求，而且低于我国产业政策规定的最低界限（30万吨／年），工程结果大都建成了年产11.5万吨的小型化工项目。这些项目从开工的那一天就注定要发生亏损。类似的现象在机械、化工、电子、汽车等产业均有发生，是一种较为普遍的问题。其原因只能归咎于资金来源的软性约束，投资主体不用考虑投资责任和投资风险。制造业产品用户大量投资于这种制造业，同时利用垄断力量排斥其他制造业企业产品进入，这种现象是典型的缺乏产品市场竞争约束的例子，同时也与一般的软预算约束相关：不讲生产成本，可以把高代价转嫁给其他用户承担，如打入电的成本让电力消费者承担。

    在我国理论界，有一种十分幼稚的看法是认为可以完全通过市场的自发竞争自动解决生产过剩和规模经济问题，认为规模经济是竞争的结果。这在抽象的意义上讲是对的，但联系到中国目前的实践讲则是有前提的。如果不在强有力的反行政垄断政策的支持下，我们越让市场去自动解决，竞争的效率就越低。另外，流行的观点把制造业生产能力过剩，归咎于本位利益诱导下的分散的投资决策，或者归咎于中央缺乏宏观调控等，实际上都没有真正抓住问题的本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