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我国制造业发展方式的转变，要充分重视在微观经济层面上重构“价值链治理”① 的问题，即要重视我国企业在全球价值链（GVC）中的被“俘获”与“压榨”地位以及如何及时突围等问题。加快构建以内需为基础的国家价值链（NVC）体系和治理结构，实现国民消费需求支撑下的、由本土企业作为“链主”地位主导下的发展，是新一轮全球化条件下我国与世界经济“再平衡”机遇中制造业发展方式转变的最重要的微观经济战略选择。 实施这一战略的相对成本也是实力相对弱小的国内企业可以接受的，其相对熟悉的市场和文化背景，也决定了这一战略的可实施性。而且，当今处于特定产业集群中的中国企业，往往同时处于几种治理类型和性质不同的价值链中，集群中的企业可以把在某条价值链中学习到的东西，运用到另外一条价值链的某种升级活动中，从而实现低成本的产业转型升级。 在中国发展背景下，专业化市场和领导型企业是我国构建NVC以实现发展方式转变、扩大内需的主要机制和方式。专业化市场作为构建基于NVC的重要载体和平台，其优势在于它可以为企业的产业转型升级提供多样化市场空间。而构建NVC时强调其中的领导型企业的发育和成长，其实质就是要我们努力培育基于NVC的“链主”，就是要我们努力培育中国的跨国公司。
     
    关 键 词：转变发展方式/全球价值链/国家价值链/中国制造企业

　　如所周知，2008年以来的全球金融危机其实是对中国过去发展方式的冲击和考验，说明中国长期依靠高投入、高消耗、高排放实现高增长的传统制造业发展方式已经走到尽头，继续维持在价值链低端和“微笑曲线”底部的出口导向和粗放发展方式，不仅难以持续而且也会造成各种严重的结构“失衡”，尤其是难以纠正中国与世界经济之间所发生的严重不均衡，而且由此导致在可能严重阻碍中国人民的福祉进一步提升的同时，遭遇到世界其他国家尤其是发达国家的更加严重的抵制。

　　“十二五”时期我国扬弃过去实施的单一的出口导向转而选择扩大内需的战略，在现实中面临着一个有重大争议的两难选择：一方面，继续维持在“GVC底部”进行出口导向的发展方式，具有明显的不可持续性，因此攀升GVC高端的产业升级就是势在必然；另一方面，如果我们现在就摆脱主要由跨国公司所主导和控制的GVC分工体系，试图进行独立的大规模的产业升级，或者丢掉外需去开发内需，可能并不符合现阶段中国制造企业发展的现实基础，也有可能因为判断失误而丧失世界给中国提供的新一轮的发展机遇。这个两难选择问题表现为中国在与世界“再平衡”的过程中，将面临严峻的“短期增长与长期发展”的矛盾，实质上是发展方式转型升级的时机把握、路径选择和具体政策的协调问题。

　　在发展政策选择的研究中，我们注意到了这样一种重要的现象：那些融入GVC底部的后进经济体，很难在发达国家主导的GVC下实现价值链攀升和产业升级；相反，那些起初定位于GVC低端后来却转型为构建根植于国家价值链（National Value Chain，以下简称NVC）体系的后进国家和地区的企业，却比较顺利地出现了以价值链攀升为特征的产业升级，形成了一定的国际竞争力。在这方面，比较典型的例子是亚洲“四小龙”的国际品牌的创建过程。② 据此我们认为，在GVC的基础上构建相对独立的NVC，可能是后进国家破解“增长与升级”两难选择问题的微观层面上的突破口，也可能是实现以价值链攀升为特征的产业升级并最终取得国际竞争优势的必要路径。③

　　鉴此，本文在分析我国制造业外向型发展方式必须转型的基础上，提出了中国在下一个发展阶段上，要在微观经济层面上充分重视中国企业从被“俘获”和“压榨”的GVC中突围的问题，加快构建以内需为基础的NVC的网络体系和治理结构，本文为此提出了自己的具体构想。

　　全球价值链下的高粗放性和弱主动性发展方式

　　中国在过去三十多年的外向型经济发展中，融入的是被“俘获”型的GVC治理结构。④ 来自发达国家大买家的订单及其变化的需求，不仅像一个中枢神经指挥系统一样牢牢地控制着中国制造的命运，而且其表面合理的代工租金收益具有十分严重的“温水煮青蛙”效应，对中国制造企业产业升级进程产生强烈的“负向激励”作用。总之，它不仅是中国经济发展方式高粗放性的主要原因之一，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弱化了中国经济独立自主发展的主动性。这一事实简要地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它使中国制造在国际市场上难以发展出著名品牌，难以开发出具有战略控制意义的国际营销渠道和营商网络，更难以具备行业关键核心技术，在国际分工体系中经常受到国外产业的纵向压榨和横向挤压，处于制造加工环节的我国的代工企业普遍面对研发和设计（被提高授权费或提高关键零组件价格）与市场网络、品牌、营销（被压低代工价格）两个高端力量的持续控制，造成生产/加工/装配/制造环节的低附加值特征，出现了“代工＝微利化”的代工困境。更为严重的是，中国制造被一些人认为与低端、低质、低价联系在了一起，没有像20世纪60年代的日本制造和70年代中国香港、中国台湾和韩国制造那样，及时摆脱这种不雅联系，这不仅直接影响了中国制造在世界上的市场形象，而且限制了中国制造在国际市场上的发展空间。

　　第二，以低级要素嵌入GVC来发展外向型经济，抑制了企业对产业升级空间的自主选择。从事国际代工的企业很容易被国际大买家锁定在产业链的低端从而进入代工的路径依赖，即当这些企业开始转向GVC中的研发、设计、品牌、营销等高端功能时，即走以现代生产者服务业驱动发展的高端道路时，只有少数企业获得成功的证据。绝大部分中国企业仍然局限于生产功能的建设，以大规模、低成本、低价格取胜。走出产业链的低端向产业链高端攀升，是未来中国经济转换发展方式的非常现实的问题。

　　第三，中国东部地区企业定位于GVC中的低端环节，不仅限制了东部地区现代服务业的发展和城市功能的提升，也压制了中西部地区的发展空间，是形成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东中西发展差距日益扩大的主要原因之一。东部地区定位于GVC的低端，使我国中西部的廉价劳动力和自然资源源源不断地流向东部，从而一方面中西部地区沦为低端要素的供应地，另一方面被东部地区压制在外向化发展的“隔离”地带，成为困扰中国经济持续增长和社会全面进步的重大问题。

　　第四，以国际代工为特征的外向型经济发展方式，为了满足国外市场消费者的苛刻要求和外国政府对产品质量和环境的严格规制要求，在国内设备与国外设备具有较大技术落差的前提下，往往需要动态地引进国外先进设备进行生产。这种发展格局，会使研发水平比较落后的中国在设备引进方面付出巨大的周期性成本，更为重要的是，它打乱了中国东中西三大地带的产业布局和分工，使中国原本配置在中西部地区的重装备工业丧失了技术追赶的机会的同时，又失去了据以进行产业升级的市场份额。

　　第五，为了解决国际代工企业在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上的“脑体分离”问题，摆脱单一的“世界加工厂”的尴尬地位，我国在工业化和结构优化调整的过程中，由于先进的、高级要素型的知识资本和技术资本投入不足，只能通过引进外资的高端生产者服务业来吸收高端的制造业FDI，这又限制本国的高端生产者服务业的发展余地和选择空间。只有发展起本国的高端生产性服务业，才能够在经济开放中使自己的国民经济体系独立化，而不使经济运行受制于外国资本。

　　第六，以低级要素发展外向型经济的方式，不容易形成国际竞争中的差别化定位，相反极易形成以价格竞争为主的低端生产能力过剩格局。过去我们在国内消费力低下的条件下，把国内过剩的能力通过廉价商品消化在了欧美国家的市场。它的后果是：既消耗了中国的资源和环境，造福了发达国家民众，但人家并不领情，反过还遭到人家的嫉恨，说是中国产品挤占了人家的市场，导致了人家工作岗位的转移和消失，毁坏了人家的经济基础和正常运转体系。更有甚者，像保罗·克鲁格曼这样的超级学者，还屡次抨击中国说，是中国对美国的出口导致了美国的资产泡沫和全球金融危机⑤。

　　实践已经证明，在全球化背景下，依靠低级生产要素嵌入GVC进行出口导向的发展方式，是不会有长久的国际竞争力的。今后我国要在GVC上建立起强大又持续的国际竞争优势，就必须改变把开放战略的着眼点和竞争优势建立在初级的、一般性生产要素的发展方式，大力创造、吸收和利用高级生产要素和专业性生产要素，由此成为我国攀升GVC、发展开放型经济的新的战略性选择。

　　今后中国制造业的升级，在微观上必须经历包括工艺流程升级、产品升级、功能升级、链条升级以及集群升级等在内的多个过程。在高度融入国际分工体系、以低端要素嵌入GVC的新形势下，中国出口导向型制造业虽然能够较快实现工艺流程升级和产品升级，但是却面临着功能升级、链条升级以及集群升级等中、高层次的产业升级困境。鉴于功能升级是中国制造面临的最迫切问题，为此我们一方面可以通过构建区域价值链（Regional Value Chains,RVC）、NVC（刘志彪，2007）等从战略上进行突破，另一方面则需要借鉴国际经验，加快生产者服务业发展，增强生产者服务功能，通过高级生产要素的投入，实现中国制造业发展向高端路线（high-road）的转型。

　　突围被“俘获”的GVC：构建基于NVC的产业转型升级机制

　　从“制造大国”转变为“制造强国”，中国必须在微观层面上高度重视从被“俘获”的GVC中突围的战略问题。在融入GVC的基础上，中国尤其要重视重新构建基于内需的NVC的战略问题，也就是要把依赖于别人的“外围”关系改造为以我为“中心”的控制关系，由在GVC中的“承包、接包”关系变成“发包”关系，由“低端”关系变成“高端”地位，由“打工者”的关系变成“老板”的关系，由“制造”变成“创造”的关系。显然，这是一场关系到中国经济尤其是制造业发展方式转变的革命性变革。

　　重新构造基于内需和现代产业体系的NVC，并不意味着我们提倡实施计划经济时期的封闭战略，也不是要走什么出口导向逆变为进口替代的老路，而是要基于内需重新整合中国企业赖以生存和发展的产业关联和循环体系，重新塑造国家价值链的治理结构，重新调整位于不同区域的中国产业之间的关系结构，为中国制造业升级和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奠定坚实的发展平台。在融入GVC的基础上重新构建NVC战略，不是要放弃已有的国际市场需求和份额，而是要由依赖国外市场转化为以国内外市场并重的协调发展道路，作出这一结论的主要依据是：

　　首先，我国外向型经济快速发展最少也有20年以上的时间，很多地区尤其是东部沿海地区的基础设施、设备资产和制度机制等，甚至干部配备、思想理念等都是为出口导向战略设计的，企业对国际市场的运作也是驾轻就熟，市场的突然转向必然会危及资产运作的效率。

　　其次，国内市场虽然庞大，其发展潜力也十分诱人，但是在现在的社会发展和民生发展水平上，要通过增加普通民众的收入水平和改善收入分配结构来真正化解中国巨大的生产能力，使其真正能够起到发展方式和结构转换的支撑作用，还有待时日。在这个以时间换空间的渐进过程中，以国内外市场并重协调地构建新的价值链治理，就显得尤其重要。

　　第三，从操作上来说，更为重要的是，依托国内市场做品牌，然后一步一步地做成世界品牌，与满足当前的出口导向的需求之间，是没有多少矛盾的。它与一方面接受国际大买家的订单，另一方面又用别人的设计和技术与别人在外国市场进行直接的争夺的做法不同，可能并不会立即触犯发达国家大买家的根本利益，因而可能不会立即遭到来自国际大买家的围追堵截和坚决抵制。而且实施这一战略的相对成本，也是国内实力弱小的企业可以接受的，其相对熟悉的市场和文化背景，也决定了这一战略的可实施性。

　　过去研究GVC中的治理结构与产业转型升级的国内外文献，绝大部分都对发展中国家加入GVC后的产业升级前景持有悲观的态度。⑥ 这主要是由于学者们仅仅把发展中国家的产业集群与被俘获的价值链对应起来进行研究的结果。⑦ 因为，如果我们一开始就假设在市场势力极其不对称的封闭系统中研究价值分配和治理，那么我们就不可能从逻辑上跳出“被俘获”的悲惨命运。其实事实并非如此。发展中国家尤其是中国的产业集群中的企业，参与的虽然是市场势力极其不对称的GVC，但是其整个市场运作系统并不是封闭的而是高度动态开放的，即它们既有在过去几十年中不断从GVC底部进行学习、“当学徒工和操作工”的经验，又有在多元化的市场中营销的经验，具有同时在多条治理性质不同的价值链中运作的事实体验。⑧ 在当今中国的产业集群发展格局中，处于特定产业集群中的企业往往面临着激烈的市场竞争，这种集群内部以及集群之间的竞争，以及出于回避风险的需要和实施多元化市场战略的需要，使一个企业同时跨越在几种治理类型和性质不同的价值链中，运作在一个多样化的市场体系中。如广东、江浙地区的很多产业集群中的企业，它们既融入由美国跨国公司所主导的以被俘获为特征的GVC，也加入由欧洲跨国企业主导的松散型的价值链，有的还同时自主地对东南亚、南美洲和非洲出口独立的品牌，它们在国内市场也有大量的并不依赖于中介代理的直接的销售。在后两种情况下，它们实际上依据的是市场导向的价值链治理体系，这也是我们要分析的重点问题。我们认为，在不同类型和性质的价值链中，集群中的企业可以发挥所谓的“杠杆能力”（leveraging competences），即把在某条价值链中学习到的东西，运用到另外一条价值链的某种升级活动中，从而实现低成本的产业升级。因此我们认为，忽视了当今产业集群中许多企业跨越几种价值链治理的现实，即企业既融入GVC又同时有可能加入NVC和区域价值链的现象，就很容易得出发展中国家企业既无法摆脱国际大买家的控制，又升级无望的悲观结论。

　　NVC基于国内市场需求发育而成，由本国企业掌握产品价值链的核心环节，在本国市场获得品牌和销售终端渠道以及自主研发创新能力的产品链高端竞争力，然后进入区域或全球市场的价值链分工生产体系。我们之所以说在NVC条件下企业可能会拥有完整升级能力以及国际竞争力，其背后的原因在于：

　　（1）本国市场的容量特别是高端市场的容量，是决定该国企业创新能力能否培育而成的最根本因素。无论是企业的产品设计与研发，还是其生产制造和商业化环节，创新活动得以实施的最根本、最有效的激励因素，是创新成本与收益的权衡比较。只有经济体中存在足够规模的收入处于增长阶段的消费者需求，以及对高价格的创新产品有购买支付能力的意愿需求时，企业的高级要素投入才能得以最终转化为创新活动的收益。这被称之为“需求所引致的创新”。

　　（2）对成长中的中国经济来说，处于产业价值链高端的“链主”的构建，也要依赖于高速增长的市场来支撑。目前处于“链主”地位的发达国家跨国公司不仅仅具有对核心技术的控制力，而且具有对终端市场的控制力，由此实现其对高端环节活动投入的补偿，以及对利益分配的控制力和主导权。毫无疑问的是，支撑这种“链主”地位的力量在于“链主”的规模优势。而规模优势无非是通过企业内生成长和外生成长两条道路形成。前者由于是企业通过内部积累一点一滴地成长，因而在其具有稳健性的优势的同时，也具有发展速度慢的风险；后者主要通过资本市场的收购兼并形成，因此企业发展速度快但运行风险大。根据美国经济学史家、198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斯蒂格勒对企业发展史的考察，认为在当今美国，没有一个大公司不是通过兼并成长起来的，靠企业自身积累扩张早已成“陈年旧历”。由此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基于市场成长性的收购兼并活动是塑造NVC中“链主”地位的主要手段和途径。

　　（3）从竞争手段来看，发达国家日益依靠对市场进入壁垒的打造来获取其竞争优势，主要表现为由价格竞争转向为以构建知识产权保护和专利池体系为核心的市场进入标准体系制定权的竞争。一方面，发展中国家依托于内需所构建的以专利为基础的市场进入标准体系，既可以强化本国企业所具有的高级要素竞争优势，又可以以专利授权收费方式来构造针对国外竞争者的进入壁垒，抑制模仿者的技术赶超能力，确保本国企业所投入的研发活动费用得到充分补偿。另一方面，利用本国企业所拥有的专利标准体系，可以作为一种进入别国市场、绕开对方市场标准壁垒的交换“筹码”。

　　NVC条件下中国企业产业升级的主要困难，可能在于以下几个方面。⑨

　　（1）缺乏升级的主要和关键的资源。如本国企业可能难以独立地聚集起升级所需要的持续的资本（如持续的广告投放的资金能力）和人力资源（如高水平的国内技术研发设计和熟悉市场运作的高级管理人员）。

　　（2）在国内市场开放过早、开放幅度过大的情况下，本国升级企业可能面对强大的外国竞争对手的市场争夺，从而有可能发生挤出效应。

　　（3）国内市场消费者的挑剔程度可能不如国际市场，因而企业的升级换代压力不如国际大买家的要求苛刻。在这种情况下，阻止国外进入的政策努力会演变为保护落后的竞争者，反而有可能事与愿违。

　　（4）本国企业缺少企业重组的资本市场机制，难以发育出像国际大买家那样的规模实力雄厚的跨国公司。在这种情况下，国内价值链就缺乏足够的延伸性和关联性，进入链中的企业也会处于不稳定的状态。

　　最后应特别指出的是，在GVC下，当中国随着劳动力成本、土地价格等要素成本上升时，作为发包方的发达国家，出于运输成本等交易成本因素的考虑，会将外包订单转移到其他要素成本更低廉的发展中国家，而不会向中国内陆不发达地区转移和辐射。这显然不利于中国内部的平衡发展，同时，造成发展中国家之间在价值链底部的发展竞争格局；相反，NVC条件下，出于文化因素和市场熟悉程度等因素的考虑，一般首先会实现产品链在自己国家内部的布局和转移，随着劳动力成本和土地价格的上升，NVC中的劳动密集型生产环节会向经济欠发达地区转移和辐射，从而缩小国家内部的发展不平衡。

　　构建NVC的中国“链主”与制造业转型升级的方式

　　1.构建NVC的中国“链主”的两种可能的载体

　　（1）产业集群中的专业化市场。考虑到中国企业的生产制造组织以及参与全球贸易的客体对象是以产业集群作为载体的客观事实，我们认为，产业集群形式是中国制造业构建基于NVC的中国“链主”的最为重要的载体。⑩ 产业集群的兴起与发展，与集群中专业化市场的存在和推动作用密不可分的。(11) 专业化市场已成为联结中国生产者供给体系与消费者需求体系的最重要的市场交易平台。专业化市场最为显著的特征就是具有“双边市场效应”，即其既是生产厂商“卖”的市场交易平台，同时又是采购和销售商“买”的市场交易平台。这种双边交易平台利用声誉机制和集体惩罚机制，有效降低了买卖双方的交易成本，抑制了可能造成类似“柠檬市场”的机会主义行为和道德风险，实现了规模经济、范围经济和专业化分工经济三种优势因素的充分融合。(12) 从交易主体来看，专业化市场所联结的是可能拥有自主品牌的本国生产厂商与专业化的国内外批发零售商，而不是直接面对消费者。与GVC条件下中国企业只作为跨国公司的代工者的角色不同，这种交易载体一方面具有卖方市场的“可选择性”和“可切换性”特征，生产商可以在国内外不同采购商之间进行切换，而不会仅仅将市场局限于特定的国际大买家或跨国公司。另一方面，这种载体中的生产供应商不仅是具有生产制造能力的低端供应商，而更有可能是创造出品牌和具有设计研发能力的高端供应商。这是因为，如本文第三部分所述，产业集群中的客观存在的专业化市场载体，可以为企业向价值链高端攀升提供可能的多样化的市场选择和发展空间。

　　（2）产品链分工网络中的领导型企业。在这种网络中，某些掌握着品牌和销售终端渠道、具有研发设计能力的领导型企业，位于产品链“金字塔”形分工网络的顶端地位，且拥有对网络内的其他企业的领导和控制权，这种性质的企业也是我们所说的NVC中的“链主”。产品链分工网络中的领导型企业，将产品链中非核心、可标准化的生产环节外包给与其有协作和控制关系的独立企业，组合成一个具有“弹性”和“协作效率”的生产分工网络体系。这是一种可称之为“单边市场平台载体”的网络。因为在该网络中，一方面，领导型企业必须直接面对消费者，必须通过品牌、网络、营销体系和终端渠道的构建，来向最终消费者传递产品特征信息，而且，它们还必须具有对最终消费者的需求偏好的变化做出快速调整的能力。另一方面，在领导型企业与零配件供应商之间，并不是一种单纯的市场交易关系，而是融入了权威服从关系的商品交易契约。表现在：外包的零配件的差异性越大，关系型交易的特征就越强；外包的零配件的标准化程度越高，商品交易契约的性质就越强。由此形成由不同企业所组成的多层次的产品链分工协作体系：越是处于紧密协作层的外包协作企业，与领导型企业进行隐性知识交流、技术交流的可能性越大，其创新研发能力也就越强；反之亦然。可见在NVC条件下，只有中国制造企业承担了价值链中的领导者，这样的NVC才具有产业主动性升级的机制和能力。这个结论等于这样一个简单的命题：构建NVC条件下的领导型企业，等同于中国必须通过竞争和大规模的资产重组，塑造出本国跨国企业或者中国的具有领导力量的巨型公司。很显然，这不仅需要有内需支持，而且也需要一个有作为的强势政府的不懈努力。

　　2.基于专业化市场的NVC构建与升级

　　专业化市场具有“天然”适应中国国内市场消费者需求特征的内在匹配性。中国现阶段的收入不平等造成了国内需求市场存在一个巨大的低端市场需求空间，这就为以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要内容和特征的专业化市场的兴起提供了发展空间。大量中国本土企业依靠专业化市场形成了区域集聚层面上的产业集群，形成了专业化且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生产网络体系。

　　随着专业化市场的区域品牌效应向全球市场的扩散，大量国外采购商“蜂拥”加入到这些市场的采购商队伍中来，同时，外资企业作为领导型企业，也逐步渗入到以专业化市场为依托的产业集群生产体系中来，形成了专业化市场及产业集群与GVC的对接，由此产生了参与GVC的“低端锁定”问题。但是，由于在专业化市场双边交易平台条件下，中国本土企业的市场并不是唯一依赖于国外采购商，很多企业在国内市场中也占据了相当大的市场份额。即专业化市场中的中国制造企业，具有在国外市场与国内市场之间进行功能“切换”而不仅是被“锁定”的发展空间。随着经济的持续发展，国内中等收入阶层的兴起，而且，这个市场拥有层次丰富的、具有“接力棒”特征的需求空间结构，这就为中国制造业构建NVC提供了一个基于高速成长的内需市场的支撑。

　　专业化市场作为构建NVC平台的特殊之处在于，它是一种可以嵌入“政府功能”作用的市场交易平台，为在具有中国特色下的NVC构建和升级，提供了一种具有政策操作意义的实现方式。具体来看，政府可以提供的“功能模块”有：

　　一是通过对知识产权保护制度的强化来限制套利——模仿——“杀价”恶性竞争行为的发生，规范专业化市场及产业集群中的交易和竞争秩序，激励企业创新研发和NVC中领导型企业的脱颖而出。在类似于封闭社会圈的专业化市场中，知识产权保护的执行成本相对要小，这就为政府干预和引导功能的导入，提供了一个绝好的实施操作平台。

　　二是政府可以通过制定和强制执行进入专业化市场产品的品牌、质量、环保、安全、劳保等进入壁垒标准，引导企业提高产品质量和产品的升级换代，并且促进专业化市场由竞争向寡头转变；政府可通过引入专业化分工的产品设计、产品检测、咨询、融资、物流等具有公共创新平台性质的高端生产服务型企业，强化专业化市场和产业集群的升级能力。

　　3.基于领导型企业的NVC构建与升级

　　领导型企业自身的能力以及它与外包企业的协调能力，共同构成了NVC的竞争力。在领导型企业的NVC的构建和升级中，市场是其中的最重要的决定力量。对于其网络治理关系而言，领导型企业与与其密切协作的中小企业之间，形成了金字塔结构的分工网络群落，领导型企业处于金字塔顶端，起着支配性或主导性作用，而众多中小企业则为其提供配套服务。企业之间的关系主要是产品链上下游的分工合作关系。不同层次之间的企业具有一定依赖性，在升级过程中，具有控制力和主导力量的领导型企业发挥着重要作用。

　　在关键技术链上投入最多、具有核心研发能力的领导型企业，能够利用其在价值链中的控制地位来实现创新投入和沉没成本的充分补偿。一方面，领导型企业能够利用其控制地位，获取创新活动所带来的利益最大份额的那一块；另一方面，通过对外包供应商的评估、淘汰等竞争制度的设计以及技术指导等，可要求供应商不断地降低生产成本，从而侵占其多层外包商的部分生产利润。这就从根本上解决了创新体系中，源自外溢效应所引起的创新动力缺失的两难冲突。

　　在领导型企业网络内，处于控制地位的领导企业实质上处于制度设计和“竞合”规则制定和维护的中心地位。从深层次来看，价值链或技术链上的合作预期利益的存在，形成了柔性关系型网络治理机制，使得外在缺失的知识产权制度，转化为价值链上具有“自我强化机制”（self-enforcing）的知识共享和知识共创制度。领导型企业的创新信息，成为其多层的外包企业的公共创新行为，所产生的整体创新收益也是由领导型企业所控制，通过领导型企业的品牌和销售终端渠道来最终实现，赋予了领导型企业对整个网络创新收益分配的掌控权。

　　领导型企业具备了获得全球价值链上较高层次外包业务的竞争能力，众多中小企业在承接外包订单的生产时接受其调配和间接管理，这就有可能在价值链内形成一个竞争有序或者合作大于竞争的分工组织结构。在这种情形下，领导型企业网络中处于分工协作地位的中小企业，可跟随领导型企业共同实现技术升级与产品升级，而领导型企业可以借助其在NVC的控制地位，在推进国内市场品牌战略和国外市场技术学习及规模经济两种具有互补性质的发展战略过程中，充分利用国内市场和国外市场的互补作用实现NVC的升级。

　　主要的政策建议

　　在出口导向型发展转向依托于内需的发展方式下，NVC的构建对中国制造企业的转型升级具有极其重要的战略性含义。在现实中，中国制造企业仍然“热衷”于融入GVC的出口导向发展，而对构建基于本国市场的NVC持观望和谨慎的态度。其中的原因，可能与收入分配的结构、制度因素和地方政府的行为等变量之间有密切的关系。为此，我们所提出的政策建议就是：

　　第一，努力培育中国的中等收入阶层，支持本国企业在国内市场实现转型升级。依托本国中等收入阶层的文化和市场，培育本国的世界品牌，是世界品牌在发展过程中尤其是初始阶段的基本特征。现阶段我国持续扩大的收入不平等和“哑铃型”的需求结构，难以对品牌形成规模庞大的需求空间，在这种市场环境中无法培养出NVC中的关键环节的领导型企业。更为重要的是，在开放经济条件下，中国本国市场中有限的高端需求市场，面临外资企业或跨国公司高质量、高性能品牌产品的竞争替代。这种情形下，企业就会丧失依托本国市场来培育NVC中的领导型企业的空间，从而使得中国企业构建完整NVC的内在动力缺失，转而选择低成本竞争的出口战略就成为其最优理性行为。

　　第二，要千方百计地降低本国企业构建NVC的制度成本。由于我国社会信用体系的普遍缺位，相对于国内市场销售，出口国外市场具有预付货款、付款及时、设备供应、学习效应、批量大且市场稳定等优势，这就激励了企业转向选择国外市场。另外，在国内知识产权保护制度或执行机制缺位的制度环境下，大量同行企业采用挖关键技术人员或者“逆向工程”的模仿和复制行为，以低价格甚至恶性“杀价”方式与研发企业进行竞争。(13) 这两个方面的制度因素已成为阻碍中国企业构建NVC以及由GVC向NVC转化的重要因素之一。

　　第三，规范地方政府竞争行为的导向。地方政府以GDP增长作为“政绩晋升”的竞争手段，直接形成区域市场的进入壁垒，提高了市场整合成本，严重阻碍了中国制造企业利用本国市场空间来构建NVC的发展空间。还有，各地区的地方政府出于晋升政绩指标竞争，对招商引资的外资或本国企业实施各种“隐形”补贴，人为扭曲了企业的生产要素投入成本差异与投入比例。这些政府行为很大程度上降低了我国制造企业凭借贴牌代工方式的出口成本，也就挤压了中国制造企业构建NVC的激励空间。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中国劳动力的禀赋优势在相当长时期内还会存在，发展加工贸易、大力推进各种形式的国际外包（例如服务外包），仍然是我国融入经济全球化的重要的、具体的、必须长期坚持的政策内容。因此，如何取得NVC和GVC的平衡和协调发展，有待于我们今后对之进一步的深入研究。

　　注释：

    ① 价值链治理（Value Chain Governance），又称产业治理或企业间治理（Inter-firm Governance），指通过非市场机制来协调在产业价值链上活动的企业间关系和制度机制。当价值链上一些企业与另一些企业发生非市场交易活动时，如跨国企业为代工企业制定产品、技术、劳动、环保等标准或者代为培训员工时，治理问题就发生了。治理是价值链问题的核心，有关文献可以参见：Coe N M.Hess M.Global production networks:Debates and Challenges.Journal of Economic Geography,2008,8(3):267-270; Gereffi G,Mayer F,2006//Gereffi G ed.The New Offshoring of Jobs and Global Development,Globalization and the Demand for Governance.International Institute of Labour Studies,ILO Social Policy Lectures,Geneva; Gibbon P,Bair J and Ponte S.Governing Global Value Chains.Economy and Society,2008,37(3)。

　　② Amsden A H.Chu Wan-wen.Beyond Late Development:Taiwan's Upgrading Policies.Cambridge,MA:The MIT Press,2003.

　　③ Schmitz H.Local Upgrading in Global Chains:Recent Findings.Paper to Be Presented at the Druid Summer Conference.http://www.druid.dk/uploads/tx_picturedb/ds2004-1422.pdf；刘志彪，张杰．全球代工体系下发展中国家俘获型网络的形成、突破与对策——基于GVC与NVC的比较视角．中国工业经济，2007(5); Bazan L.,Navas-Aleman L.The Underground Revolution in the Sinos Valley:A Comparison of Upgrading in Global and National Value Chain.Paper for Workshop.Local Upgrading in Global Chains.Held at the Institute of Development Studies,University of Sussex,2001,14-17 February。

　　④ 一般来说，GVC的治理有市场型（market）、模块型（modular value chains）、关系型（relational value chains）、俘获型（captive value chains）和层级制（hierarchy）五种模式。在技术、市场和品牌等硬约束条件下，我国本土企业往往把贴牌代工生产作为次优战略选择，从而与国家大买家（主导企业）之间形成俘获型的GVC治理模式。在该模式中，作为供应商的我国企业的租金收益来源于：（1）在与发包方互动的过程中，通过干中学提高自身的知识水平和学习能力。（2）代工生产的收益相对稳定且风险较小。（3）快速进入国际市场的机会。因而我国大多数企业具有从事贴牌生产的内生的激励机制。

　　⑤ 参见http://news.hexun.com/2010/xwrw458/index.html对克鲁格曼的系列报道和评论。下文我们将对这一观点提出我们自己的看法。

　　⑥ 其中比较典型的是：Cramer C.Can Africa Industrialize by Processing Primary Commodities?:The Case of Mozambican Cashew Nuts.World Development,1999,27(7):1247-1266。

　　⑦ Bazan L,Navas-Aleman L.The Underground Revolution in the Sinos Valley:A Comparison of Upgrading in Global and National Value Chain.Paper for Workshop.Local Upgrading in Global Chains.Held at the Institute of Development Studies,University of Sussex,2001,14-17 February.

　　⑧ 关于这个问题的背景，还需要我们进行案例研究和数据支持。但是由于它不是本文的主题，这里省略。

　　⑨ 一般认为，中国制造企业虽然能够生产出风行国际市场的优质产品，但是在其拓展国内市场的本领上却是一条短腿。“无自己的品牌、无自己的通路、无内销经验、无研发能力，更无自己的内销队伍”，是原来的外向化企业转型做国内市场时的五个巨大的挑战——本文作者注。

　　⑩ 类似的理论研究，可以参见Humphrey J,Schmitz H.How Does Insertion in Global Value Chains Affect Upgrading in Industrial Clusters?.Regional Study,2002,36(9)。

　　(11) 陆立军，杨海军．市场拓展、报酬递增与区域分工——以“义乌商圈”为例的分析．经济研究，2007(4)。

　　(12) 白小虎．专业化市场集群的范围经济与规模经济．财贸经济，2004(2)。

　　(13) 张杰，刘志彪，张少军．制度扭曲与中国本土企业的出口扩张．世界经济，2008(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