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如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是发展中国家面临的新的发展问题，在对“生产力—生产方式—生产关系”进行具象化处理的基础上，通过“劳动—分工—所有制”分析框架，为拉美国家跌入“中等收入陷阱”提供了一个新诠释。分析结论表明：拉美国家快速私有化、盲目城市化、被动开放化，导致社会分工畸形化发展，收入分配差距由此拉大，这严重抑制了本国消费需求，损害了本土企业进行自主创新的市场基础，进而使其对外资产生更为严重的依赖，所有制结构也进一步恶化。中国在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过程中，应更为谨慎地对待所有制结构调整，采取积极有效的方式，防止社会分工畸形化发展。

关 键 词：中等收入陷阱/社会分工/劳动异化/所有制改革

        一、引言和文献综述

　　 “中等收入陷阱”(Middle Income Trap)一词最早出现在《时代周刊》记者米切尔·斯库曼撰写的《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一文中。作者指出，当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发展进入中等收入阶段后，就容易进入一个社会矛盾凸现、经济发展徘徊不前的时期，犹如跌入陷阱，难以自拔。[1]近年来，这一概念逐渐被熟知和应用，成为学术界讨论后进国家发展问题时的常用语汇。准确地说，中等收入陷阱是指某些经济体越过人均国民收入1000美元的贫困门槛后，会在很短时间内达到人均国民收入3000～5000美元的中等收入阶段，但是由于多种因素的制约，这些经济体的人均国民收入始终难以达到10000美元的高收入水平，如同跌入一个经济停滞、社会失衡的陷阱。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相比，阿根廷、巴西等拉丁美洲国家较早地进入了中等收入行列，但是，在进入1980年代后，其经济社会发展普遍出现了停滞现象，因此，拉丁美洲国家也被看作是跌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典型代表。

　　 既有文献对拉美国家跌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原因展开了多维度的分析，主要包括以下几条较有代表性的线索：一是从推动经济发展的动力视角进行分析。市场驱动、要素驱动、效率驱动和创新驱动是经济发展的四大驱动力，拉美国家跌入“中等收入陷阱”源自于未能及时在驱动力之间进行切换，[2]这种发展动力的错误定位也可被归因于拉美未能及时调整自身在国际竞争中的比较优势定位[3]。二是将跌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原因归结于无序的政治体制[4]和政府定位的失误[5]，而这种定位失误与新自由主义泛滥紧密相关[6]。三是从社会稳定视角提出收入分配恶化是拉美跌入陷阱的重要诱因[7]，也正因为如此，拉美“中等收入陷阱”更多的是一种制度陷阱和社会危机陷阱[8]。四是对拉美国家进行对比研究，如智利和委内瑞拉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而阿根廷则长期在贫困化的陷阱中挣扎。[9]

　　 既有文献的分析为本文研究提供了重要基础，然而，这些分析普遍从经济、社会、政治、环境等多个角度进行“平行阐述”，鲜有文献能够为拉美“中等收入陷阱”给出框架性解释，这就使既有研究普遍缺乏系统性。为此，本文在“生产力—生产方式—生产关系”这一分析范式的基础上，采用具象化方法，对拉美国家“中等收入陷阱”进行“劳动—分工—所有制”的框架性解读，并揭示其对中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启示意义。

　　 二、“生产力-生产关系”范式对“中等收入陷阱”成因的解释

　　 拉美国家遭遇“中等收入陷阱”，不仅是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发展达到一定水平之后出现的一种共性现象，同时也是拉美国家自身经济社会个性特点的表现，具有其深刻的社会历史背景。在获得国家独立和民族解放的初期，拉美国家普遍选择了结构主义经济发展模式，这种模式与二战后拉美国家落后的生产力水平是相适应的，但是，随着发展环境的变化，这种发展模式的缺陷逐渐暴露出来，并导致拉美国家与发达国家差距的进一步拉大。为了克服结构主义的不足，拉美国家在1960～1970年代纷纷接受新自由主义的政策主张。

　　 1970年代之后，很多拉美国家选择了新自由主义作为本国经济发展和制度改革的指导思想，在国内推行市场化和私有化改革，对外实施出口替代战略以扩大开放。在这段时期内，新自由主义思潮指导的市场化改革释放了经济主体的活力，促进了资源的有效流动，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拉美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然而，由于美国操纵第一次石油危机爆发，石油价格暴涨，中东各国获得了大量石油美元，按照美国与其签订的秘密协定，它们将这些美元输送至美国华尔街，然后，华尔街投资银行又以短期贷款的方式将美元借给拉美等第三世界国家，拉美等国家再将美元输送至中东等产油国家，中东产油国再将美元输往华尔街，由此建立了“石油-美元”大循环。在这一过程中，美国得到了美元和利润，拉美等国则欠下了大批债务。从1975～1982年，拉美国家的欠款以每年20.4%的速度增长，外债规模从1975年的750亿美元，增加到1982年底的3312亿美元，占该地区GDP的50%以上，相当于当年出口(875亿美元)的3.8倍。[9]205-222然而，就在拉美国家的借款如滚雪球般越来越大时，美联储开始调高基准利率，从1979年9月的11.25%逐步提高到1981年6月的19%，1982年8月拉美债务危机爆发，拉美经济受到重创，增长长期停滞。

　　 传统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一般采用“生产力-生产关系”框架分析经济体的经济发展问题，按照这种思路，拉美国家跌入“中等收入陷阱”，主要是由于新自由主义所倡导的私有化、市场化和开放化政策不符合拉美生产力发展的实际情况，从而导致增长停滞和社会动荡局面的出现。然而，由此便产生了一个尖锐问题：英、美、德、俄、日等国家从经济起飞到完成工业化和现代化，其整个过程中都不存在长期停滞现象，其中美国和日本甚至只用了不到70年时间便实现了经济起飞，成为世界经济强国。①工业化早期的欧美国家奉行的正是纯粹的自由主义理念，市场化和私有化程度超过1970年代的拉美国家，但这些经济体在发展的过程中都没有遇到过“中等收入陷阱”，为何拉美国家的新自由主义政策却将自身拖入了经济停滞和社会动荡的泥沼？这表明，仅仅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互动机制出发，并不能为拉美国家跌入“中等收入陷阱”给出一个具有说服力的答案。

　　 实际上，解答这一问题的关键在于：拉美国家通过实施新自由主义的政策措施对生产关系进行调整，进而对生产力发展产生影响，但这种影响并不是直接产生的，生产关系领域的变化通过生产方式这一中介环节才影响到生产力。在拉美国家的市场化和私有化改革中，一方面，国家内部资源配置方式逐步由计划分工转向市场化分工，同时快速的城市化进程加剧了城乡分工对立；另一方面，对外经济政策逐步由进口替代转向出口替代，本土企业的行为特点逐步由自主构建产业分工体系转向被动嵌入国际分工体系。生产关系调整改变了拉美国家的社会分工格局，进而对生产力发展施加影响，并改变了整个社会经济结构。这一具体过程表现为：拉美国家在所有制上的大规模私有化、城市化上的盲目冒进和对外关系上的过度开放化，造成畸形社会分工，进而引发收入分配差距的急剧拉大。收入分配差距拉大导致国内需求萎缩，使得本土企业丧失了开发新产品的动力和投入能力。技术创新活动低迷又加重了拉美国家对国外资本和国际分工体系的依赖性，这又进一步加重了社会分工畸形度。因此，采用“生产力—生产方式—生产关系”这一范式进行分析，有助于我们更好地把握拉美国家跌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内在机制，并针对性地提出中国在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中应采取的对策。

　　 三、“劳动—分工—所有制”框架性视角的新诠释

　　 “生产力—生产方式—生产关系”这一分析范式与经济实践存在一定距离，过于抽象的理论概念难以与经济现实找到契合点。因此，可采取具象化方法对该范式进行处理，将其具象为“劳动-分工-所有制”。这种具象化处理主要是从以下两个方面考虑的。

　　 第一，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分别具象化为劳动和所有制。构成生产力的基本要素包括以生产工具为主的劳动资料、引入生产过程的劳动对象以及具有一定生产经验与劳动技能的劳动者，劳动过程实际上是生产力的表现形式和外在载体，也是生产力这一抽象概念最容易为人们感知的范畴。生产关系是指人们在生产过程中结成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其中，生产资料所有制是最为重要的组成要素，决定了生产关系中的其他内容，也决定了生产关系的性质。在生产关系的各项内容中，生产资料所有制关系是最能够被人们感性认识并把握的范式，常见的做法是：将生产资料所有制作为决定社会形态根本性质的制度因素。

　　 第二，将生产方式具象化为分工。生产方式具有两层含义：一是劳动方式；二是生产的社会形式。作为劳动方式的生产方式，指的是劳动者在生产过程中与劳动资料结合的方式；而生产的社会形式则是表明：任何生产过程都不单纯是劳动过程，同时又是一个具有特殊的社会规定性的过程。正如同生产方式具有两个层面的含义一样，分工同样也具有这个特征。一方面，分工是一种重要的劳动方式，人类从诞生的那一天起，就学会了按照性别、体力等生理因素进行劳动分工，也即安排不同生理特征的人与不同的生产资料结合以进行生产活动，这就是“自然分工”。另一方面，分工同样也是一种生产的社会形式，在各个不同的社会发展形态中，分工的具体形态也存在差异。如在资本主义社会形态中，企业内部分工与一般性的社会分工开始并行不悖地发展起来，而这种企业内部分工恰恰体现了资本雇佣劳动的生产方式特征。由此可见，分工是生产方式重要的表现形式之一。从劳动方式层面上来看，分工体现了生产方式与生产力之间的紧密联系；而从生产的社会形式来看，分工体现了生产方式与生产关系之间的紧密联系。生产方式作为一个独立的范畴，作为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中介环节的特性，集中地通过分工这一范畴体现出来。

　　 根据“劳动—分工—所有制”框架，拉美国家跌入“中等收入陷阱”的过程可以被分解为以下紧密联系的四个环节(见图1)：(1)拉美国家在所有制上的大规模私有化、城市化上的盲目冒进和对外关系上的过度开放化，造成畸形社会分工，进而引致严重的劳动异化现象，特别表现为社会收入分配差距的急剧拉大；(2)收入分配差距的拉大导致国内需求萎缩，特别是技术密集和资本密集产品的国内需求萎靡不振；(3)国内需求萎缩使得本土企业丧失了开发新产品的动力和投入能力；(4)技术创新活动持续低迷反过来又加重了拉美国家对国外资本和国际分工体系的依赖，外资的大量进入进一步提高了私有化比重，进而又加重了社会分工畸形度。四个环节具有因果循环关系，一旦进入循环则会产生内生增强效应，难以摆脱，从而将拉美国家锁定在“中等收入陷阱”中。

　　 1.跌入陷阱的根本原因：大规模私有化和盲目城市化造成畸形社会分工

　　 在新自由主义浪潮中，拉美国家的私有化范围广、规模大，私有化对象不仅包括一般行业的国有企业，而且连基础设施部门的国有企业所有权都进行了变更，在智利等国，私有化甚至进入了社会保障和教育等领域。墨西哥的国有企业在1982～1992年间减少了1000家以上，其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重由1982年的25.4%下降到1992年的7.5%，智利国有企业在1980年代末仅剩下20多家。[9]21私有化形成了一些巨型私营公司，如阿根廷石油公司、墨西哥电话公司、巴西米纳斯吉拉斯

　　 比较表1、表2，2000年拉美国家阶层结构与1985年相比呈现出以下几个特点：一是无论是在正规部门还是在非正规部门，无产阶级所占比重在绝大多数国家都有所上升；二是小资产阶级占比在大多数国家都出现下降；三是统治阶级和官僚技术阶级在国家间呈现出分异性，巴西、哥斯达黎加、墨西哥等国家的两者之和有所下降，智利、哥伦比亚、萨尔瓦多、巴拿马和委内瑞拉等国有所上升。这种社会阶层的统计结果表明，在经过新自由主义的政策“洗涤”后，拉美国家无产阶级的人口比重大幅度提高，这其中就有部分新增无产阶级是由原来的小资产阶级、统治阶级和官僚技术阶级转化而来的。之所以社会阶层中出现了如此高比例的无产阶级，主要原因就在于快速私有化过程中所出现的大量过剩劳动力，这些劳动力很多来自于农村，进入城市后无法融入工业部门，而私有经济资本有机构成提高的趋势又造成了大量产业后备军的出现，外资的广泛进入更是进一步挤垮了原有的小工商业，使大量小资产阶级成为雇佣工人。

　　 2.跌入陷阱的直接原因：畸形社会分工导致严重的劳动异化

　　 畸形社会分工导致拉美国家极其严重的劳动异化现象。劳动异化的四大规定是，人同自己的劳动产品、自己的生命活动、自己的类本质相异化，并导致人同人相异化。当劳动者陷入这种与异化劳动相对应的强制性分工时，则意味着“他在自己的劳动中不是肯定自己，而是否定自己，不是感到幸福，而是感到不幸，不是自由地发挥自己的体力和智力，而是使自己的肉体受折磨、精神遭摧残。”[11]人同人的异化是劳动异化现象最主要的外在表现，而人同人之间的收入差距则成为劳动异化的最直接表现。

　　 在私有企业和外资企业中，工人的工资待遇成为成本项被严格控制，这直接导致了普通劳动者的贫困化和巨大的劳资收入分配差距。1970年，拉美家庭贫困率为40%，1980年为40.5%，但到1990年就上升为48.3%。贫困人口从1980年的1.359亿人增加到1990年的2亿人，2003年增加到2.26亿人。其中，阿根廷表现得尤为突出，1970年，阿根廷家庭贫困率只有8%，但是到了2002年却增加到51%。[2]目前，拉美地区仍是世界上基尼系数最高的地区之一，基尼系数超过50%的有十几个国家，例如，2008年巴西的基尼系数高达59.4%，玻利维亚57.2%，洪都拉斯55.3%，多米尼加55.0%，厄瓜多尔54.4%，危地马拉53.7%，巴拉圭52.7%，巴拿马52.4%，尼加拉瓜52.3%，智利52.0%，墨西哥51.5%，秘鲁50.5%，等等。[2]

　　 畸形社会分工还表现在不合理的城乡分工上。很多拉美国家的城市化速度远远超过了其工业化过程，不仅如此，过快的城市化还加剧了城乡差距，激化了社会矛盾。1950年，南美大陆总人口为1.1亿人，农村人口为6430万人，2012年底，南美大陆人口总量达到5亿人，但农村人口不但没有增加，反而减少为6300万人。[12]这表明在这60年的时间里，南美大陆的所有增量人口3.8亿人都涌入了城市，导致城市出现了“人口爆炸”。在1980年代以前，拉美的城市化率低于北美、欧洲和大洋洲，但这之后，即使在拉美经济增长失去的10年里，城市人口依然膨胀加剧，1990年超过欧洲，1991年又超过大洋洲。2010年，拉美以79.6%的城市化率先成为世界上仅次于北美的城市化率最高的地区。畸形的城乡分工不仅引发了拉美国家城乡的收入分配差距，与此同时，大量人口涌入城市，在短时间内这些农村人口不能找到合适的工作，便大量聚集在城市贫民窟中，巴西的里约热内卢、阿根廷的布宜诺斯艾利斯等城市都拥有世界上最庞大的贫民集聚区，这也使拉美城市内部的贫富差距急剧拉大。

　　 3.跌入陷阱的导火索：巨大的收入分配差距导致市场需求乏力并削弱企业创新能力

　　 收入分配差距的拉大，不仅破坏了拉美国家的社会稳定，导致政局动荡，还引发了经济上的严重后果，这就是对消费结构和市场需求的消极影响。一方面，高收入人群消费能力强，但消费倾向较低，且消费的产品主要以非必需品和耐用消费品为主；另一方面，低收入群体的消费倾向高，但消费能力差，能够带动的市场需求十分有限。因此，当收入分配差距拉大时，整个市场需求就会受到不利影响，并且，拉美国家的消费结构还使大量硬通货被用于进口富人享受的非必需品，而这些非必需品大部分都是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品，这极大地抑制了拉美国家劳动力密集优势的发挥，也不利于本土市场生活必需品自主创新的开展。

　　 在整个消费群体中，中等收入阶层不仅具有较高的边际消费倾向，也具有较强的消费能力，因此，中产阶层实际上充当了消费的主力军。然而，拉美国家收入分配格局演变的一个典型特点就是中产阶层不断萎缩，“新穷人”不断产生。以阿根廷为例，1980～1997年，阿根廷中产阶层(按照收入水平排序，占总人口60%的家庭)收入比重从48%下降到43.8%(见表3)，而占全社会收入水平最高的高收入阶层则由30.9%提高到35.8%。中产阶层的衰落对市场需求产生了显著的负面影响。

　　 4.情况的持续恶化：技术创新停滞导致对外资依赖程度进一步提高

　　 基于国内需求的本土企业创新乏力，拉美国家在进入中等收入经济体行列之后，普遍遭遇了全要素生产率停滞不前甚至下降的困境。1981～2002年，拉美地区GDP增长率比1960～1980年下降了3个百分点。其中，劳动投入的减少只导致了0.3个百分点的经济增长率下降，资本投入只造成GDP增长率下降0.6%，而全要素生产率可以解释余下超过两个百分点的经济增长率下降，而在巴西和墨西哥等国家，其全要素生产率甚至下降了3个百分点以上。1980年代后，拉美地区各个经济体全要素生产率的下滑不仅体现在绝对值上，也在同其他国家的对比中体现出来。例如，1960年到1970年代后期，拉美地区全要素生产率一直比较稳定且具有较高水平，基本相当于美国的80%左右。但从1970年代后期开始，拉美地区的全要素生产率出现了快速下降，到2007年迅速下降到了美国的50%左右。[13]

　　 本土企业在自主创新上的不利局面使拉美国家对外资企业的依赖性进一步加强，即使到了1990年代，拉美国家已经逐步从绝对信奉新自由主义的思潮中摆脱出来，但外资大规模进入国内市场的浪潮并没有因此停息。1990～1999年，拉美500强企业中，外资企业由1990年的149家增加到1999年的230家，销售额从27.4%上升到43.0%；国有企业则从87家减少到64家，销售额从33.2%减少到18.8%。同期，拉美制造业100强企业中，外资销售额从53.2%增加到62.7%，国有企业则从4.2%降至1.2%。1998～1999年，拉美出口企业中，外资企业出口额占43.2%，国有企业仅仅占24.1%。[9]52外资的持续大量进入，提高了拉美国家的资本私有化程度，所有制结构演变—畸形社会分工—消费需求萎缩—自主创新乏力的循环增强效应进一步凸显出来。

　　 四、拉美经验对中国的启示

　　 根据世界银行提出的国家经济发展水平分类标准，我国人均国民收入在2006年达到2010美元，首次进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在未来一段比较长的时间内，中国将面临着由中等收入国家进入高收入经济体的时间段，如何正确看待拉美国家跌入“中等收入陷阱”的经验教训，对于我国避免重蹈覆辙具有重大意义。结合以上分析，本文得出以下几个方面的启示性结论。

　　 1.稳健的所有制改革是中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制度性保障

　　 快速私有化给拉美社会带来了巨大冲击，特别是外资的大量涌入，成为造成拉美社会畸形分工的重要诱因。在我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过程中，需要从顶层设计的高度推行稳健的所有制改革，通过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丰富公有制实现形式等多种途径为经济发展提供制度性保障。发展混合所有制的重要意义在于：公有制通过参股、控股等方式与非公经济实现联合，有助于在劳动分工中更好地保护劳动者权益，防止私有制经济天然带来的劳动异化。同时，在国际分工体系中，在关系国民经济命脉的行业中坚持公有制经济和国有企业的主导地位，是避免民族经济跌入“产品内分工陷阱”的重要措施。

　　 2.在社会分工良性发展的基础上扩大国内有效需求

　　 抑制劳动异化现象的产生，其题中之义就在于形成合理的收入分配结构，特别是要控制私营企业中的“劳—资”收入分配差距。一方面，通过合理扩大中等收入阶层所占比例，降低过高收入人口和贫困人口比例，有效提振整个社会的消费需求；另一方面，通过推动社会分工深化和广化，扩大产品门类，拓展价值链条延长，加大经济主体之间的相互产品需求，同样能够达到刺激内需的目的。

　　 3.利用内需扩大的机会积极推动本土企业自主创新

　　 国内需求的有效扩大，能为本土企业的创新活动提供巨大机遇。本土企业应挖掘产业结构升级、新兴行业涌现、产品价值节点外包等因素带来的消费潜力，积极开展产品创新和工艺创新，实现从产品价值节点到产业价值链条再到国家价值空间的创新升级，并将国家价值空间与国际分工网络准确对接。拉美国家在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过程的教训已明确告诉我们：单纯的进口替代和出口替代都不能真正提高国家的产业竞争力，只有将两种战略有机结合，充分利用内部市场和全球化市场的协同效应，才能推进本土创新活动的开展。

　　 4.需要对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方案对策进行系统性设计

　　 “十三五”时期，是我国从中等收入水平的起点出发，实现向高收入水平经济体迈进的关键时期。要避免重蹈拉美国家的道路，就需要对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方案进行系统性设计。本文的初步结论是：拉美中等收入陷阱的实质是比较优势陷阱，在国际分工体系中，一国要实现发展水平跃升，就必须培育打造自身特有的分工优势。高收入国家在技术和人力资本方面引领全球，而低收入国家以廉价劳动力和丰富初级产品作为优势。相比之下，中等收入国家的分工优势并不突出，这是导致其发展缓慢的重要诱因。因此，在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过程中，我国需要走一条以人的全面发展为目标、以需求为拉力、以技术为推力、以构建“国家—区域—产业”三个层次创新系统为支撑的劳动分工良性发展路径。

　　 注释：

　　 ①1790年，美国工程师仿制出英国的水力纺纱机，揭开了美国工业革命的序幕，到南北战争(1861～1865年)前，美国基本上完成了工业革命，建立起近代工业体系。日本从1868年明治维新到20世纪初就基本完成了工业化。

原文参考文献：
[1]Schuman,M.Escaping the Middle- income Trap[J].Time,2010，(8).
[2]郑秉文.“中等收入陷阱”与中国发展道路——基于国际经验教训的视角[J].中国人口科学，2011，(1).
[3]林毅夫.中国可以摆脱中等收入陷阱[J].中国经济周刊，2012，(11).
[4]胡鞍钢.中国如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J].当代经济，2010，(8).
[5]时磊，刘志彪.“福利赶超”、政府失灵与经济增长停滞——“中等收入陷阱”拉美教训的再解释[J].江苏社会科学，2013，(1).
[6]杨忻仁.如何避免像拉美国家一样陷入“中等收入陷阱”[J].黑龙江社会科学，2014，(2).
[7]蔡昉.中国经济如何跨越“低中等收入陷阱”？[J].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2008，(1).
[8]厉以宁.论“中等收入陷阱”[J].经济学动态，2012，(12).
[9]苏振兴.拉美国家社会转型期的困惑[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
[10]何塞·安东尼奥·奥坎波.拉美的国有企业改革[J].拉美经委会评论，1997，(4).
[11]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54.
[12]江时学.拉美发展模式研究[M].北京：经济管理出版社，2007：14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