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改革的主题，是从社会主义计划经济转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是一个制度创新的过程，改革可能存在最优路径。路径选择错误，沿着错误的路径向前走，走得越远，回到最优路径的难度越大。改革存在路径依赖与路径选择。

    效率是改革和发展的关键。中国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目标，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作用，改变资源配置的方式，是因为我们已经认识到，市场比计划更能够带来经济效率。我们的目的也就是提高经济效率。但问题是如何走向或者达到这个目标，即改革采取怎样的路径。我们希望的改革路径是，既能够保证目标的实现，又要保证社会的稳定。只有满足这两个标准，改革的路径才是最优的。

    本文以产品市场化、要素市场化、市场深化为主线分析改革的路径依赖与深化改革的路径选择。

    　　　　一、产品市场化
    产品市场化首先是从价格改革开始的。价格改革经历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调放结合，以调为主，第二阶段是调放结合以放为主。按照农产品——加工工业产品——基础工业产品的顺序，逐步推进了产品市场化进程。经过二十年的改革，商品的市场价格机制已基本形成。在价格体系方面，基础产品价格偏低的不合理状况有较大改善，比价关系得到调整，价格结构趋于合理。1997年同1978年相比，采掘工业产品、原材料工业产品和加工工业产品价格分别上涨7.2、4.2和2.3倍， 基础工业价格上涨滞后于加工工业的格局得以改善。1997年，工农业产品综合比价为0.56∶1， 二者交换价格“剪刀差”进一步缩小；主要农产品内部比价逐步趋于合理，1997年粮棉比价为1∶10左右， 粮猪比价稳定在1∶5.5左右。在价格管理体制方面，国家对价格的直接干预不断减少，国家管理价格的比重逐渐缩小。到1997年，在社会商品销售总额中，国家定价比重由1978年的97％降为5％以下；在工业品出厂价格中， 按市场价格销售的生产资料比重已占96％以上。

    从地域分析，产品市场化的改革首先从农村开始，尤其是在东南沿海的部分地区率先突破。农村改革基本是沿两条主线展开并逐步市场化的。一是塑造市场主体：废除人民公社，实行家庭联产承包；二是形成市场价格：逐步取消农产品的指令性计划指标，提高农副产品收购价格。农村改革、农产品的市场化导致了农业的大发展和乡镇工业的崛起。农村改革带动了城市改革。城市改革的第一阶段以产品市场化为主。一方面，市场主体的改革是对工业企业放权让利的承包经营；另一方面，市场价格的改革表现为产品价格“双轨制”的实行。无论农产品市场化，还是工业品市场化，都只是旧体制框架内的增量市场化。无论农村改革，还是城市改革，都只是旧体制范围内的局部改革。这就是第一阶段产品市场化改革的基本特征。

    从中国市场化改革的全局来看，市场化进程任重道远。首先，价格市场化的形成机制还不健全，经常出现“价格扭曲”和“比价复归”现象，价格市场化的管理机制还不规范，面对放开后市场价格恶性竞争的局面，政府尚无有效措施进行管理，有时不得不实行一些过渡性的措施（如倡导实行“行业自律价”等）。其次，剩下的几个品种的市场化改革已进入攻坚阶段。因为剩下的几个品种的流通体制，有的是改革尚无真正触及的，有的是改革浅尝辄止的，有的是改革退而失守的（以粮食、棉花、生猪为例）。产品市场化过程是一场深刻的利益调整过程，要通过市场制度化建设来建立新型的利益结构。市场的制度化包括相辅相成三个方面内容：即市场内在的竞争秩序，市场外在的社会环境秩序和与商品经济、市场经济要求相一致的人的道德秩序。

    市场化内在竞争秩序包括两方面内容，一是交易界区的规定，即经济运行的产权制度及结构；二是交易条件的保证，即价格的形成机制，两者之间前者是基础性的，也就是说，交易界区的规定是交易条件得以形成的前提。

    市场外在的社会环境秩序也包括两方面内容，一是与市场内在竞争秩序中的产权制度相对应的法律制度体系，这种法律制度的核心作用是保证财产权关系得以实施；二是与市场内在竞争秩序中的交易条件相对应的政府干预措施体系，这种干预措施的作用一方面是克服价格机制本身作用的局限性（比如市场失灵区），另一方面是为价格机制有效地发挥作用创造条件。

    道德秩序则是上述两者赖以成立的精神文化基础，它是商品经济发展的人格精神力量，其核心是机会平等基础之上的相互尊重和信任。与传统计划经济并存的道德秩序带有浓厚的小农文化印记：恬于安静的封闭意识、因循守旧的无风险意识、自给自足的离散性意识。固定职业造成隔离，强化了社会的封闭和离散，过于庞杂的社会福利制度又滋长了城市居民的无风险意识和对政府的依赖意识。打破传统的道德秩序，建立市场经济的道德秩序任重道远。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无论政府、企业、居民个人追求物质利益并不可怕，一切经济关系的实质都是利益关系。问题在于，各个利益主体在追求自身利益的时候，是不是建立在法制、规则和秩序的基础上。没有法制、规则和秩序，追求利益必然导致混乱和不稳定；没有法制、规则和秩序，追求权力更会导致社会动乱。

    从制度变迁和路径依赖角度进行分析，产品市场制度化建设面临着战略选择：在市场发育过程中不仅要清楚“市场能够做什么，市场不能做什么”，而且要认识到“政府能对市场做什么，不能对市场做什么”；对市场的底层组织和上层组织在发育过程中的“发展——规范”顺序应当有所区别；合理界定体制过渡期市场规则“高度立法”和“低度立法”的动态界限；以市场国际化推动市场制度化，以市场制度化促进市场国际化。

    　　　　二、要素市场化
    改革初期产品市场化推动了八十年代的工业化，启动了九十年代的城市化和国际化，这三潮合流的结果，客观上导致并推动了要素的市场化。

    要素市场化，首先是土地的市场化。开放城市、开发区和新兴工业化地区等大都通过土地批租，进行成片开发，或者进行滚动开发。并靠“七通一平”式的基础设施建设改善投资环境，吸引外资带动了工业的发展。老工业基地和旧中心城市等，同样也是通过土地批租，进行旧城改造或新城扩建，既改善了人民生活（居住条件），又带动了城市基础产业和第三产业的发展。

    土地的市场化，引来大批外资，带动了资本的市场化。同时，城市工商企业改革的深入，也导致融投资的市场化。无论证券市场，还是期货市场，不论是一级市场，还是二级市场，中国资本市场的规模在九十年代迅速扩大。资本的市场化，一方面解决了长期制约中国经济发展的资金不足问题，另一方面通过资本市场的机制又促进了企业改革和整个体制改革的深化。

    劳动力的市场化流动，一方面起源于国有企业与非国有企业之间的体制落差和收入落差，促使一部分劳动力在竞争中跳槽。另一方面，劳动力的城乡间流动和跨地区流动，则起因于政府户籍政策的改变。原来农村剩余劳动力“离土不离乡”、“进厂不进城”，现在“离土也离乡”、“进厂亦进城”了。劳动力各种形式的市场化流动，有利于资源的重新配置，促进了城市经济和地区经济的平衡发展。

    要素市场化，涉及到资产和资源存量的调整。原有旧体制的框架无法包容，必须突破。因此与产品市场化不同，要素市场化实际就是旧体制的破除和新体制的创立，是一个破旧立新的过程。

    在推进要素市场化进程中，必须注意到我国的要素流动与资源配置的要求呈现诸多不一致性。

    按照发展经济学理论，发展中国家二元结构条件下的经济发展，是以农村剩余劳动从传统部门流出，并向现代部门转移为基本经济特征的。然而，由于中国转型期的二元结构变形，因而资源配置和要素流动的方向也都发生了相应的变化。

    以劳动力流动为例，至少可以看出以下两个特点：

    第一，不仅农村原有传统部门中流出了大量的过剩劳动力，而且城市“旧”现代部门不仅原先劳动力已经过剩，而且由于经济结构老化和改革转型滞后，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普遍出现了经营上的困难，其劳动力或是通过下岗形式，或是通过跳槽形式，也在大量流出。九十年代以来，随着国有经济部门改革的推进和结构调整，如何解决这个部门剩余劳动力出路问题，成为社会经济生活中的主要矛盾，其紧迫性甚至超过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

    第二，农村传统部门的剩余劳动力已经不可能再进入“旧”现代部门，他们中的相当部分人主要涌入城市“新”传统部门，从业于小零售业、小餐饮业、小手工业等。城市“旧”现代部门流出的劳动力，一部分人员（主要是技术人员）流向“新”现代部门，另一部分人员（主要是非技术人员）则逆向流入“新”传统部门，成为小商小贩，家庭劳动服务者等。

    所有这些，说明我国转型期的要素流动轨迹与刘易斯二元经济运行模型有所不同。决定资源或要素流动方向的，并不是完全经济形态上的“传统”与“现代”之分，而主要是体制安排上的“新”与“旧”之分。随着体制改革和结构调整进程的加快，市场导向的资源或要素也会加快从边际生产率较低的部门向较高的部门流动，从“旧”传统部门和“旧”现代部门向“新”传统部门和“新”现代部门流动的步伐。直到整个国民经济全部市场化后，资源或要素流动才可能重新回归正常状态。也就是说，重新回到刘易斯二元经济运行模型上来。

    改革以来，不论是“企业派”还是“环境派”都没有充分重视要素市场化的作用，特别是忽视了劳动力市场化的关键作用。

    改革就是解放生产力，而生产力的解放关键是劳动者的解放，改革的关键是解放人。如何建立统一、竞争、有序的劳动力市场？首先要解决劳动力跨地区流动的制度壁垒，取消户口制度并不会带来市场的混乱；其次是要解决劳动力流动的经济壁垒，从规范的社会保障体系入手，先在住房改革和养老保险体系上着手，在规范自然人和社会的关系以后，解放劳动力，实现人力资本的自由流动。只有市场在人力资本流动中发挥基础作用，才能提高劳动生产率，提高经济效率。劳动力的解放则既可以建立完善的市场体系（外部环境），又可以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微观基础）。制度变迁中就业机会的创造只是个政策问题，失业人员社会保障的资金可能通过所有制结构调整中获取利润来弥补，国家可以通过出卖一部分国有企业来获得社会保障资金。

    通过劳动力的市场化实现劳动力的解放关键是两个改革因素：一是彻底摧垮旧的住房制度，实行住房的货币化分配；二是通过财政体制的政策完善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制度。改革的可能障碍是现有利益结构的调整困难，特别是有权阶层不愿意改革，或者直接反对改革。但是由于这种改革思路是一条唯一可以走得通的路，需要我们的领导者有坚定的改革信念，要有义无反顾的大无畏精神。

    　　　　三、市场深化
    市场深化一方面是市场的纵向深化，即产品市场的深化，要素市场的深化，而要素市场深化的必然逻辑是产权市场化；另一方面是市场的横向深化，即市场深化过程也是工业化、城市化、国际化加速发展的过程。

    　　1.在工业化进程中，通过市场化促进产业结构高度化

    我国的工业化发展过程是比较独特的。改革以前，建立在计划经济基础上重工业的超前发展并没有加快我国工业化进程，相反在低效率的传统体制下，我国国民经济几乎走到崩溃的边缘。改革以来，出现了轻工业加快发展的趋势，由于轻工业的发展部分地考虑到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基础性作用，因而其快速发展已经达到阶段性目标，表现为轻工产品市场供应的极大丰富和大量生产能力的过剩。但我们没有及时启动以机电工业为代表的新一轮重工业化过程。不过，基础设施基础产业的大发展填补了需求增长上的空档，带动了九十年代以来的经济高增长。目前则处于一种特殊阶段：一方面继续加大基础设施投资的余地越来越有限，越来越受到市场需求的约束；另一方面新一轮重工业化（重加工和装备工业）的进程仍然没有启动，资源继续向生产能力已经得到极大扩张且明显过剩的轻工业集聚，结果导致一般工业消费品甚至某些基础产品的大量过剩。
    重工业发展水平是一国整体经济技术水平的基础和标志。目前我国所需要的，是新一轮重工业加快发展。这里需要澄清两个问题：一是现阶段加快重工业发展，并不是简单地重复其他国家或地区在六、七十年代甚至八十年代重工业发展的过程，而是在更高的起点上，结合九十年代的新技术、新趋势来加快重工业发展，使国民经济的整体技术水平迈一个新台阶。二是鉴于我国重工业所占份额早已超过轻工业，新一轮重工业发展的速度不宜过分超过轻工业，重工业发展的方向也不能象改革以前那样与轻工业脱节，而是在一定程度的自我循环中与轻工业形成良性循环。

    在工业化进程中实现产业结构高度化还应当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因地制宜选择主导产业，寻求产业结构调整的新机制和新增长点。

    　　2.在城市化进程中，通过市场化推动城乡一体化，实现区域均衡发展

    二元结构条件下的市场化进程，还导致了我国城镇化出现了一些新的特点。转型前，由于国家在城市的集中计划投资很少，再加上对原有城市人口实行严格的户籍管理和消费品配给制度，使得农村劳动力向城市的转移进程基本上停止了，城市规模也不再扩大，城市功能更是不断减弱，城市化过程基本上在六十年代中断了。直到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开始市场化改革后，才使得我国的城市化再度得以启动。但是，同样由于城市的体制转型滞后于农村，出现了类似于上述二元结构错位的现象。经济先行市场化的农村与计划经济体制占主导地位（或仍有相当影响）的城市，这一客观现实的存在，使得城市化进程不可能完全正常推进。而且，原有大中城市的城市改造有一个时间过程，在这个过程完成之前，从物质条件上看，也不可能在容量上再度迅速扩展。因此，我国转型期农村剩余劳动力主要流入“新”现代部门及其所在的小城市、小城镇或大中城市的城郊地区，结果使我国在八十年代出现了50万人口以下的小城镇迅速成长的城镇化过程。

    我国转型期面临的另一问题是地区发展的不平衡。具体地讲，由于自然原因、地理原因、历史原因以及社会原因、政治原因和经济原因，我国的东部沿海地区与中、西部内陆地区存在着很大的发展差距。建国初期，我们采取了集中计划和统一调配的方式，将发达地区的一部分人、财、物资源无偿转移到落后地区，将内陆地区的一部分自然资源（主要是矿物资源）和初级产品转移到沿海地区。这种行政性统调统配的方式，一方面对于发展中西部经济作出了重大贡献，另一方面也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区域之间的竞争和自主发展。改革以来，我国在八十年代使统收统支、统配统调的完全集中型财政体制相对分权化，实行在财政“分灶吃饭”基础上的强化区域竞争和自主发展格局。这在一定程度上搞活了地区经济，提高了资源配置效率，但随之而来的是中西部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因市场引力而东流，沿海地区与内陆地区的区域间发展差距因不同步提高而有所拉大。这是我国转型期的一个重要特征，解决我国东西部的共同发展问题，绝不能靠计划体制下的那种简单输血方式，也不能靠完全市场经济的事后调节，而必须重新构造出一个既建立在市场经济基础上，又符合转型期发展特点和要求的东西部联动发展的新体制。

    　　3.在国际化过程，通过市场化实现我国对贸易发展战略的转变

    我国的出口结构已经完成了从初级产品为主到工业制成品为主的转变。我国的名义对外贸易依存度（外贸出口总额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已经由改革开放之初的10％左右上升到八十年代初的35％，个别年份甚至达到40％左右。近几年的一个重要变化是，外贸依存度停止以往的持续上升趋势，呈现出在较高水平上徘徊的特征。1994～1995年贸易依存度约为40％左右，1996～1997年则为35％左右。现在的问题不是贸易依存度升降的问题，而是充实贸易依存度内涵的问题。目前我国名义上贸易依存度几乎相当于美国、日本等国的两倍，但外贸对于国内经济的带动作用可能还不如美国、日本。这是因为，我国加工贸易增长很快，1997年上半年已经占出口总额的54％。一般来说，加工贸易出口的附加价值率低，对国内产业的带动性小，特别是对于提升国内经济技术水平的影响有限，加工贸易与民族工业在很大程度上是脱节的。因此，对我国制成品比重高和贸易依存度高这一现象要有正确的认识，作为一个大国，显然不能主要依靠加工贸易扩大来振兴民族工业和国内经济。

    作为后发国家的一个优势，就是可以越过先发达国家的一些发展阶段或过程，直接运用世界最先进的技术设备来武装国内经济，从而跳跃式地前进，在较短的时间内赶超发达国家。没有大量的先进技术设备进口，单凭自身的努力，简单重复发达国家已经走过的道路，是永远做不到这一点的，所谓后发国家的优势也就谈不上了。

    我国的外贸出口结构调整的基本取向是：由注重出口特别是注重出口数量，转向注重保持进出口之间积极的、高水平、高层次的平衡，以“大进”促“大出”，以高水平的“进”换高质量的“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