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贸易增长方式转变是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先导和关键
反映总量或者人均GDP变化情况的经济增长经常被作为衡量一国经济发展状况、判断一国经济发展态势的主要指标，其有着多种的增长方式可以选择，而不能促进经济发展的经济增长，只会使我们陷入盲目的“GDP崇拜”之中，既浪费资源，又损失福利。因此，关于经济增长方式的讨论历来就是研究的热点。Abramoviz首次系统提出了“增长核算”的概念，将经济增长归因于要素投入量的增加和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1］。索洛即据此计算了美国非农业私营部门20世纪上半叶的全要素生产率，发现80%的经济增长可用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来解释［2］，并且即使在考虑要素投入质量的改进的情况下，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也对G7的经济增长有着重要的作用［3］。所以，在讨论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时，我们必将以要素生产率为中心而展开分析。
经济增长的主因在于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萨缪尔森的“现代发展阶段”即据此而来，而全要素生产率能够得到提升，则是由于技术进步所起到的决定性作用。从索洛的外生模型到罗默、卢卡斯的内生模型，技术进步始终被认为“是发达国家经济增长的源泉”［４］。
不过，随着全球性经济活动的开展，除技术之外，“开放”因素也开始彰显其通过提升全要素生产率来促进经济增长的作用。一般认为，开放包括有金融开放和贸易开放，但前者由于收益的不稳定性而一直存在较大争议，并且出于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IMF也一反其坚持推行金融自由化与金融开放的惯常态度，在研究报告中指出经验数据并不支持金融开放在经济增长上能够起到稳定的促进作用［５］。所以，目前的研究又回归到传统的对贸易开放的关注之上。例如，在1870-1913年间和二战之后的世界经济快速增长，被认为与当时国际贸易的快速扩张有着直接联系［６］；Pomeranz提出,欧洲之所以在工业革命后经济增长远远超过当时的中国，除技术因素之外，其与新世界的贸易也起到了巨大的作用［７］。
事实上，从诱致资本主义萌芽产生的源头之一的“重商主义”开始，贸易就在经济增长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这不仅可以从李嘉图的比较优势理论中获得直观认识，更可以在分工理论中得到深入阐述。因为在分工深化之下必然会出现“人与人之间的交互影响活动”［８］——即交易，并且在现代经济社会中，“市场交易是支撑社会分工关系的最基本因素”［９］，也就是说交易不仅是分工深化的产物，更对分工的持续深化——经济的持续增长有着显著的影响。当交易的规模和范围扩大到一定程度，交易的主体从个人变为企业乃至国家时，所谓的开放条件下跨越国界的贸易也就随之产生。以东亚国家和地区在经济增长上取得的成功为例证，与建立在私人企业基础上的发达市场经济进行贸易，以贸易增长促进经济增长，并最终缩小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已成为人们的共识［１０］。所以，虽然存在着一些必要的前提条件，但贸易增长与经济增长之间无疑存在着确定的正向联系，使得贸易增长方式的选择直接影响到经济增长的持续性与稳定性，而且这一影响随着经济开放度的提高会不断扩大。我们要讨论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就不能不先讨论贸易增长方式的转变。目前，我国的对外贸易总量首次突破2万亿美元的大关，贸易顺差已经达到2622亿美元的历史高位，位居世界第一，外汇储备量则达1.53万亿美元之巨。同时，我国国内储蓄总额自1993年以来就一直高于国内投资总额，现已增加到172534.19亿元。这些数据说明我国的储蓄与外汇储备已经从“双缺口”转向了“双盈余”，使得长期以来鼓励出口与贸易顺差的理由失去了现实依据。不仅如此，巨额的贸易顺差还进一步加大了人民币升值的压力，并且引致了我国与欧盟及美国等主要贸易伙伴之间的贸易摩擦，美国国会在2007年内已提出了50余项对华贸易保护提案。另外，过大的贸易顺差也加剧了我国流动性过剩的局面，增加了经济过热和通货膨胀的风险。
这样看来，传统贸易增长方式转变已势在必行，这也是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必然要求。因为在投资、出口、消费这推动经济增长的三要素中，投资和出口目前分别占据了41.6%和21.4%的贡献率（2007年前三季度），居民消费额只有36%左右的贡献率，远低于70%的世界平均水平，（注：这是最终消费的贡献率，但任何国家的最终消费都主要是由居民消费构成，其余消费所占比例极其微小。）使得经济增长动力发生了严重的偏斜，没有达到最均衡的比例。而居民消费额的低下，与我国长期重视外贸、轻视内贸，不能摆正内外贸地位的倾斜性贸易政策又有着直接联系，即没能让贸易在国内市场成为顺利联接供给和需求的纽带，没有充分发挥出贸易在媒介交换、时空调节、促进生产、满足消费等方面的组织作用，影响了内需的进一步扩大和经济增长方式的优化。
因此，无论是从贸易对经济增长所起到作用的角度来看，还是就传统贸易增长方式面临新挑战的问题而言，抑或是考虑到优化经济增长方式的必然需要，都可以得出一致的结论：贸易增长方式转变是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先导和关键。
二、贸易增长方式转变的研究视角与研究内容
按照分工的定义，贸易即为跨国家、跨区域的交易集合，从狭义上看来是商品从生产者到消费者的位移过程，从广义上看来则可以视作是商流、物流、信息流、资金流的统一，也即通常所谓的“流通过程”。所以，我们有必要转变传统的生产领域的研究视角，基于流通领域的视角来研究贸易增长方式转变的问题。
（一）从生产领域到流通领域的研究视角转变
由于各国经济总量、贸易总量、货物种类、价格水平的不一致，在世界范围内量化贸易增长对经济增长所起到的具体作用非常困难，所以国外学界基本上都是从宏观的政策选择层面上去间接研究贸易增长方式的转变。目前一般认为：在二战之前的经济增长基本与贸易保护政策的选择有关，在二战之后的经济增长则基本与贸易开放政策的选择有关。例如，O’Rourke采用欧洲10国1875-1914年的相关数据，论证欧洲在19世纪后期的经济增长源于从自由贸易政策向保护贸易政策的转变［1１］；Clemens和Williamson认为，以上的情况在二战以后发生了颠倒，贸易保护对经济增长有着阻碍作用，保护性政策需要向开放性政策转变。但是，贸易政策的具体选择和转变受到贸易规模、国民收入、资源禀赋优势、产业产品结构及所处历史阶段的诸多影响，也不能就此一概而论。
国内学界对于贸易增长方式转变的研究主要建立在贸易顺差的基础上，从提升出口商品质量和优化出口商品结构入手，对1993年就提出的“以质取胜”的战略进行深化与拓展，研究企业出口产品从低附加值向高附加值的转变。其中较具有代表性的观点有：通过计算进口收入弹性证明中美各自出口产品差价较大，提出提高我国出口商品的价值构成［12］；通过区分出口退税政策的正负效应，提出建立动态出口退税评估与监控机制，优化出口产品结构［13］；通过对外贸依存度与外贸贡献率之间的不一致来指出转变贸易增长方式的必然，认为加工贸易的发展有其合理性，但必须同时向产业链高端的综合服务方向发展
在以上的研究当中，无论是较为宏观层面的贸易政策研究，还是较为微观层面的企业出口研究，都是基于生产领域的视角来研究贸易增长方式的转变，其本质都是关注贸易的客体即商品，而且更倾向于关注“商品”在进入贸易之前的“产品”形态——试图通过提升用于出口的产品的质量及其结构来推动贸易增长方式的改变。（注：当然，贸易政策的研究也倾向于研究贸易主体，即参与贸易的国家，但基础研究视角还是立于产品之上。）但是，贸易本身即为“买”与“卖”的统一，并且贸易的过程就是商流、物流、资金流、信息流“四流合一”的广义流通体现，所以我们完全可以基于流通视角去研究贸易增长方式的转变，将研究的重点从贸易客体转移到贸易本体之上。
这种研究视角的变迁将关注的重点从生产环节转移到了流通环节，从关注供给的推动作用转变为关注需求的拉动作用，具有顺应时代经济特征演变的必然性。在目前的市场上，需求已经凸显出绝对的核心地位，而流通环节天然就具有贴近于市场需求的优势，除了传统的调节供需矛盾的功能之外，在新形势下还有着组建整体产销关系、构建全套供应链的创新作用，可称之为新一轮的“流通革命”。很多大型化、规模化、国际化的流通企业纷纷出现，在世界范围内拥有了可以主导销售渠道、调节供求均衡的市场势力。因此，转变贸易增长方式的关键就在于关注“贸易即流通”的这一本质现象，在联结供给与需求的流通环节上做出有利的变革。
实际上，从生产领域到流通领域的研究视角转变，也与我国的基本国情有关，因为我国正面临着发展中国家所特有的一系列约束，试图通过技术水平的跨越来提升产品质量的确有其必要性，但并不易于完成，更何况现有的核心技术基本上都掌握在发达国家手中且难以获得。通过提升流通环节的效率来增加贸易得利和拓展国外市场，为贸易增长方式的转变提供了新的思路，并且相较技术创新而言有着较高的可行性。此外，结合“微笑曲线”来看，我国的贸易出口长期只集中在加工制造的环节，不仅缺乏对“生产前”设计阶段的延伸，也缺乏对“生产后”流通阶段的掌控。因为缺乏对销售渠道的掌控而损失给各级国际分销商的贸易利润，并不亚于缺乏核心技术所损失给国外技术提供商的利润。因此，我国在现阶段对于调整流通环节、发展流通产业而获得贸易增长方式的改变，不仅有着理论上的可行性，更有着强烈的现实需求。
基于流通视角研究贸易增长方式的转变，其主要目的就是促使贸易利润的获取方式从加工制造的底端延伸向销售以及服务的高端，从而获得有实际利润支撑的贸易增长，也能够促使国外资本流向的良性转移，带动具有较高收益且耗费资源较少的第三产业的发展。不过，虽然流通在贸易过程中具体表现为商品的买进与卖出，但并不是狭义的商品流通，而是有着全社会宏观意义的流通循环过程。这与基于消费者视角的现代“流通渠道构建理论”有着广度和深度上的不同，不只是考虑商品的顺利销售，而是将流通视为产品从生产到消费的移动过程和实现过程的统一，即一种广义的以价值形式表现的社会再生产过程（也即前文所述的“四流合一”）。只有到达了这种认知层面的贸易增长方式转变，才能够促进经济增长方式向着“持续、稳定、较快”的目标顺利转变，并充分发挥调节供需矛盾、整合产销关系的联结功能，基于供应链的整体来提升要素利用效率，实现帕累托改进中的全面经济发展。
（二）流通视角下贸易增长方式转变的研究内容
基于流通视角来研究贸易增长方式的转变，也就是在“贸易即流通”的前提条件之下，对流通过程中的各环节所面临的现实问题进行总结和分析，并找出行之有效的解决途径。就目前而言，我们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是如何优化流通过程、提高流通效率、降低流通成本，而研究的主要思路则应该循着“三个协同”的方向进行：出口与进口相协同，区际贸易与国际贸易相协同，比较优势、后发优势、竞争优势相协同。
出口与进口相协同是指贸易战略的制定要将出口导向与进口替代相结合，实际上，我国也的确是在“珠三角”和“长三角”分别实行这两种贸易战略，只不过由于如出口退税等对出口贸易的倾斜性激励政策，使得出口导向与进口替代失去了互补的协同性，均以大量出口低端加工产品为己任；区际贸易与国际贸易相协同是指要均衡发展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世界上没有哪个发达国家是在国内需求尚未满足的情况下就大力开拓国外市场，所以内贸必须与外贸统一管理和相互补充，以形成真正的“大市场、大贸易、大流通”；三种优势相协同是一个动态的概念，从固有的比较优势发展到通过学习、借鉴和引进而获得的后发优势，最终形成自身的竞争优势，对于我国的流通产业而言，即是如何从“低成本劳动力”的静态优势演进到流通信息化阶段，最后形成可与大型跨国流通企业相抗衡的核心竞争优势。基于此，我们可以将贸易增长方式转变的研究内容归纳为以下三点。
一是通过降低物流成本来减少流通总成本，提升流通运行效率。据有关资料显示，自1991年以来，我国物流成本的年均增长率为14%，高出了GDP年均增长率4.9个百分点，并已经占据了GDP总值的19%，远高于发达国家10%的平均水平，阻碍了流通的顺畅运营，非常不利于贸易增长方式的顺利转变。针对于此，有必要建设大型现代物流配送中心，并对当前的物流市场进行整合，在相应的淘汰机制下扶植一批基础较好、技术水平较高的物流企业，以全国为范围进行布点，并且鼓励企业增加对“第三方物流”的使用。另外，由于物流对效率的极高要求，全面的信息化改造必须得到贯彻推行，其中最核心的一点当属物流信息平台的构建，即从“第三方物流”向“第四方物流”的演进。
二是推动生产者服务业的发展及其体系的构建，在分工深化中体现流通企业的核心竞争力。流通具有联结生产与消费的功能，属于生产者服务业中的“产品服务”类别，虽然不直接参与产品的价值创造，（注：随着与流通相关的仓储、运输、包装、加工等服务日益繁多，也可以说流通参与了产品的价值增值过程。）但关系到产品能否被顺利地转移到消费者手中而实现价值。我国目前的生产者服务业非常不发达，尚未形成规模，尤其在流通产业，没有在从“买”到“卖”的惊险一跃中发挥出充分的作用。针对于此，有必要促使生产企业进一步剥离自己的产品转移部门，做到专业化的分工与协作，使天生具有贴近市场需求优势的流通业实现促进社会经济循环的主导功能。那么，流通企业自身的完善与发展就因其承担的职责而显得格外重要，需要在市场化、国际化、信息化中实现流通企业的现代化，以使其在贸易增长方式转变中成为关键的枢纽。
三是大力提高中间商的组织化程度，分享贸易利润。对于贸易尤其是国际贸易而言，贸易得利是其之所以发生的根本目的。但就我国现状看来，一方面由于产品技术水平暂时难以提升，大部分出口产品附加值相对较低，另一方面由于国际分销商掌控了绝大部分的国际销售渠道，对产品的出口价格有着主导权，虽然贸易顺差巨大，但贸易所得只是微利而已。针对于此，我们需要集中引导资本从第二产业向第三产业的良性转移，并通过有限、有效的政府行为扶植大型分销商的出现，并在持续地创新中提升贸易中间商的组织化程度。这不仅可以提高中间商的市场集中度及贸易得利能力，为贸易增长方式转变中所需要的资金投入打好基础；另一方面也是在产业结构短时间内难以调整和提升的情况下，使具有相当市场势力的本国流通企业率先掌控国际分销渠道，减少产品对外贸易的中间环节，通过流通成本的降低来提高贸易得利。
三、以流通创新促进贸易增长方式转变
综上所述，贸易增长方式转变的总体方向可以被总结为从数量型增长向质量型增长转变，从粗放型增长向集约型增长转变，从单纯的要素投入量增加型向质量增长型转变，从重视技术、设备等硬投入增长型向重视组织、制度、管理等软实力增长型转变。实质上，从流通视角看来，这些贸易增长方式的转变也就相当于流通环节的发展，属于从当前发展水平较低的均衡点向未来发展水平较高的均衡点的迈进。因此，我们有必要对熊彼特的理论进行适当的引申，在创新中实现流通的发展，并最终促进贸易增长方式的转变。
（一）流通技术创新是促进贸易增长方式转变的基础
流通技术创新主要指在现代流通中关于信息化技术的运用，在贸易增长方式的转变中起到了基础性的作用。这里的“信息化”涵盖了当前社会总体发展的路径、趋势和目标，就如同人类从农业社会进入工业社会时的全方位变革一样。信息化的技术革命在社会、经济、科技、文化等领域所形成的变革与影响，更胜于工业革命。流通领域也概莫能外，在信息化条件下对流通现有的技术手段与经营方式进行变革已是大势所趋，尤其是电子商务的运用，已经被视为是继“连锁革命”之后的第二次流通革命。
我们主要从物流信息化及支付型电子商务的角度来讨论流通技术创新，并且两者之间还有着密切的联系。因为如前所述，物流信息化的关键在于构造一个可以即时进行数据交流、集成、分析的信息化平台，需要电子商务体系的构建来加以推动。此时电子商务所起到的作用不仅是便利沟通和降低成本，而是要在“无纸化办公”和资源共享的基础上实现一些更为复杂的功能，例如从非支付型向支付型的发展。在欧美等发达国家，通过物流信息化平台联结的各贸易参与方，均可以实现网上的即时支付，极大地缩短了流通所需的时间，提升了流通运营效率。当然，支付型电子商务的实施不单是需要一套可行的支付体系，可靠的认证体系以及可信的信用体系才是支撑电子商务发展的根本保证，尤其是以法律为依据的信用体系，其可信程度和操作方式直接决定了电子商务体系的成熟与否。我国目前尚处于“非支付型”向“支付型”的过渡阶段，而真正的流通信息化，则是在更高级的“协同型”电子商务推动下出现的产物——整条供应链上的信息共享与利益分享。
不过，虽然“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但我们在讨论流通技术创新的同时，切不可滑向“唯技术论”的极端，而是需要综合考虑制度、组织等多方面因素。毕竟经济问题的解决不同于物理问题，存在着很多微妙的因素，技术固然重要，但并不是全部。
（二）流通制度创新是促进贸易增长方式转变的保障
流通制度创新属于流通发展中的“软件”问题，这是相对于技术创新的“硬件”问题而言的，在贸易增长方式的转变中起到了环境保证的作用。从凡勃伦、康芒斯到加尔布雷思，再到科斯与诺斯，制度已经成为对经济发展起着重要制约与能动作用的关键因素。在探讨流通制度创新时，我们认为不妨可以借鉴制度学派的观点，将制度分为法律的“正式约束”与道德、文化上的“非正式约束”。
“正式约束”一般是以契约形式而存在的，对于流通制度而言，这意味着规范化市场运行秩序的建立。但这并不是对市场客观经济规律的主观擅动，而是在坚持以市场为资源配置基础的前提下，使科学规划、统筹协调、坚定的执行力三者紧密结合，为流通企业的运营确立一种范式，从而激发出流通在需求拉动型经济中的循环主导功能。
结合当前基本国情看来，在流通制度创新进程中建立与完善“非正式约束”的难度，要更甚于“正式约束”中法律化与契约化的推进。因为“非正式制度”往往有着相对更深重的历史沉淀与更固化的现实约束，具有很强的路径依赖性。目前，我国流通发展中面临的一大难题就是较为混乱的交易环境与以降低价格为主要手段的恶性竞争，另外还有流通从业人员个人文化素质、职业修养的亟待提高。这与目前市场经济体制仍不完善，改革难度与成本都在日渐提升有着明显的正相关性。因此，我们不能将流通制度创新视为可以一蹴而就的短期建设，而要作为一种关乎流通发展前景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是否可以顺畅运行的长期规划来进行。政府必须在“有限管理”的基础上起到“有效治理”的积极宏观调控作用，不仅要成为政策法规的供给者，还要为流通的发展明确长期目标、营造良好环境、培育文化氛围。
（三）流通组织创新是促进贸易增长方式转变的关键
从历史和逻辑相统一的角度讲，流通或贸易在社会再生产中的基本功能就是组织功能，包括媒介交换、时空调节、引导生产、满足消费，以及目前的整合产销关系与构建供应链。此外，流通企业作为承担流通职能的载体，其组织创新的阶段和程度对流通功能发挥充分与否有着决定性作用。所以，在贸易增长方式的转变中，流通组织创新有着非常关键的作用，我们可以用“建台构网，并购融合” 的八字方针对其进行概括。
“建台构网”是指现代化流通平台与高效率流通网络的构建。前者至少要包括三个方面：一是流通市场化平台，将粮食、石油等一些自然资源性商品都纳入市场化的进程当中；二是流通信息化平台，快速对消费者的多样化需求做出反应并及时反馈信息，以调整供需矛盾；三是流通国际化平台，既要在进口中充分发挥贸易促进投资数量与质量增长的优势，又要在出口中掌控有利的流通渠道以获取更多的贸易得利。后者是从广义上理解的基于价值链或供应链而构造的一个流通网络，包含有种种的相互经济关系，信息网络只是作为技术实现手段的一个组成部分，落实到零售环节即是以连锁经营为基础来构筑大型零售网络企业，落实到批发环节即是以物流配送为基础来构筑大型批发网络企业。
“并购融合”均是指将流通产业做大做强的有效手段。前者着重于企业，但并不局限于“并购”，而是兼并、联合、重组、划拨等多种方式并行，鼓励流通企业提高市场集中度，这虽然会在一定程度上引起垄断的产生，也有可能使“零供关系”更为紧张，但其在减少外贸流通环节、促进区域间内贸发展、建设农村商业网点等方面的积极效应也是现状所难以比拟的。后者着重于产业，认为“融合” 是继分工之后又一创造价值的主要源泉，流通分别向第一、第二、第三产业的融合，导致了农业产业化、生产者服务业和复合型商业的出现，并且由于这种流通与全国民经济部门融合趋势的出现，必然会要求以流通产业的发展为主线来制定国民经济运行的方针和政策，也即产生了与社会再生产过程紧密相连的“大流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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