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十八届三中全会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对市场与政府的关系做了科学的定位。准确把握决定本意，需要深刻理解市场决定资源配置是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但市场的决定作用，是有其适用范围的。在资源配置中，政府应放权于市场，通过市场机制充分激发经济社会发展的活力，促进我国经济转型升级。同时要更好地发挥政府的作用。政府的作用不仅仅是弥补市场失灵，在整个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还需要有党的领导和政府的主导。只有使市场和政府各司其职又相互促进和配合，才能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才能既不走老路，又不走邪路，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走向共同富裕。

    关 键 词：资源配置/市场规律/政府与市场　　

　　十八届三中全会指出，新一轮改革的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建设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现代市场体系，减少政府对资源的直接配置。这既是对过去35年来改革经验的总结，也为我国今后的改革指明了方向和重点。

　　一、市场决定资源配置是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

　　1992年，党的十四大明确提出了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是党根据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和对当代社会经济发展规律认识的深化做出的科学定位，是顺应经济社会发展规律，致力于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实现社会主义本质要求的必然选择。我国选择建立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体制，就必须自觉遵循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

　　发达市场经济国家和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实践反复证明了市场是资源配置的有效机制，市场经济的一系列内在规律如供求规律、竞争规律、价值规律等的作用，能够促进资源的有效配置。市场经济本质上就是市场决定资源配置的经济形式或经济体制，它强调市场是激发经济发展的活力之源。在我国深化经济体制改革中，完善市场机制，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作用，充分发挥市场调节的灵活性、效率性、激励性，能够不断释放经济体制改革的红利。在市场经济中，一切有关的经济活动都被直接或间接地纳入市场关系中，一切参与市场交易活动的组织和个人都是市场主体。企业是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主要市场主体，在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下，政府不直接干预企业的正常生产经营活动，所有的经济活动都是在一整套完善的法律法规体系约束下进行的。市场经济的基本特征在于市场利益主体多元化、经济生活市场化、经济运行平等化、市场竞争激烈化、经济交流开放化、市场运行法制化和宏观调控间接化等，而这些都依赖于市场机制作用的充分发挥。市场经济有其自身的运行规律，市场主要通过竞争规律和供求规律以及与此相联系的价值规律进行调节。首先由市场机制来决定价格，各类市场主体可以通过价格信号衡量各自经济活动的机会成本，按市场交换原则来实现约束条件下的利益最大化，进而促进资源配置的优化。因此，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是市场经济体制的本质规定和内在要求，而且，从深层次看，通过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可以为各市场主体提供有效的激励机制和利益协调机制，同时激发竞争机制。市场经济是竞争机制，它鼓励强者而不同情弱者。市场利益最大化机制和优胜劣汰机制，可以最大限度激发各类市场主体的赶超战略和创新活力。

　　从目前世界各国的经济体制发展现状来看，绝大部分国家都是实行市场经济的，尤其是经济发达国家，都建立起了运作规范和成熟有效的市场经济体制，这些发达的国家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充分发挥了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我国仍然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商品生产仍是主要的经济形式，与商品生产相伴的就是市场，因此，我国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要尊重市场规律，首要的就是要尊重价值规律，以及相关的供求规律、竞争规律、货币流通规律等。通过这些规律的调节，实现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提高资源配置的效率。

　　二、市场起决定作用不是彻底的市场化

　　现在有一种误解，认为十八届三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提出的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作用，就是西方那种新自由主义指导下的完全的市场经济，即完全的市场化或彻底的市场化，甚至有人将其解读为市场原教旨主义，这种看法是不符合《决定》本意的。首先，将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从“基础性”提升到“决定性”，是党根据经济发展实践的变化和对经济社会发展规律认识的加深做出的科学定位。强调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作用，是有其适用范围的，即仅仅是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作用，并非在一切经济社会活动中都起决定作用，也不是说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全部作用，更不是要把属于政府职能的范畴通通划归市场来决定，而不要政府作用。萨缪尔森(2008)在其著作《经济学》中就明确提出：“所有的社会都是既带有市场经济的成分也带有指令经济的成分的混合经济。从来没有一个百分之百的纯粹的市场经济”；其次，市场不是万能的，并不能解决一切问题。市场是在商品经济规律的作用下引导资源配置的方向，固然市场配置资源是具有效率的，尤其是在微观层次上的资源配置明显更具有效率，但这绝不等于市场对资源的配置是全效率的。即使是在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在市场决定资源配置中也存在市场失灵，需要有政府调节。进一步来看，市场引导或调节企业生产，是市场信号的引导或调节，而这个市场信号集中体现在反映整个市场机制运行变化的价格信号上，价格信号的调节通常具有自发性、盲目性和事后的调节特征，容易引起产能过剩、资源浪费、部分商品和要素价格扭曲等问题。同时，市场调节在社会管理、基础设施建设、公共管理和服务以及缩小贫富差距实现分配公平等方面，是缺乏效率的。不能依靠市场有效解决贫富分化、制假售假、市场欺诈、扰乱市场秩序等不法行为。南水北调、三峡工程、西部大开发、新农村建设等事关社会主义建设全局的公共事业，也不是由市场决定的；还有，《决定》提出“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绝不是搞新自由主义所主张的那一套与彻底“市场化”相联系的“私有化”，这一点在《决定》中也有说明。《决定》中既提出了要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作用，又紧接着明确指出要“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和“科学的宏观调控，有效的政府治理，是发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优势的内在要求”。习近平总书记在对《决定》的说明中也明确指出：“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并不是起全部作用”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既要发挥市场作用，也要发挥政府作用”。这实际上是强调了社会主义国家政府调节的重要性，强调了党和政府科学把握和驾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能力。彻底的市场化是与社会主义本质要求相背离的。当年苏联的改革就是接受新自由主义的设计方案，搞彻底市场化和私有化，背离了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结果是把属于全民的资产私有化，导致了后来的剧变；最后，有必要指出，通过彻底市场化解决商品供需总量平衡问题在西方发达国家也不可行。美国在西方被推崇为彻底市场化的典型，或者说是市场化程度最高的。但实际上美国也存在政府调节，整个现代的资本主义经济体也都存在政府调节。1929年的资本主义大危机就宣布了完全的彻底的自由市场经济的破产，凯恩斯理论开创了政府干预经济的思想，可以说，总需求和总供给一直都是美国政府对经济干预和调控的主要对象，美国政府一直都在运用不同的政策组合进行调节。2008年的金融危机后美国政府更是强化了对金融市场的严格监管，针对此次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海啸，美国自由派代表人物格林斯潘也不得不向国会检讨承认由于对金融市场疏于监管，任由市场发展，才造成了金融衍生品恶性增长，金融杠杆疯长和金融泡沫高涨，最终酿成了金融危机，波及实体经济发展。此外，即使美国是市场化程度最高的国家，也出现严重的贫富分化问题，这也是所谓“彻底市场化”的结果。可见，彻底市场化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中，都是站不住脚的。

　　三、政府跟市场的关系不是对立，而是统一

　　(一)如何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作用

　　《决定》把市场从“基础性作用”转变为“决定性作用”提高了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强度、力度和深度，是我党和政府科学把握客观经济规律，经过多年改革开放的成功实践和总结，是对市场经济新的理性认识。过去讲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作用，本来按其本意并不排斥市场的决定作用，但直接提出市场的决定作用，更突出，可以避免给过多和不当干预微观经济留下理论认识上的空间。经过改革开放以来的持续努力，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已初步建立，但与“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要求相比，在很多方面还不完善。最主要的就是政府尤其是地方政府对资源配置干预较多，扭曲价格信号，损坏市场机制，制约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活力。此外，生产要素市场发展滞后，要素闲置和大量有效需求得不到满足同时并存；市场竞争不充分，秩序不规范，规则不统一，阻碍了结构调整和优胜劣汰，等等。而要改善这样的不利境地，“让一切劳动、知识、技术、管理、资本的活力竞相迸发，让一切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就需要在今后的资源配置过程中，充分发挥市场规律包括竞争规律、供求规律和价格运动规律的作用，利用价格信号引导生产和消费，激发经济活力和社会创新能力，真正做到让市场来决定社会资源的配置。

　　首先，解放思想，充分认识市场决定资源配置一般规律的重要性，在理论上承认这一规律，在实践上遵从这一规律。近几年来，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人们已对市场经济逐步从认同到接受，把市场经济作为社会主义的对立面加以排斥的人少了，但仍有人不能从本质上认识市场经济，仍然把与资本主义相结合发生作用的市场经济的某些负面效应如经济震荡、经济危机等，看作是市场经济自身的作用，从而认为市场经济规律是资本主义特有的经济规律，进而导致对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认识不清。邓小平在1992年初南巡时就曾说过：“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并不是资本主义所特有的经济体制。我国实行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把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和市场经济结合起来的一种经济体制。”十四大以来的20多年间，关于怎样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党和政府一直在根据经济社会发展实践和认识的深化，寻找科学合理的定位。党的十五大提出的是“使市场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党的十六大提出，要“在更大程度上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党的十七大提出的是“从制度上更好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到了党的十八大提出“更大程度更大范围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决定》则提出的是“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这充分体现了理论认识在不断深化，对客观经济规律的把握在全面增强。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作用”，就是要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与市场经济一般规律的内在要求有机结合起来，通过发挥市场经济规律的作用，更好地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

　　其次，建设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是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基础。《决定》中提出了加快完善现代市场体系的五大要点，即建立公平开放透明的市场规则、完善主要由市场决定价格的机制、建立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完善金融市场体系和深化科技体制改革。这五大要点抓住了完善现代市场体系的牛鼻子，必将推动市场体系的不断完善。市场体系是包含要素市场、消费市场和金融市场等各类市场在内的有机统一体，市场机制作用的充分发挥必须以具有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为前提。“统一开放”要求消除地方保护主义和市场的条块性分割，实现商品和要素的自由流动，让市场配置资源具有广阔的空间，同时要遵循市场经济的开放性要求，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市场，利用两种资源发展自身。“竞争有序”，要求各类市场都要按照协同的市场规则和明晰的价格决定机制参与市场竞争，打破市场封锁，在更宽更广的领域内保障市场竞争和有序发展。从当前来说，加快建设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可以抓住《决定》提出的五大要点，以建立公平开放的市场进出规则、市场竞争规则、市场交易规则为前提；以完善主要由市场决定价格的机制为关键；以深化要素市场改革为突破口；其中尤其是要将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和金融市场体系的建设和完善作为深化要素市场改革的重中之重；以深化科技体制改革，释放技术创新潜力为宗旨；让市场机制在更大范围、更深层次发挥作用。

　　(二)更好地发挥政府的作用

　　《决定》指出：要“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科学的宏观调控，有效的政府治理，是发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优势的内在要求”，“全面深化改革必须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充分发挥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这充分肯定了在全面深化改革，建设社会主义事业中党的领导和政府的宏观调控的重要性。《决定》已经明确指出了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地位，同时指出了我国发展已进入新阶段，改革进入攻坚区和深水区的复杂形势，那么，面对新形势，政府该如何更好地发挥作用呢？

　　首先，要正确认识政府在资源配置中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的作用，防止忽视市场或忽视政府的两种极端倾向。政府在资源配置中不起决定作用，但起调控引导作用；政府在整个社会主义建设和发展事业中要起主导作用。全面准确把握和领会三中全会《决定》的精神，可以发现，一方面，“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深层次涵义是：肯定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效率，政府在资源配置中的过多干预会对市场经济造成扭曲，不利于经济增长。但这里并没有说是市场在整个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起决定作用，所以不要混同了政府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和在整个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的作用，要摒弃那种政府的作用仅仅是去弥补市场失灵的错误认识。另一方面，《决定》提出“更好发挥政府作用”，而不是“更多”、“更大”，这就意味着政府在资源配置中并不是无所作为，而是应该更好发挥政府的优势，让以前“越位”的“归位”，“缺位”的“到位”。在资源配置领域，政府的定位应从合力“划桨”转变为战略“掌舵”，坚持宏观调控与市场机制作用的有机统一，为发挥市场功能营造一个良好的环境。在现代市场经济中，政府进行宏观调控、监管市场和维护市场秩序，不是要弱化市场的作用，而是为了更好地发挥市场的决定作用。同样，强调市场的决定作用，也不是要弱化和排斥政府作用，而是要求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市场的作用越增强和扩大，政府调控和引导的职责也越大。市场与政府的组合，不是弱市场、强政府，那是指令性计划经济模式，已经放弃；也不是强市场、弱政府，那是早期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中政府只起“守夜人”的作用的模式，也是新自由主义的主张，已为现代市场经济所摒弃；我们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应是有效市场与有效或有为政府的结合，或是高效市场与高效政府的结合。有人主张是强市场与强政府的结合，也可认同。当前需要注意的是，有人用新自由主义观点解读市场决定作用，要求政府只起为市场主体服务、弥补市场失灵的作用，试图用增强市场决定作用来消融和弱化政府作用。

　　同时，要有政府能够更好发挥作用的自信。过去这些年，特别是在应对金融危机中，政府充分发挥宏观调控的作用，采取了很多有效的措施，不仅避免了我国经济的大起大落和过度下滑，而且还成为了全球经济复苏的重要引擎。当然，肯定政府作用的发挥，不是要将应对危机冲击时期政府更大程度地发挥调控作用作为一种常态，而是要增强“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的自信，也是“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的前提。

　　其次，按照《决定》的要求，健全科学的宏观调控体系，促进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科学、完善的宏观调控体系是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内在要求，经过多年的实践，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宏观调控体系已初步建立，但与发展的要求相比，在调控目标、手段、作用机制等方面还存在一些亟待健全和完善的问题。《决定》明确指出“宏观调控的主要任务是保持经济总量平衡，促进重大经济结构协调和生产力布局优化，减缓经济周期波动影响，防范区域性、系统性风险，稳定市场预期，实现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同时，在宏观调控的手段上，《决定》强调依据宏观调控目标，以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为主要手段，加强财政政策、货币政策、产业政策、价格政策等手段之间的协调配合。在作用机制上，《决定》指出了要“形成参与国际宏观经济政策协调的机制”，通过科学判断国际大环境和各国宏观经济政策对我国的影响，适时与相关国家展开磋商，寻求整体利益的最大化，从而“推动国际经济治理结构完善”。要进一步深化投资体制改革，改革审批制，减少审批事项，减少对企业的干预，调动企业自主创新的积极性，确立企业投资主体地位，扩大民间资本发挥作用的空间。完善发展成果考核评价体系，纠正单纯以经济增长速度评定政绩的偏向，强调经济增长的质量和社会进步，以及人的全面发展。

　　再次，探索有效的政府治理方式，建设公共服务型政府。《决定》里提及的“国家治理”、“政府治理”等概念很有新意，也更符合建设公共服务型政府的需要和更能反映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优势的内在要求。建设公共服务型政府，不仅要转变政府职能，更重要的是要探索有效的政府治理方式。政府不仅要为经济发展提供良好的市场环境，保证各类市场主体公平参与市场竞争，而且要为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提供基本、有保障的公共产品和有效的公共服务。一方面，按照《决定》部署，全面正确履行政府职能，进一步简政放权，解决政府“越位”问题；加强市场活动监管和各类公共服务的提供，加强社会管理，强化政府的公共安全职责和应急管理职责，加强环境保护，改革生态环境保护的监管体制，解决好“缺位”问题；合理划分中央和地方职能，将中央政府的顶层设计和地方实际结合起来，解决“错位”问题。创新行政管理方式，解决政府管理效能不高的问题，多方位提高政府的管理和服务水平；另一方面，深化政府机构改革，优化政府组织结构。《决定》按照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要求，指出了政府优化组织结构的方向，为建立务实高效、具有强劲的公信力和执行力的政府提供了制度保障。

　　《决定》明确指出，“经济体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在当前改革与转型交织融合，经济转型、社会转型、治理转型等多重时间和空间约束下，准确全面把握《决定》的精神，按照发展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要求，深化对客观经济规律的认识，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作用，才能让一切劳动、知识、技术、管理、资本的活力竞相迸发，一切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同时，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使市场经济的发展有利于而不是有害于社会主义事业。让“有形之手”转型，更好引导“无形之手”，更好地发挥政府在整个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的作用，才能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增进人民福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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