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你是我国恢复高考制度后最早毕业的研究生，多年从事经济

    研究和教学工作，同时也不断在北京大学等许多著名的院校进修学习，最近又在美国匹兹堡大学做了一年的访问学者。你能就山西经济如何走向21世纪这个题目谈谈自己的看法吗？

    靳：可以。山西物华天宝，人杰地灵，无论从政治经济还是从文化历史的角度，在全国都具有特殊的地位。人们从“晋商”、“窄轨铁路”等这些已具有常识意义的字眼中，不难看到晋人的昔日风采。但是，人们也不能不遗憾地看到在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轨过程中，山西落伍了。1998年我省国内生产总值只有1606。1亿元，在全国名列倒数第12名，只有广东、江苏、山东这些省份的五分之一，也远远落后于和我们资源条件类似的省份。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只有5090元，是京、津、扈的三分之一，是广东、浙江、江苏、福建等省份的二分之一。从这些最基本、最常见的指标上，你不难体会到即将到来的新世纪给山西带来的压力。我相信这些指标反映的情况是真实的。我去过不少沿海比较开放发达的沿海城市，也去过和我省临近的一些城市和地区，总体印象是山西的步子确实是更慢一点。要是和西方发达国家相比，差距就更大了。

    记者：造成这一状况的主要原因是什么？

    靳：原因是多重的，同时原因也有不同的层次。最直接的原因应该说是劳动生产率方面的。我省去年的工业经济效益综合指数只有68。25%，远远低于全国90。95%的指标，更低于沿海发达地区的水平。我省的资本保值增值率位居全国倒数第三，全员劳动生产率位居倒数第六，而资产负债率却名列前第13位。劳动生产率是一个社会能否快速发展的最关键的事情。列宁曾把它当作是战胜资本主义的决定性因素。在发达国家，企业家考虑的第一件事，也是以较少的劳动换取更大的劳动果实。那里的工厂里没有闲人。看不到专门管人们乘坐电梯的电梯工，专业司机很少，公交车司机兼管收费、报站以及各种紧急情况的处理。每一个环节上的劳动者都在白分之百地尽职尽责。这和我们的情况反差极大。我曾去过我省著名的“天龙超市”买东西，说实在的，从商品价格到收费方式都已开始和西方发达国家的商业网点相类似。但一到具体操作上的环节，问题就来了。诺大一排的收费出口，大部分停置不用，任凭许多顾客在拥挤等待。收费小姐聊天的聊天，闲坐的闲坐，诺无其事。我真怀疑，这样的商场怎么怎能有很高的劳动生产率，它怎能长久存在下去？“天龙超市”在我省的商业企业中，效益算是不错的，居然也是如此水平，其它企业的水平可想而知。我省企业和省外、国外的企业差别由此可见一斑。如此低效率的劳动是难以有很高的收益的。这是我省经济发展水平落后最主要的原因。

    记者：还有别的原因吗？

    靳：我省的开放步子较小、速度较慢，是另一个重要原因。去年我省海关进出口总额只有21，6亿元，名列全国倒数第12名；利用外资项目101个，实际投资额24451万美元，位列全国倒数第7位；旅游收汇总额0。38亿元，位居倒数第5。我省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所得税与沿海省份和周边地区的差别在10—100倍之间。以我省现有的自然资源和人文历史条件看，这种状况和山西的地位不相称。山西的封闭、保守和相对落后，从这些数字中是可以看得出来的。我们应该找出其中的原因，进行认真分析，尽快扭转这种不利局面。就我看来，许多地方要实行大刀阔斧的改革。我们面临的事实是：在山西要谈通一个合作项目，所过的关卡太多了，要得到一个出国手续的全部批件，所求的人太多了。无论是山西人走出去，还是外国人进山西，似乎都感到事情特别难办，许多人只好另寻投资场所，另找旅游景点。一句话，空气污染严重，社会环境恶劣，到处是吵嘴、打架扯皮的，就没有人敢来山西，愿来山西。没有人来山西做买卖，谈生意，山西未来的发展就是一句空话。总之，山西的外贸、外经活动说到底是一个观念问题，是一个环境问题。只要把这一类基础性的问题上解决好了，就不愁没人来山西。

    记者：能说一说行政管理和经济发展的关系吗？

    靳：当然可以。行政管理和地方经济发展关系极大。一个好的廉洁、高效、精干的行政管理系统是一个地方经济发展的前提。刚刚结束的十五届四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在好些章节中都特别强调这一点。在我省行政管理方面的问题似乎更大一些。去年我省的财政收入为104。2亿元，为广东的六分之一，而行政管理费用却达222，918万元，接近广东的三分之一。收入不多，支出不少，焉有不亏之理？问题的严重性还不仅在此。吃“皇粮”的人员，拿了钱还要没事找事，设置大量不必要的关卡，制造出大量的是非，为企业和平民百姓平添了无数的烦恼。在山西，时至今日，“官本位”思想仍然根深蒂固。“资本”观念反而退气候。这是一种悲哀。当官者在位时，门前车水马龙，退位后，门可罗雀。我不是在替离退休干部鸣不平，是在说我们至今还停留在非常原始、落后的体制和观念的氛围中。盖一栋同样楼房，里面是住当“官”的，还是住平民百姓，待遇大不一样。我们从制度上没有很好地约束住当官的所获得的一些不应有的待遇，而普通百姓又不能从制度上真正保证利益不被侵犯。因此，人们必然热衷于“跑官”、“要官”甚至“买官”、“卖官”。这对经济的发展构成潜在威胁是极其严重的。这种问题在山西可能比我们日常想象要更严重一些。说一句不客气的话，走不出“官本位”的阴影，或者说“官本位”不能让位于“资本本位”山西就只能永远在低水平上徘徊不前。

    记者：高科技对山西经济发展的影响如何？

    靳：高科技发展缓慢也是影响山西经济的重要因素。山西长期作为国家的能源重化工基地，传统工业所占比重较大，技术相对落后，在市场竞争中处于劣势，加之管理上的闭塞、保守和落后的运营方式，很自然地与其他地方拉开了距离。在山西搞高新技术产业一是缺钱，二是缺人。这和国内的较发展地区以及西方国家形成很大差距。在西方国家，搞高新技术，钱是不成问题的。只要你有技术，有专利，可以通过风险基金、创业基金和其它许多方式搞到钱，有许多钱是无偿支援给你的。宇航局、国防部、能源部、农业部、环保局等都会给你提供这一类支持。至于人，就是把大学教授、各类工程人员都动员起来搞高新技术开发和创业。这里的办法很简单，就是最大限度地给这些人才以权限。这些人如果去搞高新技术，他本人就是法人代表，产权的90%以上也是他的，学校或企业的产权只占5%。这就意味着利益和权利当然还有责任都在他身上了。只有这样的办法才能把人的积极性调动起来，否则，他就舒服地去作教授，而不来冒这个风险了。山西高新技术的发展很有必要借鉴发达国家成功的经验，包括设立地方性的风险基金和创新基金。只有这样，才能使山西的经济发展和工业体系始终占领未来的制高点。

    记者：能简单谈一下山西人口和经济发展的关系吗？

    靳：山西的人口增长率目前为9。92，位居全国第十。山西非少数民族的主要居住区，和全国类似地区相比，这一速度显然不低。山西人口增长速度过快的主要症结在于农村人口增长控制力度不够。而农民生育愿望下降迟缓的原因在于教育落后和农村社会保障体系不健全、不发达。我们没有社会养老的体系和制度，人们只能寄希望于“养儿防老”，这就导致“越穷越生，越生越穷”的恶性循环。因此大力普及教育和推广现代文明健康的新生活方式，引导人们逐步提高生活质量，同时花大力气建立适合我省农村特点的社会保障体系，是我省控制人口增长的关键措施。我省农村普及教育的工作任务还很重，现代文明健康生活的师范典型更是少而又少，农村黄、毒、睹现象严重。必须加以综合治理才能奏效。在有条件的地区应大力推广在忻州、运城等地试点经验，使农村养老问题真正找到出路。只有这些问题都解决了，人口控制才能足见成效。这样也就为山西经济的高速发展，奠定一个良好的基础。

    事实上，一个高科技，一个人口，这两大问题是紧密相连的，它和实现山西下一个世纪的可持续发展战略都有密不可分的关系。作为传统的工业基地，历史给山西人民带来不能算轻松的包袱。站在西山高处，眺望太原市区，你可以感觉到它名列世界空气污染城市之首，名不虚传；坐火车你横贯山西，灰蒙蒙难见蓝天。发达国家几十年、几百年前已经经历过的严重污染时期正在我们这里重演。如今他们把基础的、污染较严重的工业甩给发展中国家，使我们深受其害。而迫于经济发展的需要，特别是为了解决已经显得拥挤不堪的人口生存的问题，普通百姓包括各级地方官员很难一下子摆脱乱采滥伐的诱惑，结果必然使已经匮乏的资源变得更加紧张。人口拥挤和资源匮乏互为动因，一步步恶化着我们的生存环境，使我们的可持续发展战略化为乌有。在这种严峻的形势面前，怨天尤人是无济于事的。我们只能立足于现实，认真调整我们的产业政策和人口政策，把人口和环境这两大国策真正落到实处。

    记者：你觉得还有什么会影响我们在下一个世纪的发展吗？

    靳：就整体上来说，我觉得还有一个最重要的问题需要解决，那就是全体社会成员的法制观念和法制体系需要加强。现在的问题还不是有没有法的问题，而是如何执法的问题。我们的法律文凭近年来发放了不少，干部的普法考试从规模上看也算不小。但在实际生活上给人的印象，违法现象并没有明显降低。我去过太原市最大的商场之一：华宇购物中心，发现这里不愿给顾客开增殖税发票，能推尽量推。到别的各类商场看也有类似的问题，甚至比这里还严重。究其原因，是要逃税。仅此一项，太原市每年流失的税款，少说也有几千万。这里既有一个继续加强法制观念的问题，更有一个体制规范和建设的问题。在西方国家类似的问题是不容易发生的。且不说人们的守法观念如何，就是从买卖交易的具体过程中，每个人都很难逃过征消费税的关卡。他们设置的缴税过程非常简单，不会给交易程序增添多少麻烦。而我们的普遍做法是小票换增殖税发票，掌握小票和增殖税发票的往往又不是同一个人。倒来倒去不知增加了多少工作量。最后索性拉倒了事，给国家造成大量的税收损失。至于说到其它方面，法制观念和体制的建设任务更加艰巨。现在的假文凭、假学历、假工龄、假年龄已经到了“惨不忍睹”的地步。能做假的大部分是领导干部和握有实权负责人员。假人口数字、假产量数字、假科研成果数字等等足以影响地方官员升迁的不正之风，也已经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我所调查的一个县份，领导们庆祝摘去“脱贫”的帽子，而百姓的收入和生活水平并没有明显改善和得到提高。群众意见很大。我们执法不严，让这些作假的人继续晋级、升官，于无形中纵容了这股极坏的社会风气。长此以往，必然使整个社会成员的心理崩溃，一连串的社会恶果将由此引发。这是事关下一个世纪长足发展的最重大的问题之一。任何人都不可以对此掉以轻心。

    记者：谢谢你接受我们的采访。

    靳：不客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