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过程中,我们经常遇到一些新的提法,其中有一些在过去是明确属于"禁区"的。"资本"和"资本市场",就是最明显的例子。您能就此谈一点看法吗?
靳:可以。我先谈一点我们关于"资本"概念的历史沉浮和沧桑巨变。在中国的经济和政治舞台上,没有什么能比"资本"这个概念更让人感到困惑了。大半个世纪以来,中国人,无论是白发苍苍的老人,还是哑哑学语的稚童,都毫无例外地被裹进批判、憎恶、抛弃这个东西的狂潮中。当人们在50年代高唱"社会主义好"的凯歌,胜利告别"资本"时,心情是那样的激动,跑步进入日思夜想的"共产主义",成为一时最大的骄傲。60年代到70年代初、中期,人们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下,狠割"资本主义"尾巴,把"自留地"、"集市贸易"、"包产到户"这一类的做法,统统视为与社会主义相悖,气势是那样不可阻挡,理论上大加挞伐,实践上歧视或干脆明令禁止。80年代末,随着林彪和江青两个集团的垮台,"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之类极左的做法停止了。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了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第二代党的领导集体,恢复了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和工作作风,"包产到户"撞开了中国人经济生活和社会生活的一个全新时代。80年代初,十二届三中全会确定社会主义是"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的提法,90年代初,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中,更进一步正面使用了"资本"一词,大大方方地把我们过去曾经视为异己的东西请回现实的经济生活中。
记者:在这样的背景下,有些人的产生了一些困惑或误解。有的人认为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批判过时了;有的人对党消灭一切剥削制度的目的和纲领感到怀疑;还有的人对下岗人员增多,城乡差别、贫富差距相对扩大的现实,产生了不理解的情绪。
靳:正是这样。误解和困惑产生于不正确思维方式和偏狭的认识角度。解决问题的关键在于历史地、全面地正确认识"资本"的含义及其历史作用。
俗语说"无本难求利",道出了经济生活中一种最普通、最常见的事实,中国古代的大史学家和文学家司马迁曾把"本"和"利"之间的这种基本关系,概括为"货殖",并为其成功者列传。马克思则集人类思想之精华,使用了"资本增殖"这一特殊用语,使俗民百姓的常识升华为含义深刻的真理性定义。马克思站在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的立场上,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态度分析和刨析了这种生产方式的历史原因和发展趋势,使社会主义从此建立起坚实的基础。 然而,真理不是幽灵,它不能脱离现实而存在。当今的社会主义现实,为马克思所揭示的"资本"、"资本增殖"等概念和范畴提供了一种丰富的内容和宽广的活动空间。立足于这样的现实,,资本和资本增殖迸发出耀眼的火花。百姓要富,靠什么富?在现代社会条件下,通过封闭的、自给自足的一家一户的个体单干方式快速致富几乎是不可能的。人们必须组织起来,通过资本,才能达到这一目的。工厂要发展,靠什么发展,离开资本增殖的机制,发展就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我们曾把"资本"和"资本增殖"彻底还给了旧社会,然而却给我们的生产带来了意想不到的萎缩;我们曾使计划经济延伸到百姓生活最细小的角落,然而,离开"资本"和"资本增殖"的机制,却使我们陷入了一种只能靠票证来满足人们最基本的需要的境地。今天,改革的实践已迫使我们非清醒不可了。如果说,人类社会之初,一般等价物--货币的出现,曾使人们从看似方便实则极为不便的物物交换的困境中解脱出来,"以本求利"也就是"资本增殖"则使我们在一个特定的历史阶段找到了发展生产,追求富裕的有效手段。从这一意义上说,"资本"并不完全只是"从头到脚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资本增殖"也不应简单地加以废止和抛弃。
记者:您的意思是说,"资本"或者说"资本增殖"甚至"资本家"这一类的概念和范畴,不是旧社会或资本主义社会特有的东西,社会主义也应该对它加以利用?
靳:是的。马克思自己就有大量的关于"资本一般"的说法。就是说将资本的增殖功能进行抽象,并确定下来,使人们更加准确地理解这种生产方式的机制和特点。马克思曾经以此为据分析了前资本主义社会的商人资本和资本主义社会时期资本的异同之处。根据马克思的这种提示,我们由此可以演化出资本主义社会中的资本和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资本"等各种不同的类型。也就是说,它们都有"增殖"的共性,但却有不同的时代背景和特点。鉴于多年的计划经济体制对全社会所形成的不可忽视的深刻影响和巨大惯性,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里,我们有必要主动地掌握更多的"资本一般"的规定,以利于改革的推进,更好地迎接经济全球化的挑战。
记者:更多的"资本一般"的规定指的是什么?
靳:人们在理解和认可"资本"和及其增殖原理的基础上,发展起一系列的与此相关的运营方式:生产性资本运营、商业性资本运营、证券性资本运营、货币运作性资本运营、资产转让性资本运营、技术参股性资本运营等等。就是说,只要和增殖有关,并有利于资本的扩展和膨胀的,我们就把它列入"资本一般"这样的规定中。在"资本一般"的定义里,财富分配的公平与道德等问题是可以忽略的或者说不应直接纳入分析分析范围的。
生产性资本运营构成现实生活中工、农业生产的主要内容,它既包括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和也包括私人企业和以多种方式联合起来的企业;商业性资本运营也是如此,只是它的物质运动形式局限在商品流通的范围内,它与证券性资本运营、货币运作性资本运营等这一类的做法共同构成第三产业的内容。而证券性资本运营、货币性资本运营、资产转让性资本运营等则形成我们通常所说的"资本市场"。它主要是为解决社会生产总过程所需要的货币"第一推动力"的问题而存在的。技术参股性资本运营是随着社会生产的过程中科技因素日渐加大而提出来的资本运营方式。
记者:经您这样一说,我看出了一个基本的思路:从"资本"和"资本增殖"的理解,可以推出"资本一般"的概念和范畴,再从"资本一般"发展出"资本运营"的各种具体方式,包括"资本市场"这种具体的运营方式,这是一个完整的逻辑体系。把它运用到社会主义社会是可以发挥出巨大的作用的。
靳:正是如此。这个完整的逻辑体系是完全符合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深刻分析的。把"资本市场"同马克思关于"资本"、"资本增殖"以及"资本一般"的论述割裂开来的种种做法,肯定是不妥当的,在资本准入上的歧视、不同类别资本竞争上的人为不平等等许多有碍生产的政策和各种各样保护主义,同此不无关系。要大力提倡和恢复马克思对这一问题的全面论述,还马克思主义以应有的权威。
在我们的社会主义社会里建立"资本市场"所起的作用无疑是巨大的。回顾资本的发展史,货币作为资本运动的"第一推动力",经历了一个由低级向高级发展的过程,最初是小手工生产时代的票据融资阶段,接着是工业化大生产时代的货币融资阶段,最后才发展到现代市场经济的证券融资阶段,也就是我们所说的"资本市场",它主要是提供企业的长期运营资本,其融通的资金主要用于扩大再生产。最初的阶段主要以内部融资为主;接着而来的阶段以银行信用中介为主;最后的阶段才以证券融资为主,主要的工具就是债券和股票。
10多年来,以证券市场为主的我国的资本市场已经有了长足的发展。1992年,中国证券市场年度筹资仅为94.08亿元,第二年就猛增至315.58亿元。此后两年证券市场直接融资曾进入一个低谷期。1997年,沪深股市筹资金额曾接近千亿元,达到958亿元。1998年和1999年略有回落,分别为746.38亿元和856.64亿元。在刚刚过去的2000年中,中国证券市场规模扩张实现历史性突破,年度筹资总量首次突破1000亿元。这对我国社会生产起到了一个不可忽视的作用。尽管如此,和我国居民每年高达1万亿元的银行存款相比,这个数额仍属偏小,而且在运作方式、范围、程度以及规模上还要力求有大的突破。
记者:您能简要地谈谈这些突破的具体内容吗?
靳:创业板的建立将是中国资本市场的一大突破。它标志着中国资本市场在走向更大的范围和在更深的层次上展开,它要求资本市场上更严格的监管机制,更规范的运作程序,更准确的信息公告,更严格的监管机制,;国有股减持方案的推出将是中国资本市场又一大突破。国有股减持不仅和国有企业整体改革息息相关,而且国有股流通问题的解决最终将有利于整个证券市场的健康发展。国有股减持的办法大致有:配售、回购、国有股协议转让、国有股转换为优先股、定向认股证+配售、国有股转换为债券,设立国有股投资基金等。通过这些做法保证中国资本市场健康稳定地向前发展;加快基金组建,推出开放式基金是中国资本市场的第三个突破。开放式基金是发达的资本市场不可缺少的重要环节,在当前我国既有和特定的条件下,利用开放基金的形式,把四大国有商业银行遍布全国城乡各地的储蓄网点吸纳的居民储蓄存款一部分集中到股市中来,对稳定股市的资金供给量有着积极的作用。除此之外,保险业的开放、新的保险产品的开发,社会保障基金的发展和完善,信息技术广泛运用、电子银行的出现,包括银行在内的企业并购浪潮的出现,将都会对中国资本市场的发展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
记者:加入WTO对中国资本市场发展将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靳:经济全球化是一个世界范围内的浪潮,加入WTO是一个于多方都有利的事情。随着我国加入WTO脚步的临近,资本市场对国外开放只是一个时间问题。但也要明确,对外开放资本市场是一把"双刃剑":搞得好,它可以促进管理,提高从业人员的服务质量,优化资源配置,同时还会从更大的范围得到支配资源的机会;但如果我们的经济体制不能彻底转换,旧的思维习惯不能改变,同国际接轨的步伐不能跟上,资本市场的开放就可能变成一场灾难。因为谁都清楚,即便是我们经营了几十年的巨人型国有企业,从它的资产规模来说都是无法和任何一家国外金融巨头相比的。我们如果不能在"狼来了"之前,尽快地学好本领,练好内功,国际金融机构和证券市场上通行的低成本、高效率以及经营上的快捷和方便,将会使我们在国际化了资本市场中难以立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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