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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本，这是一个极其严肃的论题。但我却想从我所经历过的事情谈起，也许这会使得论题变得轻松一些并且不致于使人感到枯燥……

                                    一

    1961年，我8岁，是刚懂事的年代，满脑袋就装了一个"吃"。不是要吃好，是要吃饱。每次吃窝窝头的时候，总是要用两个手把它掬起来，生怕掉下渣来，浪费了粮食。其实那个时候人们蒸的窝窝头就是粗糙的玉米面和水的简单混合物，根本是无渣可掉的。饥饿太可怕了！我知道爸爸每个星期天都要骑自行车到几十里以外的野地里去挖野菜，是为了让大家都平安地渡过难关，但最后还是没能挽留住我的一个只有两岁半的小妹妹的生命。她太贪吃了！那年当我们回农村老家过暑假时，我的大伯用他们从来都不舍得吃的油饼招待我们，小妹妹太高兴了，趁大家都顾不上注意她的时候，拼命往饥饿的肚子里塞，回到城里后，就开始发烧很快引起肺炎。当时爸爸是一个会议上的工作人员，连续11天没有回家。等他回来时，小妹妹已经没有救了。此后，我们兄妹和母亲随着压缩城市人口大军回到农村，成为碾麦场上排队等候分配粮食的社员,但粮食还是不够吃。油饼或者麻花依然是极端的奢侈品，只有过年的时候，才能品尝一点。饥饿，这是我小时侯对外部世界的全部印象，人们生来似乎就是为填饱肚子而挣扎的。我不知道也没想知道这是怎么一回事儿。

                                    二

    1971年，我在农村劳动。那年，我18岁，正处于如饥似渴寻求知识的年龄段。林彪"九.一三"事件的发生，带来了一个"三要三不要"的学习热潮。这第一个就是"要搞马克思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我拿起当时印发的宣传小册子，读过来，读过去，感到既新鲜又不解。什么是马克思主义？什么是辨证唯物主义？什么是历史唯物主义？宣传材料太简短，不能满足我的要求。所幸找到几本《联共（布）党史》、《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第三版此类的书，算是帮了大忙。回想那时侯一边浇地，一边看书思索，到也真如仙境一般。可惜此类好事并不常有。更多的是繁重的体力劳动在等待着我和与我年龄相仿的年轻人。在漫长的砂石路上我拉着板车上坡，汗水拌着难以支持的心脏搏动不断地洒落在长长的望不到头的车辙里，在为生存而不得不一次又一次地打井淘水中，我知道了什么叫冰凉、森严和恐怖。原始的从下种到收割的劳动方式耗去人们的无数的梦想和希望，也曾使我悲观之极。我羡慕城里人的生活。我的最大愿望是进城里到新华书店当一个卖书的或者到小学里当一个教员，因为二者都可以让人有时间看书。很遗憾，我没有条件也没有人帮我完成这一宏愿。我只能老老实实、认认真真地在地里干活。不管怎么说，我从来没有意识到我们现实的体制是需要改变的，更意识不到我们的意识本身是需要改变的。我对批判资本主义、批判集市贸易打心底里是拥护的，认为要时时刻刻警惕复辟资本主义，以防"吃二遍苦，受二茬罪"。

    1973年，我进了一所大学读书。不管别人怎么做，我是很对得起这几年的学习生活的。这个时候的大学图书馆还没有从"封资修"的大帽子底下解放出来。文革前的书籍、杂志和报纸基本不开放，人们能阅读的除了"两报一刊"外，剩下的也就只有"学习与批判"一类的"极左"刊物。令人感到奇怪的是，不知为什么当时觉得这个"极左"杂志上的文章写得还是很好的。当然，我不能只看这些文章。我还应设法看更多的书。这期间，在农村养成的劳动习惯帮助了我。由于我总是帮助图书馆的管理人员打扫卫生，他们破例地允许我看文革以前的各种杂志和报刊，使我眼界大开，对工厂、农村的生活以及各种政治运动如何在刊物上、在理论上得到反映，心里逐渐地有了一些看法。三年的学习结束后，我回到原籍一个县城里工作。两年后，也就是1978年我参加研究生入学考试，并有幸被录取。

                                 三

重返学校三年的研究生读书生活对我从事理论工作影响极大。这是一个拨乱反正、正本清源的年代。每一个立志于中华民族复兴的人都不会忘记那个非常特殊的时代。真理标准的大讨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刘少奇等一大批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平反昭雪……，几乎每一天都有令人震惊或振奋的消息。它在急速地催促我改变纠正已经在朦胧中形成的对社会和政治理论上的看法。我写了一篇"'真理有无阶级性'命题不能能成立"争论文章，发表在《国内哲学动态》1980年第4期上，提出要从认识方法的角度结束这场旷日持久的讨论，得到了同行的支持；我还写了一篇《道德规范要适应经济基础》的短文刊登在1980年8月13号的《文汇报》上，批评文革中流行的"个人的事再大也是小事，国家和集体的事再小也是大事"的观点，提出新的一代不再愿意购买进天国的"赎罪券"。我认为那个时候的报刊杂志是非常负责任的，在刊登文章前要打电话给作者单位核实本人情况后，才发排稿件。我没有能力写大块一点的文章，也没有人愿意登我的长一点的文章，所以只能就感兴趣的问题不断地谈自己点滴看法。

    但我相信这些点滴看法是经过反复思索才提出的。无论对与不对，我都对它负责，并且一再坚持到底。1981年，三年的研究生学习生活结束，我留校任教，这使我有机会继续读书学习。我认为这是天下最好的职业，因为它有相对多的自由、时间和空间，去探究未知世界和发挥自己的想象力与创造力，尽管社会上对"教书匠"的地位并不是太看得起。

                                四

 在大学里，我担任了很长时间的《资本论》及《政治经济学》的授课工作。除了学习、教书外，我断断续续地兼做过其它许多事情，包括班主任、学生党支部书记、系副主任以及目前的系主任工作。这对增加社会阅历，提高对各种理论问题的认识是有好处的。我还积极去工厂、农村参与各种课题的调查研究活动，不断地了解改革的新实践。1989──1990年我去北京大学学习"西方经济学"，使我能够换一个角度去看待我所信奉的马克思主义；1998年──1999年又去美国匹兹堡大学作访问学者，更使我亲身经历了我早已在理念上认识到了的资本主义现实。这各个不同角度的学习，给了我一次又一次的思索问题的机会。我把它逐渐记录下来，成为整个国家和社会转轨的一个特殊层面上的一个缩影。

                            五

这个记录中的一个重要部分是对"资本"问题的思索。

这曾经是一个非常敏感的重大问题。从50年代中期，我们宣布进入社会主义社会以后，"资本"范畴就成为党的政策文件和人们日常生活中最为避讳的东西。别说正面肯定这一范畴，就是提上一点和它相近的概念，也会遭来非议甚至祸及人身。实践上的"三自一包"或"小商小贩"给多少人带来批斗，我们无从仔细统计，但有一点是不容怀疑的：它造成的威慑"资本主义"的心理态势，是许多年都难以抹平的。60年代孙冶方的"利润论"，卓炯的"商品论"，李平心的"生产力二重性论"，均遭到毁灭性的批判。70年代的小说"金光大道"中的高大泉和电影"青松岭"中的的钱广，更是从正反面对立的艺术形象上反映出那个时代狠批"资本主义"的战斗精神。80年代，人们在"摸着石头过河"的战略思想的引导下，小心翼翼地在"按劳分配"、"劳动力商品"等问题上展开探讨。所幸,这一次，没有出现大的反复，最后，终于在90年代初大规模地接近了"资本"这一本质性的范畴，并且终于取得了巨大的理论成果。在消灭"资本"近半个世纪后，我们才又重提久违了的"资本"，心中别有一点难言的的隐痛。

                               六

  这个敏感问题曾让我有许多个夜晚难以入眠。当我发现小时候令人们饥饿难熬、苦痛非常的原因竟和我现在从事的论题相关时，心情是非常复杂的。当我漫步在已经高度发展的异国他乡的林间小路并为中华民族在近代落伍深感痛惜时，更加坚定了我的信念和我的追求。我是共和国的同龄人，从小就下决心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理想而奋斗。对于这一信念，从总体上说我到现在也没有后悔过。但具体到历史的特定层面反思的时候，理念的矛盾和碰撞带给人的痛苦是很大的。我们从小就是在批判资本主义的氛围下长大的，怎么能轻易让它在社会主义的阵地上立脚？不要说文革中的残酷斗争使人不寒而栗，就是一顶"右派"的帽子也足以把人压爬下的。改革过程中的风风雨雨、反反复复，是每一个人都能看到的。敢不敢正面肯定"资本"范畴，能不能大大方方、顺理成章地把它请到我们这个社会里来，这不仅需要逻辑和概念的推导的思维能力，更需要做人和做一个为共产主义理想和信念献身的理论工作者所不可缺少的勇气。我的能力不够，但我愿意努力；我的勇气不足，需要更多的人来鼓励和支持。

                   七

    第一个支持我的人是相养谋教授。这位50年代就从事理论教学的老先生是我上大学和上研究生时期的导师之一。我最初关于按劳分配的稿件就是经他编审并推荐发表的。80年代末，我把关于"社会主义资本断想"的初稿交给他的时候，他告诉我："断想不错，要想下去"。经他建议并帮助修改，我把其中的一部分摘要发表在《山西大学学报》等刊物上。

    山西省社会科学联合会的郑玉光研究员是第二个重要的支持者。这位有突出贡献的政府特殊津贴专家当时是学会部的负责人，对包括发展创新马克思主义的各种研究活动给予极大的支持和帮助。当90年代初，我把以"资本"理论为重要内容的"社会主义企业财产实质"的研究结果交给学会部时，他郑重地和其他领导研究决定给以精神和物质上的奖励。在社会科学经费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学会部为研究者争取到一部分必要的研究经费，不仅解决了一时的纸张和打印方面的困难，更重要的是维系了研究者的精神支持。在"八九"政治风波后，为了加强马克思主义的宣传教育工作，他又果断地主张山西省资本论研究会升格为一级学会，从而更方便地开展各项工作。社科联的杂志也积极主动地提供版面，帮助研究者宣传扩大自己的研究成果。有关"资本"的研究论文或著作今天已经获得省部级多项奖励，为更多的人所认可接受，没有他们的支持，这一切都是无从谈起的。

                                 八

    在我研究这一问题的努力中，山西财经大学校长、博士生导师冯子标教授是我永远不能忘记的指导者和合作者。这位在拨乱反正、正本清源的年代去亲身参加中央党校著名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文章的讨论，并且以带头批评"大寨经验"、带头鼓励"集市贸易"而在理论界享有很高声誉的经济学家，对"资本"问题早有研究。远在十四届三中全会以前很长的一段时间里，他就在《经济改革与理论思维》等著作和论文中提出国有企业的"产业资本"的性质；在他所承担的国家教委"八五"社科课题"市场经济与企业制度创新"的研究中，更是注意到社会主义企业资本的运作机制等问题。当我和他谈及"社会主义资本"这一深层次的论题时，许多方面不谋而合，令我们自己都感到吃惊。我羡慕和钦佩他的深邃的思想，敏捷的才思，大家的风度和长者的宽厚，他尊重我正直的人格、不屈的精神和勤恳敬业的品性。我们在一起，就"资本"问题不断地交换意见。事实上，这部著作收集的绝大部分论文都是他与我讨论的结果。不仅如此，他还与我商定，为中华民族的崛起，为党的理论事业发扬光大，要组织起一支学术队伍，把社会主义资本这一重大理论问题深究到底。实践证明，我们的决策是正确的。八年来，这支队伍硕果累累，已经出版和发表了一批质量较高、影响较大的学术著作和学术论文。2000年5月5日至5月9日，又承办中国"资本论"第十届学术年会，并推出以资本理论和资本营运为主题的学术丛书，共计8本，再一次引起理论界同行的关注。以这支学术队伍为主的山西财经大学经济学系目前正在积极努力申请"政治经济学"专业博士点授予权单位。

                                   九

    这部著作中的大部分论文是我和冯子标教授多年争辩、讨论的专题研究成果。和我们一起参加这些活动的还有周扬明教授、梅建军副教授等。事实上这部著作不仅应当被看作是我们这个研究群体的劳动结晶，而且应该被看成是全国的经济界、理论界同行共同探讨的结果。在长期的探索中，我们感觉到：关心、关注或者直接参与这一论题争辩的专家、学者、教授、普通教师和学生乃至工人、农民是很多的。在《政治经济学》的课堂上，以此论题为主的讨论，始终是受学生欢迎的，它打破了这门课程呆板、沉闷、毫无生气的旧有局面；在国有工商企业的调查中，每一个这样的话题，都会引起大家的共鸣；在私有业主方面，引起的反响就更为强烈了；即使在直接从事生产劳动的工人、农民中，赞同引进"社会主义资本"概念或范畴的人也越来越多。他们都对这个论题发表了极为中肯、极为透彻的看法。我们始终认为：必须有更多的经济学者、理论专家以及普通百姓投入到这一讨论中，来一次全民的思想大解放，才能真正保证国家长治久安、繁荣昌盛。从这个意义上说，这部著作是由全社会关心进步、发展的人们共同写成的

            十

    这部著作论及的主题和我们对历史的反思直接有关。共和国已经走过50多年的路程。它是辉煌灿烂的，也是艰难曲折的。喜悦伴随着泪水，胜利带来更多的沉思。1978年后的二十年和以前的三十年的经济发展和百姓生活是带有质的差别的。曾几何时，我们连肚子也填不饱，严格的粮票、布票、油票、糖票、以及形形色色的火柴证、棉线证、豆腐证还有稍后出现的购物券、外汇券等等，那是对物资匮乏极端无奈的表现。而如今，我们用了短短的20年时间，便把物质财富象魔力般地呼唤出来。人们穿的衣服漂亮了，吃的东西丰富了，住房变得宽敞了，行路大大方便了。几十年前想也没想过的超级市场，一夜间涌现出来，大哥大、BP机甚至网上电子邮件之类的移动通信方式瞬间变得不仅时髦而且实用，自行车王国开始向汽车王国发展，地上行路方式开始往天上转移。整个社会的经济状况开始了根本性的转变。何以发生如此巨大的变化？这里原因是多方面的。技术方面的原因当然是有的，我们不排除现代技术革命对我们这个社会产生的巨大影响，但人们并不难发现，这个革命并不是刚刚发生的。它为什么没有象今天这样的程度影响我们？如果从经济的角度看，我们不难发现这里最重要的原因是没能对资本、资本家、资本的的生产方式等等这些和现代社会紧密相连的东西给以科学的分析，并赋予它们应有的地位。我们凭一时的激动、美好的愿望，想去建立一个理想的空中楼阁。这是不能不让人感到遗憾的。如果说，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由于夺取政权的需要，我们无法使资本作为生产力很好地发挥建设的作用。这是可以理解的。建国后，特别是开始"一化三改"后，我们却由于各种政治上的原因，把资本从根本上加以否定，彻底取消了它在经济生活中的作用，这造成了多年来生产萎缩和人民生活的巨大困难。这是需要反思的。正是改革、开放的年代的一次又一次的反思，使我们重新认识了资本、并进一步焕发出资本的活力，整个经济面貌才得以改观。

               十一
 
    我敢肯定，直到今天社会对"资本"的看法都还是一个极为紧迫的问题。上至国家宏观管理部门，下到微观企业运行，能不能按照资本，进一步说是能不能按照"社会主义资本"的规律去办事，仍然是值得高度重视的一件事。我们不否认改革和资本运作已经给我们的国家和人民带来了巨大的利益，人民的生活水平由此也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但事情远未结束，社会的发展和进步仍然任重道远。有些方面需要在尽可能短的时期内发生根本性的变化。我们每个人都不难发现： 中国的国有企业大而又大，但效益好的，名声大的，有竞争力的也是屈指可数，这是因为相当多的国有企业还不能真正步入资本运行的轨道。从"拨改贷"到"利改税"，从"利改税"又到"企业资本金"制度再到今天的"债转股"，这期间要求变换的并不仅仅是金钱和财富的流向。国有经济拥有整个经济50%的资本存量和人力资源、70%以上的银行贷款，但提供的产值、新增的就业并不能让人满意。宝贵的资源并没有进入高效的运作体系，扭曲的、和资本无缘的工厂企业制度已经让我们一二再、再二三地为它的效益担心。一些国企领导对自己的企业表示"无法负责、无权负责、无心负责、无力负责"。国务院稽查特派员的调查显示，100%的国有企业有这样那样的问题，20%的有严重问题。没有资本全方位的到位与发挥作用，整个国有经济就不可能真正搞活；就民营企业来说，问题则从另一个方面表现出来。各种行政部门以及许多管理体制上，由于不承认"资本"范畴和资本运行的规律，为生产的正常发展制造了一个又一个的障碍。据国家体改办的的一项调查显示，某地区80多个行业中，国有经济已经进入的有70多个，外资进入的有60多个，而非国有经济进入的只有41个，有不少竞争性行业至今仍不准非国有企业进入。不平等的经济格局，不仅影响经济发展的速度，而且直接给老百姓的生活带来不便。北京的公共交通状况不够理想。很多车况不好，上下班高峰时期非常拥挤，等车时间长，线路安排也不合理。因此有私人老板想来投资加以改善，得到的答复是北京还没有取消民间投资的禁区。于是公交状况依旧。

    "资本"--在现代社会中，这是经济发展的主题和主体。无论是对宏观还是对微观，也无论是对国企还是对私企，它都在显示着无比的重要性。

            十二

    我们再来把"资本"演化到活生生的人当中。

    中国的劳动力多而又多，但中国的"老板"，也就是说"资本"家相对说少而又少，这是造成城乡就业率过低和下岗工人无法安置的最直接的原因。在现代社会里，再也没有比找不到工作这样的事更烦心的了！但只有更多的"老板"，才能从根本上解决劳动者急于找到工作的问题。但"老板"能多起来吗？除了极少数特殊领域外，中国人有钱后，愿做"老板"、能做"老板"、会做"老板"吗？

    不愿做，是因为不做比做活得更舒服、更潇洒，"人为财死，鸟为食亡"、"千里作官，为吃为穿"，概括了从古至今无数的中国人的信念和追求，它一旦泛滥成为一种民族精神，这个民族就象吞食鸦片上瘾的人一样，难以救药。"十亿人民九亿麻"，是说当今人们打麻将成风，不思进取，长此以往，怎能有民富国强的未来？不愿做"老板"，但是愿意进衙门，搞特权，这是我们中华民族的悲哀。不能做，是因为做"老板"后，今天这个部门收税，明天那个部门收费，税费过后，所剩无几，白白辛苦一场。有时说不定还得倒贴一笔。至于求人办事小三辈，好话说尽无人理，平白无辜遭罚款等等之类的事，更是冷淡了做"老板"的热情！不会做，是因为缺乏教育、缺乏信息、缺乏管理，缺乏人才。从国有企业著名厂长储时健到私营企业大王牟其中再到土皇帝禹作敏，翻车出轨都是必然的。他们都是只认识"财富"，不认识"资本"；只是当"财主"，不去当现代意义上的"资本家"；只知道从原始的"私有"观念出发，用"家族式"的管理方式，一味的为自己攫取财富，不知道私到尽头必姓公，现代化管理的企业必然要战胜陈旧的生产方式。

    一句话，普及资本观念，宣传资本的生产方式，战胜落后、战胜愚昧、战胜腐败，战胜自我，是中华民族发展到今天任何人都不能避免的一种挑战。我们的全部理论探讨都是围绕着这一主题展开的。

                        十三 

    理论探讨有自己特殊的语言。尽管，大众化应该成为每一个理论工作者份内的要求，但我们还是无法彻底离开专业术语和约定俗成的规则。因此，阅读或撰写理论文章也许不能成为读小说一般的消遣。只有愿意思索的人才能建立起益友良师的关系。这不是在给理论工作者找自我高贵的理由，而是说我们的民族应该从整体上提高素养，习惯理论思维，从而会更理性地从事社会工作和经济建设。不仅如此，而且我们还要提到，理论的每个领域都有相对狭小的范围限制。在这个意义上，对现实生活的任何理论表述都无法完全满足活生生的实践需要。我们尽量用准确的逻辑语言去表现我们的看法，但常感到心有余而力不足。我们知道"资本"这一人类历史一定阶段的产物，其发生作用的范围绝不仅限于生产和流通的领域，它事实上将对我们的经济、社会、政治、文化和传统习惯等各个方面发生全方位的影响。我们现在所涉及到的只是在理论思维方面的一部分，而且，大部分还仅限于批评传统观念和正面阐述马克思、恩格斯等经典作家的观点上。

    要把社会主义中的资本现象用理论彻底解释清楚并提出符合当前社会实践的理论观点和行动措施，要做的工作实在是太多了。在我们这样一个天生就似乎和"资本"萌芽不能相容的"亚细亚生产方式"中，从"资本"观念的确立到"资本经营"的运作，一切都是从头做起的。令人感到欣慰的是，新一代的领导人已经比较清醒地认识到"资本"在新的社会中的重要作用。从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议》中正式使用"资本"概念，到十五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大量使用"资本营运"、"资本市场""以资本为纽带"等这一类的说法，已为我们未来的全新概念和范畴提供了广阔的生产和社会活动的空间。

               十四

    理论探讨有自己的规律。在社会主义社会中，追求真理、追求进步应当成为每一个理论工作者行为的准则。遗憾的是并不是人人都能做到这一点。随波逐流，人云亦云，墙头草，随风倒，满脑子功利主义，更有甚者心怀邪念，别有用心，把理论变成敲门砖，晋级阶，这些都和知识分子的独立思维的天性相悖，更和理论工作者的神圣使命不配。"跟着宣传部，年年犯错误"，这里的更大错误或许正在于自身。"跟风"一旦形成气候，对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造成的危害是致命的。几乎毁灭了我们整个国家的十年文革，是和"跟风"这种极恶劣的气候直接相关的。

    社会主义资本问题的讨论，不是"跟风"的结果。它是无数理论工作者用自己的思维、自己的智慧、自己的主张前所未有地影响党和国家最高决策的一个最成功的范例。于瑞厚、王东胜、张矛、李为民等等这些名不见经传的普通的人，早在十四届三中全会的很多年以前就通过自己的独立思考，提出了资本的共性和它在社会主义发挥作用的问题。我们和他们一样也是无数个历经过这样思索的人之一。《中国社会科学》上"论'社会主义资本'"一文，发表在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决议正式使用"资本"概念的半年之后，对《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起了较为广泛的宣传作用，而这样的理论思索，实际上早在很多年前就开始了。它不是一时的心血来潮，更不是作"第二宣传部"，它符合中央文献精神，完全是因为现在的新的中央领导集体实事求是的精神与理论工作者的多年的努力思索形成了前所未有的一致。

                         十五

    在本书中我们把这个理论思索的过程，基本上按照时间顺序排列起来。这样做有一个好处，那就是可以把我们自己的弱点和缺点一览无余地暴露在读者面前，以利更多的人们少走弯路，多出成果。在半个多世纪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党和国家经历了巨大的曲折和反复，为数众多的理论工作者和实际工作者为此付出了代价。我们是循着在前人摸索的道路继续行进的。在深刻而广泛的探讨过程中，任何个人奋斗也许都是微不足道的。我们愿解剖自己探索的过程，这是出于对历史的负责。

    从70年代末开始的中国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讨论和研究实际上最先从按劳分配找到突破口的。80年代初的数次全国性的按劳分配理论讨论会伴随着《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的出台，而最终巩固了自己的胜利成果--那就是从按劳分配引发出来的等价交换的商品经济原则这一曾被看作是资产阶级特有的法权（或权利），终于被提到社会主义的高度，人们确立了"社会主义是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这样前所未有的论断。也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一些自50年代就视商品经济为"洪水猛兽"的人和坚持正面引进商品经济的人之间长久的理论上的对立分野深化了。1986年当国务院关于"劳动用工的四个暂行规定"颁布后，剧烈的"劳动力商品争论"在短期内爆发出来。当时，就有人预言，从"商品论"退到"劳动力商品论"必然导致进一步退到"资本论"，到那时，社会主义的理论基石就一块一块地搬掉了。我没有记住是哪位理论家讲的这句话，但当时至少我是坚持"劳动力商品化并不会导致资本主义化"的。从主观的角度上说，我还不能从习惯的思维上认可"资本"概念，从客观上说，整个社会包括我自己的工作都还没有更深入到社会的这一层面上。不管当时是出于什么样的想法，现在看来，这样的观点至少是不彻底的。我还提出个体经济雇工不会导致剥削，论证方式看来今天也有不当之处。

    80年代末，我们的想法就已经彻底转变了。"劳动力商品"论只能为解决劳资问题提一些建议，但国家和社会的更加根本和突出的问题是资源浪费、经济秩序混乱，管理错位。如果说，劳动力的积极性可以通过劳动力商品化来解决，那么对国家和社会特别是经济生活方面的带有根本性的重大问题只有通过更加根本、更加本质的范畴来解决。"资本"的呼声，顺势而出。大约三万字的《"社会主义资本"断想》就是这个时候萌发出来的。现在回头看，总的精神是应该肯定的，但许多看法已被实践证明我自身的小农意识还是很浓的。例如，我一直感觉人们的消费水平提高过快，认为这种状况对发展生产建设国家不利，甚至把农村的建房热也看作是一种带有过度消费的倾向，这种看法今天看来肯定是不准确的。这也许是受小时侯极端赤贫生活状况的影响，不敢对任何本应属于正当人的正常需要抱有奢望。对一个一年只能分到200斤粮食和半斤食用油的农民来说，五间宽敞明亮的大瓦房的确是一生的梦想，更别说是两层的小洋楼了。我们只是在理念上上认识和谈论了"资本"，但远没有实实在在地感受"资本"。在实践上"资本"呼唤出来的生产力的确让我吓了一大跳。饭店里吃饭的人不再排队抢座位，街上的公交车里突然间由于大批小巴涌入而变得宽松，"超级市场"在一夜间冒了出来。人们确实由于事实上的资本机制运作而带来了收入和消费水平上的提高，而较高的消费水平又刺激了资本的生产力，良性循环由此而起。和西方国家的居民相比，中国人的消费水平仍属偏低，大多数人精打细算，量入为出，不肯过多地消费。在产品经济下崇尚的美德，到了商品经济、资本经济下，未必有利于经济的发展。改变全民族的消费意识和消费观念，也许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这是进入新千年之际的检讨，已和十几年前的想法大有区别。

               十六

    本书的缺陷绝不仅限于此。最大的遗憾是只提了许多不能回避的重大问题而没有去做深究或者说深究的还很不够。这些问题至少有：

1、  如果"资本"得到正面的肯定，怎么样去理解我们的党纲里规定消灭资本主义，实现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
2、  如果"资本"得到正面的肯定，如何解释多少年来无数共产党人前赴后继英勇牺牲的历史？
3、  如果"资本"得到正面肯定，岂不是否定了"一化三改"的历史？
4、  如何理解"资本"和劳动人民的主人翁地位的关系？
5、  如何处理"资本"和按劳分配的关系？
6、  如何解决资本运作规律和党的领导的关系？
7、  如何理解"资本"给各个经济实体带来平等的问题？
8、  党委的权利大还是以资本实力为转移而形成的董事会的权利大？
9、  如何理解社会主义社会中"资本人格化"问题？
10、       正面肯定"资本"是否能在马克思的巨著中找到充分的依据？
11、       "社会主义资本"的范畴能否成立？能否用"公有资本"、"公共资本""公用资本""共用资本"等其它概念来取代它？
12、       "资本"的正面研究或者说"社会主义资本"的理论研究能给我们带来什么收获？
13、       "资本"和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二者从根本上是否相容？
14、       怎样看待"资本"的冒险和节俭精神？
15、       中国的"资本"萌芽和发展过程说明了什么？
16、       社会主义社会中"资本"的分类到底该采取何种形式？
17、       社会主义中私人"资本"的前途问题？
18、       私营企业主到底能不能入党？
19、       党的民主政治生活原则和源于"等价交换"而形成的平等原则的关系？
20、       共产党的"为人民服务"的宗旨能否和"为人民币服务"这一资本宗旨统一起来？
21、       "社会主义资本"这一类的提法，是否意味着"补课论"？是否和"四项基本原则"这样的重大原则背道而驰？ 等等。类似这样的事关重大的问题，我们只能在片段的论文中略提一二，深刻的详细论证还需要用更多的篇幅展开。我们希望有更多的同志和我们一道遵照对党的事业、对国家发展和对人民有益的原则，展开深入细致的讨论。

         十七

     需要再认真地强调一次，上述问题的讨论绝不是可有可无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越是发展，我们越应该注重精神文明的建设。随着人们物质生活的日益改善，人们精神活动的空间不断扩大，要求也会越来越高。马克思主义作为我们这个国家占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是有其历史必然性的。它作为真理、指南和方向，指引着饱受苦难的中国人民一步一步走向繁荣和富强。作为人类精神文明宝库中的重要财富，马克思的学说，即使在已经处于发达阶段国家中也是有一席之地的。被西方媒体和舆论界誉为"千年思想家"的马克思对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分析的确是极其丰富和伟大的。把一切失误和缺点归罪于我们已经形成和确立的信仰，只说明了一些人的浅薄无知和狂妄偏见。当然问题还不仅只在于此，活生生的、有说服力的马克思主义的教育已比任何时候都显得重要。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固守马克思对"资本"的批判，用理想主义幻想改革和发展，是当前马克思主义宣传教育和研究上的最大问题，它直接导致"信仰危机"的发生，也产生了大量的资本主义是"只能做，不能说"的之类的误解。这个问题直接关系到我们的长治久安和未来发展。

    对此，我们需要做的也只能做的是，恢复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和全部人类社会研究的全部思想，用他所倡导的科学精神重新审视在我们这个社会还不能不存在的包括"资本"在内的全部范畴和逻辑体系，构造出适合我们这个社会需要的带有创新性的理论体系。改革开放二十年来，包括中央领导集体和所有的理论工作者和实践者已经在事实上这样做了，我们还要继续做下去并且要做得更好。

             十八

    当我写完最后这几句话时，东方已经发白了。我很疲倦却没有睡意。看看我们这二十年来天翻地覆的巨大变化，想想我们面临的一件又一件急切需要办的事情。我真不知道用什么语言来形容我们这一代人在世纪之交所拥有的感情和心境。父辈们太忙了为的是把我们这些过多的孩子养大；我们今天也太忙了为的又是什么？我们从极端贫困的父辈那里走来，父辈们期望把难以用一两代人完成的事业发扬光大。这一代人不仅要改变父辈和我们自己所生活地方的现状，还要大踏步地走向世界，让中华民族无愧地站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以最真诚的愿望，祝福我们的祖国，我们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