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专家学者、各位与会代表，尊敬的丹尼尔·布罗姆利教授：

    今天陕西省外国经济学说研究会在我院召开2005年年会，年会的主题是“构建和谐社会与西部经济社会发展”，代表们共聚一堂，将深入讨论“加快西部经济发展，构建和谐社会的问题”。同时，会议邀请美国著名的制度经济学家丹尼尔·布罗姆利教授作专题报告。对此，我谨代表西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党政领导以及广大师生对各位代表，尤其是布罗姆利教授夫妇的光临表示热烈欢迎！对各位专家学者及学术界的同仁长期以来对我院的关心与支持表示衷心感谢！

    各位专家、各位代表：

虽然我们的年会一年举行一次，但是这次年会是在特殊背景下召开的，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因此值得引起各位与会代表的高度重视，并对一些相关问题进行深入讨论。之所以说是在特殊背景下召开的，是因为有以下几方面的原因：首先，我们国家正经历着由“十五”规划期向“十一五”规划期的转折，“十一五”规划提出了一系列重大问题需要我们认真讨论，其中既有重大经济社会理论问题，也有重大现实问题。其次，我们经过了27年的改革开放，取得了一系列举世瞩目的成就，但在发展中不避免地产生了这样或那样的问题，为此中央提出了构建和谐社会的目标，以便调整关系，协调发展。这是我国经济理论界与实际部门的一件大事，其中有许多重大理论需要我们理论界认真研究。第三，中国经济学界正在经历一系列的热烈讨论，从去年的“郎顾之争”到今年刘国光教授文章的发表，都是我们经济学界与管理学界的大事，值得我们每个同仁高度重视。应该说，这些都反映了中国的发展与进步，对我国理论界来说是很好的事情，尤其是对青年经济学者的成长有好处，在座的各位都是这些事件的参与者与见证人。但问题是：这些情况在学术界与实际部门产生了一些误解。

为了开好这次会议，我个人谈以下几个问题，既请各位同仁一分为二的分析与看待问题，又请各位同仁认真地讨论这些问题。

首先，构建和谐社会是党中央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与经济发展提出的更高目标与要求，是我们努力的方向。但是在实践中引起了误解，如有人说构建和谐社会，就是对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政策的否定，甚至有人预测国家的大政策与方针将会调整，个别民营企业主也有担心；还有人说构建和谐社会，就是要改变分配政策，要更多地同情弱势群体，向弱势群体倾斜；还有人甚至说，构建和谐社会，就是要强调人本主义精神，而人本主义精神就是要充分尊重人，给职工充分的自由，在企业管理中要弱化制度管理。我个人认为，这些理解是不全面、不科学的。第一，构建和谐社会，就是要适当调整分配政策，但既不会否定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政策，也不会改变“初次分配重视效率，再分配注重公平”的分配原则，相反正是这一分配原则的具体体现。第二，构建和谐社会，就是要同情弱势群体与落后地区。因为同情是道德行为的基础，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与经济水平的提高，全社会应当给予弱势群体更多的关爱，给予落后地区更多的支持，但这既不意味着弱势群体就可以不努力了，也不意味着我们西部地区就可以向中央伸手。相反，要运用经济手段给弱势群体与落后地区更多的激励，帮助他（她）们提高向市场要钱的能力（因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一流人才向市场要钱，二流人才向政府要钱，三流人才向单位要困难补助）。第三，构建和谐，就是要提倡人本主义精神，但人本主义精神与加强管理并不矛盾。在企业经营管理中，我们不是不要制度、不要管理了，而是要进一步加强制度建设、加强企业管理，规范企业员工的行为。第四，更重要的是：和谐社会是一个内涵丰富、指标体系完善、更高层次的社会，我们绝不能把它简单化、庸俗化，更不能曲解它的涵义为己所用。

其次，建立节约型社会是针对我们国家经济发展与经济增长成本高、资源浪费严重而提出的一个发展目标。但是，在社会实践中被人们误解了。例如，有人认为，节约型社会就是要每个人节约消费，就是提倡艰苦朴素，就是提倡少花钱，甚至有些餐厅在自助餐席上放着“节约型社会”的牌子，提醒人们少吃一些。这恐怕把节约型社会简单化、庸俗化了。我们并不排除节约型社会要求在个人消费方面厉行节约，发挥中国人勤俭持家的传统美德，但是据我理解真正的内涵并不在这里。我认为，节约型社会更多地要从以下几方面来理解：第一，节约型社会是一种人们消费支出更大、生活水平更高的社会，是人们追求生活质量与层次的社会，绝不是抑制人们消费的社会。第二，节约型社会是对资源开发与消耗的节约，是经济发展与经济增长中的节约，也就是经济发展与经济增长中的低成本。借用“十一五”规划中的表述，就是“资源利用效率显著提高，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源消耗比“十五”期末降低20%，生态环境恶化趋势基本遏制，耕地减少过多的状况得到有效控制”。第三，节约型社会是通过循环经济方式来实现的，是资源的循环再利用，目的是实现可持续发展。

第三，刘国光教授的文章提出了一些重大理论与实际问题，尤其是事关我们经济学发展与学科建设的大事，是值得理论界认真深思与研究的。从现实看，刘教授文章中所反映的一些问题是客观存在的，是需要我们认真分析与解决的。但是不能把刘教授的文章简单化，更不能借此文章来否定改革开放。我认为，这与刘老文章的精神是不一致的。第一，对中国这样一个既具有悠久历史，又具有众多人口的欠发达国家进行改革，确实是一项前无古人的伟大的事业。在推动这项伟大事业中不可能不会没有问题。因此，总结改革开放的经验，对我们改革开放中出现的一些问题进行反思是应该的，必要的，但这并不意味着改革开放错了，更不是对改革开放的否定。第二，对我们收入分配中的差距问题进行调整与解决是必要的，但这并未否定收入分配原则。第三，强调政治经济学学科建设的重要性，提高政治经济学的地位是必要的，但这并不意味着对西方经济学的否定，更不是不要西方经济学了。其实，这是一个老问题，在现实中如何处理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的关系上，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来始终是学术界关注与讨论的一个热点问题。

第四，我在这里特别要强调：陕西是一个自然经济与计划经济的“双重”重灾区，传统文化与市场经济文化同时并存，甚至冲突很大。因此，我们外国经济学说研究会的会员与这次参加会议的代表看问题一定要一分为二，，一定要有理性与理智，一定要实事求是。

最后，预祝大会圆满成功，经过讨论取得丰硕成果！祝各位与会代表生活快乐，祝丹尼尔·布罗姆利教授夫妇在西安期间过得愉快！

谢谢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