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新常态背景下中国要素禀赋结构发生了变化，这些变化不仅引起原有比较优势和增长红利的衰减，还制约了中国经济增长的潜力开发。新常态背景下自然资源、人口、技术以及资本等要素禀赋结构发生了变化，对此，需要对中国经济增长的潜力作出判断。新常态背景下中国经济由于增长速度的换挡，实际经济增长率会下降，但是潜在经济增长率依然有较大的空间，短期经济增长不可能继续保持高速增长，但从长期看经济增长依然具有可供开发的经济增长潜力。新常态背景下要遵循经济发展的规律，通过经济结构重构、增长动力重塑，来开发经济增长的潜力。制度、人力资本、技术和结构等方面制约新常态背景下中国经济增长潜力的开发。因此，新常态背景下宏观政策的基调是在供给管理和需求管理相结合的基础上，发挥供给政策和长期政策的作用，通过振兴实体经济开发经济增长的潜力。

    关 键 词：新常态/要素禀赋结构/经济增长潜力

　　 新常态是对中国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阶段性特征的新判断，但是我们需要准确理解新常态。经济增长进入新常态并不仅仅是增长速度的降低，并不意味着低增长，而是要转换经济增长的动力机制，开发经济增长的潜力，以实现经济的长期持续增长。进入新常态，中国经济增长依赖的要素禀赋结构发生了巨大变化，经济增长面临着一系列转型，从经济大国向经济强国转变，从超高速增长向相对高速增长转变。在新常态的中国经济增长中，我们需要明确经济增长依赖的禀赋结构发生了哪些变化?开发经济增长潜力的制约因素有哪些?这些问题对解决新常态背景下中国的长期增长问题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新常态背景下中国要素禀赋结构的变化

　　 新常态是对中国当前经济发展阶段的重要判断，进入新常态，中国经济增长依赖的要素禀赋结构发生了变化。要素禀赋是指一国拥有各种生产要素的丰歉程度，是指一个经济中自然资源、劳动力和资本的相对份额，具体是指拥有多少劳动力、资本、土地、人力资本等等生产要素及其不同要素间的相对比例和构成。在一国经济增长中，产业结构和技术结构总体水平的升级是一个经济中要素禀赋结构变化的结果。在要素禀赋结构变化的背景下，存在着各种各样的产业与技术可供选择，当产业结构因要素禀赋结构的变动而需升级时，无论是企业家还是政府，都需要把握技术或产业最能充分利用的比较优势，并依据新产业的市场潜力和可能存在的竞争对手等一系列信息进行行为调整。

　　 从经济发展的一般原理来看，在经济增长的早期阶段，要素禀赋结构的特征是资本的严重缺乏，劳动力要素丰富，一个处于落后地位的经济所要追求的经济增长应该是要素禀赋结构的提升或人均资本占有量的增加，经济增长主要依赖要素规模的扩大来实现。生产要素禀赋结构不同，生产要素供给结构进而产业结构不同，当要素禀赋结构的水平提高了，资本变为相对丰富而便宜，劳动力变为相对稀缺而昂贵，以便宜的资本来替代昂贵的劳动就是经济增长的自然要求，整体的产业结构和技术水平的升级就与要素禀赋结构升级相适应，经济增长模式就要由规模扩张转变为效率提升。经过三十多年的发展，中国经济增长进入到了新常态，要素禀赋结构发生了巨大变化，主要体现在：

　　 (一)自然资源要素禀赋的变化

　　 在资源导向型的传统增长模式中，自然禀赋状况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一国的经济发展水平。徐康宁认为，密集而过度的资源开采引致的制造业衰退和制度弱化是制约经济增长的主要原因①。尽管中国存在自然资源总量优势，但由于自然资源的过度开采和使用，以及中国人口增长的影响，中国的人均能源资源拥有量一直在世界上处于较低水平。煤炭和水力资源人均拥有量相当于世界平均水平的50％，石油、天然气人均资源量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15左右，耕地资源不足世界人均水平的30％②。而且，过去三十多年受以廉价的自然资源与人力资源作为比较优势的粗放式经济增长方式的影响，要素的投入量大但产出水平低，在要素驱动型经济增长方式下资源的过度开发利用，导致资源的稀缺性进一步显现。有学者提出，中国的自然资源面临着全面稀缺，能源资源和耕地资源具有高渗透性和相对稀缺性③。进入新常态，自然资源的禀赋结构的变化将严重制约中国经济增长潜力的释放。

　　 一方面，能源的生产和消费结构失衡构成了对经济增长的制约。中国包括煤、石油以及天然气在内的能源生产与能源消费均呈逐年上涨态势，但中国能源消费量长期高于能源产量，能源不足和能源的生产和消费结构失衡构成了对经济增长的制约。导致能源的生产和消费结构失衡的原因在于：一是随着能源总量的衰减，能源的勘探和开采成本不断提高，引起能源价格不断提高，制约了能源供给的增加；二是使用化石能源的外部效应过大，社会成本逐步显现，使得能源的需求有所减少；三是随着中国产业结构的调整优化，能源的供给与需求不相适应。再加上中国是能源使用大国，国际能源价格变动也导致了能源生产和消费结构的失衡。因此，中国能源的生产和消费结构失衡逐步扩大制约了新常态下经济增长潜力的开发。

　　 另一方面，中国土地资源的占有使用情况也对经济潜力的释放有着严重的制约作用。随着城市化的不断推进，城市面积不断扩张，城市建筑用地不断增多，土地城市化先于人口城市化，导致了耕地面积的减少和土地价格的上涨。耕地面积的衰减和土地价格的上涨制约了城市化与工业化协调推进。同时，中国水资源的情况也对经济增长形成了制约，中国水资源总量大，但是人均小。由于中国水资源分布不均，南多北少，导致区域经济发展的水资源需求与其要素禀赋优势不对称。更重要的是由于制度的不完善，尤其是产权制度和约束补偿机制的缺失，地方政府为单纯追求GDP增长，不惜以污染水资源为代价，水污染问题日益严重，导致地下水开采超标问题严重。但是在中国城镇化、工业化进程不断加快的过程中，对水资源的需求却是有增无减，水资源状况也严重制约了经济的长期增长。

　　 自然资源是一国经济增长的承载力和基础要素，决定着一国在一定时期经济增长和发展的潜力空间水平。过去三十多年间要素驱动型的经济增长使得自然资源稀缺性进一步显现。新常态下自然资源禀赋结构的这些变化，构成了对中国经济增长潜力开发的制约。

　　 (二)人口要素禀赋的变化

　　 中国在过去三十多年间的高速的经济增长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廉价劳动力的充分供给，较高的劳动人口比例释放了巨大的人口红利，推动了经济的高速增长。然而，新常态下中国人口的总量与结构都发生了变化，随着中国人口增速逐渐减缓，老龄化形势日益严峻，依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13年年末人口总数为13.6072亿人，增速由2012年的6.97％降至4.93％，尽管中国总抚养与少儿抚养比均呈逐年下降，分别由2000年的42.6％和32.6％降至2013年的35.3％和22.2％，但老年抚养比呈逐年缓慢上升态势，由2000年的9.9％增至13.1％，且增速基本保持在3％，对总抚养比的影响权重不断提高，使总抚养比在近三年有小幅回升的态势，由2010年的34.2％回升到2013年的35.3％④。中国人口的总量与结构的这些变化，表明支持中国三十多年高速增长的人口红利逐渐消失，人口要素的禀赋结构发生了变化。

　　 一方面，长期实行的人口政策不仅导致中国劳动参与率下降，劳动年龄人口份额比重不断下降，劳动力的配置效率降低，还因出生率的下降制约了潜在劳动力数量的增长。另一方面，由于中国社会保障制度不完善，特别是教育与养老保险方面，增加了家庭的抚养和教育成本，限制了人力资本的投资。特别是由于教育资源的分布差异以及人才培养结构的影响，导致中国人口要素的素质差距较大，不能满足中国产业结构升级对人才的需求。因此，中国经济的增长面临着劳动力不足和劳动力成本上升的威胁，“传统人口红利正逐步消失，劳动力无限供给的状况也发生转变，不能为经济增长潜力的释放提供动力机制”⑤。

　　 (三)技术要素禀赋结构的变化

　　 技术进步作为经济增长的内生动力，对经济的可持续的长期增长有着重要意义。但改革开放以来，以产业结构的多元化和规模扩张推动经济数量增长，造成了产业结构的低端锁定，人力资本和技术进步不能真实发挥作用。同时，自主创新发展不足，从技术要素的支出费用来看，中国技术改造经费支出与技术引进经费支出远远高于消化吸收经费和购买国内技术经费。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12年，技术改造经费支出为319.18亿元、技术引进经费支出为73.3亿元、消化吸收经费为9.32亿元、购买国内技术经费为23亿元⑥，这表明，中国现阶段的科技自主创新水平低，缺乏自主创新能力，技术要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不足。

　　 在一国经济增长中，技术要素的结构分为两部分：自主创新的技术和引进的技术。在自主创新能力不足的情况下，虽然可以利用后发优势，通过引进吸收先进成熟的技术，使本国经济在短期内得到高速增长。但自主创新能力不足，缺乏自主创新的技术，会导致内生动力机制无法支撑经济长期增长。这就需要通过完善技术创新能力、构建技术创新环境，通过自主创新来扩大对技术要素的供给。但是由于数量型经济增长方式下不完善的制度与不健全的体制机制的制约，导致中国长期停留在改进和模仿技术阶段，技术创新的数量与质量都未发生质的变化，自主创新能力提高缓慢，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未能发挥真实作用。此外，近年来由于国际贸易格局的变化，中国技术引进的阻力逐渐增多，成本逐渐加大，直接获取先进技术的难度不断增大。自主创新技术不足和引进技术的阻力增加导致中国增长的全要素生产率水平较低，技术扩散和技术的自主创新能力不足，产品的附加值较低，产品结构不合理，形成过剩与短缺共存的格局。同时，中国技术要素的区域分布差距进一步扩大，华北和东南地区的创新产出逐渐增强，而西部地区技术创新依然乏力，造成了“中西部弱东部强”的格局，导致了技术要素空间结构也不合理。

　　 新常态的关键是通过经济结构调整、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和创新驱动来开发经济增长的潜力，但是新常态下中国技术要素禀赋结构的这种状态构成了对经济增长潜力开发的制约。

　　 (四)资本要素禀赋的变化

　　 资本不仅是经济增长最基本的生产要素之一，更是支持经济增长的长期因素。中国的资本形成总额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波动幅度较大，依靠投资拉动经济增长的数量型发展方式的不稳定性日趋凸显。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发展呈现高储蓄、高投资的结构性特征，一直推行投资驱动型的经济发展方式。而且过去三十多年中国利用自身的资源优势、成本优势、市场优势，全面融入全球分工体系重组的浪潮中，通过引进外资也带动了高速增长。但是近年来国内资本对经济增长贡献出现严重波动，而引进外资也出现下滑。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09年，中国资本总额对国内生产总值的贡献高达87.6％，对国内生产总值拉动了8.06个百分点，2009年后逐年下降，2012年贡献仅为47.1％，拉动了3.63个百分点，2013年又回升为54.4％。而利用外资在2009年增幅降至最低，2012年的增速降至-11.7％，达到4468.78亿元，2013年持续下降，但增速为-3.34％，达到4319.44亿元⑦。再加上依靠较低的劳动力成本、融资成本和土地成本形成的“投资成本洼地”效应正在逐步减弱，高投资所依赖的低要素价格将得到扭转。同时，政府间竞争带来的高投资出现了政绩工程、重复建设等低效率问题需要消解，投资驱动型经济增长走到了尽头。

　　 这表明新常态背景下资本要素的禀赋结构也发生了变化，资本形成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也发生了较大变动。同时，由于资本市场中直接融资有限，债券市场和股票市场发展滞后，只能依靠国有银行吸收居民储蓄，以间接融资为主要融资方式，在贷款方面国有部门与非国有部门融资差异较大，制约了市场主体的投资积极性。因此，资本要素的禀赋结构的变化也对新常态下经济增长潜力的释放形成了制约。

　　 二、新常态要素禀赋结构变化背景下中国增长潜力的判断

　　 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型并不取决于人们的主观愿望，而是取决于其制度结构和既定的禀赋结构。禀赋结构发生变化，经济结构也要发生变化，与此相适应，经济增长的潜力发生变化。在新常态资源禀赋结构发生变化的背景下，需要对经济增长的潜力作出判断。

　　 从学术界对中国增长潜力的研究来看，不同学者从不同角度对中国未来经济增长的潜力的存在和开发进行了判断。主要包括以下几种观点：林毅夫认为，尽管全球经济陷入疲软“新常态”，但内部反周期刺激的空间很大，整个经济仍然可以维持较高增长⑧。洪银兴认为，扩大内需是发展的主引擎，并由突出投资推动转向突出消费拉动，由效率性增长转向公平性增长⑨。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课题组认为，随着体制改革与创新深化，中国城市化进程加长，经济结构会进一步改善，中国经济的增长率仍然可保持8.0％左右，未来的长期增长保持7.5％左右是完全有能力实现的⑩。蔡昉认为，随着刘易斯转折点的到来，经济增长的潜力关键在于推进深度城市化战略(11)。迟福林认为，通过人口城镇化、投资以及国有资本的转型与改革，可以释放百万亿的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并可以保持未来十年7％-8％的中速增长，形成一个内生增长为支撑的、比较稳定的中长期发展趋势(12)。王一鸣认为，尽管中国受需求和供给两方面因素的影响，中期经济增长将回稳到7％-8％的区间，且国际市场扩张放慢和国内经济增速放缓也会影响中期稳增长，但中国内需市场潜力巨大，科技进步的空间较大，经济增长的回旋余地较大(13)。张勇发现改革以来中国经济实际增速仅为8.2％，TFP平均仅增长1.7％，对产出贡献约为21％。但是基于劳动投入估算的TFP结果为-1％，如不调整要素拉动模式，则中国经济增长潜力将无法释放(14)。刘伟指出，过去中国经济高速增长主要靠东部沿海地区经济拉动，未来二十年中，中国经济呈现向中西部梯度波浪式发展的态势，通过区域经济结构的优化调整，中国经济能保持不低于7.2％的增长率(15)。胡乃武认为，中国正处在经济发展的战略机遇期，经济在中长期依然有着持续快速增长的潜力，在当前阶段，不应追求过高的经济增长速度，从而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和调整经济结构创造条件，应加快产业结构区域结构和收入分配结构的调整，构建经济持续快速增长的结构基础，经济增速应保持8％左右(16)。沈坤荣认为，由于中国经济面临的约束条件，因此中国经济未来增速应基本保持在7％-7.5％，而制度环境改善是经济潜在增长率提升最重要的方面，因此只有推进改革，提供为创新、技术进步提供制度环境，才能释放出经济增长潜在动力(17)。学术界的这些判断表明，在新常态背景下，短期经济增长不可能继续保持高速增长，但是长期中经济增长依然具有可供开发的经济增长潜力。

　　 从中国经济增长的现实来看，2013年，中国GDP总量为国内生产总值568845亿元，虽然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是人均GDP却为41907.59元，排在世界第86位。工业化与城镇化还处在加速发展阶段，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经济总量主要集中于东南沿海地区，中西部地区的经济增长的空间仍然有待进一步开发。因此，尽管近几年经济增长的下行压力加大，但是经济增长的潜在空间还有。经济增长潜力释放的关键在于能否由要素驱动转到创新驱动。过去依靠资源红利、人口红利以及对外开放红利推动经济增长，以规模扩大和外需为主，然而随着中国经济增长进入到新常态，要素禀赋结构的变化，这些红利正逐渐衰退，中国经济增长接近生产可能性边界。要扩大生产可能性边界，就需要从需求管理转向供给管理，利用技术创新、改革深化等路径开发经济增长的新潜力。

　　 新常态背景下，由于要素禀赋结构的变化，经济结构调整和经济发展方式的变化，短期经济增长不可能继续回到过去的高速增长状态，但是长期中经济增长依然具有可供开发的经济增长潜力。因此，我们需要正确理解新常态，新常态不单纯是经济增长速度的降低，在新常态背景下中国经济由于增长速度的换挡，实际经济增长率会下降，但是潜在经济增长率依然有较大的空间，新常态背景下经济增长的减速是结构性减速，通过结构性减速调整经济结构，进行经济增长动力机制的转换，以进一步开发经济增长的潜力。

　　 三、新常态背景下中国经济增长潜力开发的制约因素

　　 新常态是对中国经济增长阶段性特征的新判断，这是对新时期中国经济形势的准确描述，为中国经济发展定下了基调。新常态不是对中国经济增长的悲观判断，而是遵循经济发展的规律，保持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的情况下，通过经济结构重构、增长动力重塑，来开发经济增长的潜力，保持中国经济增长的长期可持续性。新常态背景下中国经济增长潜力开发的制约因素主要有：

　　 (一)市场机制不健全对经济增长潜力开发的制约

　　 尽管持续三十多年经济体制改革，中国市场经济体制逐步完善，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空间得到了显著的提升，基本建立了现代化的工业体系和市场经济体制。但政府与市场的职能界定不明晰，市场机制不健全，激励机制与约束机制不完善，不能充分地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高效作用，未能有效降低交易成本，引起了经济结构的全面失衡、利益分配不均等问题，加剧了效率损失与公平缺失。

　　 在产品市场方面，由于政府对经济活动的直接干预过多，导致价格机制和市场信息的传递机制的缺乏，市场交易成本很高，产品的供求关系不能发现其稀缺程度，市场抵御经济波动的能力差。同时，由于缺乏市场保障制度和监督制度，使得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严重脱节，一方面由于缺乏完善的产权制度，导致自然资源、知识资本和国有资本的产出和消费低效，不能激励人民生产和创新的积极性。另一方面，一些产业在发展中的负外部性过大，造成了巨大的社会成本。

　　 在要素市场方面，要素市场的不健全主要表现为自然资源市场的垄断、劳动力市场的分割、资本市场发展滞后、技术市场不健全等方面。自然资源市场由于缺乏竞争机制，自然资源的开采和深加工能力较弱，水平滞后，自然资源的投入产出低效；劳动力市场受户籍制度和城乡二元结构的影响，劳动力不能在区域间、城乡间自由流动，严重制约了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在资本市场上，直接融资市场和间接融资市场中政府干预过度，导致有限的资本不能投入到生产率高的产业和行业，中小型企业融资难，限制了市场主体的进一步完善；在技术市场方面，由于中国自主创新能力较差，技术市场对外依赖强，难以形成经济增长的内生动力机制。

　　 因此，新常态背景下市场机制不健全严重影响了中国经济增长的长期要素的积累，限制了对经济增长潜力的开发。不仅造成了严重的效率损失，导致资源不能通过竞争机制自发地流到生产率高的领域，制约了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阻碍了技术创新和知识资本的积累；还引起了社会公平的缺失，一方面交易费用和社会成本过高造成了较大的社会福利成本，另一方面由于垄断力量的存在，导致要素价格不能反映其稀缺程度，且劳动报酬明显低于资本报酬，进一步拉大了居民收入差距和区域经济差距。

　　 (二)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潜力开发的制约

　　 人力资本作为一国经济增长的核心要素，是指凝聚在劳动力身上的知识、技能以及所表现出的能力。内生增长模型认为，新技术和人力资本是经济持续增长的动因。舒尔茨认为，专业化的人力资本有利于促进分工的进一步发展，推动技术进步以及形成规模经济效应，促进效率的提高和实现报酬递增，从而促进经济长期可持续增长。

　　 但是新常态背景下中国的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潜力开发形成了制约。在人口数量方面，现有劳动力在产业间的流动效率较低，而且长期实施的人口政策也导致中国潜在劳动力逐年减少，因此伴随着刘易斯拐点的到来，中国的人口结构也发生了转变，正步入老龄化时代，传统的人口红利逐步消失。新增劳动力的增幅逐渐减缓，劳动力的供求结构正发生转变，劳动力不再是支撑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比较优势。从人口素质来看，由于人力资本的形成机制不健全，缺乏包含教育、职业培训、卫生医疗保健以及劳动力迁移等在内的投资条件。一是教育资源有限且分布不均，导致教育水平较低；二是职业培训机会有限，工作经验不足；三是劳动力无法为获得工作机会或较高收入的岗位而进行在行业或区域之间的流动。导致低附加值的简单劳动一度成为中国的比较优势，导致与物质资本的边际报酬相比，人力资本产出低效，回报率较低且投资成本高。此外，在劳动力配置方面，由于中国劳动力培育结构与产业结构调整中用工需求结构的变化错位，引发了严重的结构性失业问题，而且劳动力市场的地区分割也导致劳动力流动受到约束。

　　 (三)技术创新对经济增长潜力开发的制约

　　 技术作为经济增长的长期因素之一，直接决定了中国是否能突破中等国家收入水平陷阱，弥补后发劣势，推进经济结构升级。而技术创新可以为提高资本和劳动力等要素的配置效率和投资效率，推进技术进步，促进生产的集约化和高效化，为扩大生产可能性边界提供要素支持。然而新常态下中国技术创新能力不足，难以形成创新驱动力，形成了对经济增长潜力开发的制约。

　　 新常态背景下技术创新对经济增长潜力开发的制约主要体现在：一是技术创新的条件不足，创新主体成长缓慢，而且创新主体之间的联合与协作能力较差，产学研范围有限，协同创新、交叉创新与集成创新能力较弱，导致科学发现与企业技术创新相脱节，科技成果转化为现实生产力周期过长。尤其是作为技术创新转化为生产效益的关键，企业缺乏涉及决策、研发、生产和销售等多个环节的企业创新系统，不仅对国外先进技术的引进、消化吸收、再创造能力有限，而且自主创新能力不足以增强企业竞争力。此外，政府未能积极发挥在技术创新过程中引导、调控、协调和保障的作用，特别是缺乏技术创新的激励机制与创新风险保障机制，影响了创新主体的创新效率；二是技术创新过程效率较低，受技术市场不健全、创新体系不完善等因素的影响，各创新阶段之间缺少协同机制与扩散机制，制约了技术创新的效率，而且创新投入不能满足技术进步需求，因此，未能有效发挥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作用，中国全要素生产率的水平依然较低，技术创新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没有真实发挥；三是缺乏技术创新的环境以及完善的创新政策。宏观经济政策仍以投资激励为主，创新激励有限，一方面，企业创新的补贴和税收优惠不足，由于缺少竞争战略和反垄断政策，市场自由化程度有限；另一方面，国家和区域创新体系还未建立，战略性新产业的发展中缺少技术创新战略联盟，知识的溢出效应较弱。

　　 (四)结构失衡对经济增长潜力开发的制约

　　 经济结构的全面失衡是新常态背景下制约中国经济增长潜力开发的关键。供给方面的失衡主要体现为产业结构的失衡，由于中国工业化的推动和产业结构升级主要依靠政府直接的行政干预和政策导向，从早期通过农产品价格剪刀差，牺牲农业推动工业的发展，到改革开放后长期的以加大廉价劳动力和资源投入的粗放式生产方式，这种利用自上而下的行政干预手段，忽略各地区的资源禀赋情况来推进产业结构升级的方式，导致产业发展缺乏技术支撑，产业自发演进动力不足。不仅导致产业间各产业比重不合理，劳动力结构与产值结构不协调以及三次产业间劳动力转移困难；还引起第一产业内部生产要素配置效率低，生产技术落后，第二产业内部呈现重化趋势以及第三产业内部生产服务比重偏低。产业间失衡以及各产业内失衡限制了中国产业结构合理化和高级化。此外，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失衡与相互制约问题也日益突显，尽管虚拟经济通过动员储蓄以满足实体经济的资本需求，同时其高效的信息传递机制也有助于分散经营成本，提高实体经济运行效率，有利于促进资源优化配置，可以通过财富效应刺激消费和投资需求，拉动实体经济的增长。但虚拟经济的过度膨胀减少了进入实体经济的资金，降低金融资源的有效利用率，抑制了实体经济的发展。产品结构、技术结构和产业结构的长期不合理与滞后状况会使虚拟经济特别是股市发展失去实体经济的可靠支撑，降低虚拟经济的吸引力，进一步增加实体经济结构转化的难度。

　　 在需求方面的失衡主要体现为内需和外需之间的失衡。在内需方面，国内消费需求对经济的推动能力依然有限，居民对未来经济发展的预期较低，储蓄意愿较强，消费支出所占比重有限，过度依赖投资的内需结构导致中国部分产业产能严重过剩。在外需方面，过去中国利用低成本的劳动力资源和自然资源等后发优势吸引产业转移发展劳动密集和资源密集型产业，并通过政策维持低成本的比较优势以吸引外资、扩大对外出口，加速经济的增长，但这种方式导致了政府和企业对低成本优势的过分依赖，无法实现产业升级所需的技术要素，使中国经济在全球产业链中“低技术含量、低附加值”的特征突出，长期被锁定在产业价值链的低端而无法进行升级延伸。

　　 因此，新常态下经济结构的全面失衡严重制约了中国工业化与城镇化的进一步发展，导致短缺经济与过剩经济共存，区域经济差距和城乡二元发展差距不断扩大，严重制约了新常态下经济增长潜力的开发。

　　 四、新常态要素禀赋结构变化背景下中国经济增长潜力开发的政策取向

　　 按照经济学的基本原理，经济增长的潜力由长期因素决定，新常态背景下经济增长潜力开发的关键在于增加资本、劳动力、技术以及制度的供给，并提高其配置效率。因此，新常态背景下宏观政策的基调是供给管理和需求管理相结合，以供给管理为主，需求管理为辅。“需求管理用于保增长和就业，而供给管理被用于调结构。”(18)针对新常态要素禀赋结构的变化，中国经济增长潜力开发在政策取向上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发挥供给政策的效应促进新常态下经济增长潜力的开发

　　 需求管理政策尽管可以解决短期经济的增长与波动问题，却不能扩大生产可能性边界，开发经济增长的潜力。而以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为前提的供给变化会提高生产效率，从而扩大生产的可能性边界。新常态背景下应强调发挥供给管理的政策效应，通过优化供给结构，提升供给效率，为新常态下经济增长潜力的开发提供条件。

　　 在改善要素供给方面，为了充分发挥各种要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作用，减少政府对资源配置的直接调控，应通过建立健全完善的法律体系，减少行政手段对资源的配置，强调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一是通过完善市场竞争的主体秩序，降低垄断导致的效率损失，提高自然资源的使用效率，尤其是提高不可再生能源的开发利用水平；二是通过改革户籍制度，完善劳动力市场，促进劳动力的自由流动，调整人口政策，促进人力资本的积累；三是通过建立完善的产权制度和创新风险保障机制，提升自主创新能力，完善技术市场；四是通过规范资本市场，协调直接融资和间接融资，提高资本形成和配置效率，满足各类市场主体的资本需求。

　　 在改善产品供给方面，一是要努力发挥市场价格机制的作用，积极引导企业的生产，通过竞争机制，淘汰落后产能，解决产能过剩等供需矛盾。完善市场交易秩序，降低交易成本；二是适度放松市场准入制度，扩大市场参与主体的类型，发挥微观主体在经济中的作用，支持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增加政府在公共产品方面的供给，弥补市场在提供公共产品中的缺陷，完善基础设施建设，建立健全社会保障体系，逐步实现公共产品的均等化(19)。

　　 (二)发挥长期政策的作用促进新常态下经济增长潜力的开发

　　 经济增长潜力的开发是由长期因素决定的，短期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尽管可以引导投资方向，控制投资范围，通过价格政策缓解市场供求矛盾，为经济增长提供一定的保障，但是这种短期政策并未有助于影响经济长期增长要素的积累和使用效率的提升。因此，新常态背景下应强调长期政策对经济增长潜力释放的推动作用。一是长期政策应该关注新常态要素禀赋结构变化下各要素质量的提升。通过构建资源补偿机制，有效减少资源开采和使用的社会成本，约束企业的粗放式发展方式，激励企业进行技术创新，提高资源的使用效率；二是新常态背景下要通过加大教育投入，扩大教育资源总量，优化教育资源分配，提升优化教育制度，强调以就业为导向、以产业升级需求为导向，改革人才培养机制，重视中等职业专业和技工学校的扶持投入，提高劳动力的素质，加快人力资本的积累，为经济增长创造更多的“人才红利”和“知识红利”，将传统数量型人口红利转变为质量型人力资本红利，使其继续推动中国经济持续增长；三是新常态背景下要从宏观视角积极推行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加大对技术创新的要素投入，不断完善创新驱动的条件和环境，促进创新过程中各创新阶段间的协同和扩散作用；四是新常态背景下要根据不同发展阶段积极调整经济结构，推动经济结构的再平衡。继续推行市场化改革，培育市场主体，建立健全各种市场体系，通过构建公平的市场竞争机制提高要素的配置效率，以促进新常态下经济增长潜力的开发。

　　 (三)振兴实体经济促进新常态经济增长潜力的开发

　　 实体经济是国民经济的根基，也是新常态下推动中国经济发展提质增效升级的主战场。新常态背景下调节经济结构的关键切入点，是推进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协调发展，振兴实体经济。一方面要强调虚拟经济在信息传递、动员储蓄方面对实体经济发展的贡献；另一方面，还要防治由于虚拟经济的过度膨胀所导致的泡沫经济，减少对实体经济运行的不确定性和投机风险。因此，新常态背景下应强调振兴实体经济，优化产业结构，推动工业化进程。通过实体经济的振兴和工业化进程的推进促进经济增长潜力的开发。

　　 第一，要打造新常态下工业的升级版。工业是国民经济平稳运行的主要力量，在工业的发展中，应强化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提高资源利用效率，逐步引导企业由原有粗放式的生产方式转化到强调技术和知识的贡献的集约型生产方式。工业是新常态经济结构升级的主要战场，要走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道路，推动工业发展提质增效，依据大数据时代的工业发展特征，发展智能制造，加快制造业向个性化定制、柔性化生产等先进制造方式和商业模式转型。加速推进信息化和工业化融合创新，把工业发展动力转到创新驱动的轨道上来，推动中国工业“从全球价值链低端环节向高端环节跃升，实现由规模扩张向提质增效的根本性转变”(20)。提高中国工业基础能力与技术创新能力、产品和装备水平。

　　 第二，要加快现代服务业的发展，引导工业化和实体经济的发展。加快发展现代服务业对于新常态下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发展实体经济，促进经济转型升级具有重要意义。现代服务业的发达程度是衡量经济、社会现代化水平的重要标志，也是实现中国产业结构升级的关键。新常态标志着中国经济发展进入到了新的阶段，已经到了工业和服务业互相促进的阶段。要提高工业的发展水平，必须要有现代服务业做支撑，而现代服务业的发展要以较强的工业实力为基础。在新常态下服务业的发展中，要优化服务业的行业结构，大力发展面向生产的服务业，促进现代制造业与服务业有机融合，实现互动发展。特别是要用高新技术与信息技术装备服务业，提高服务的知识密集度与技术含量，增强其市场竞争力和国际竞争力。

　　 注释：
　　 ①徐康宁：《自然资源丰裕程度与经济发展水平关系的研究》，《经济研究》2006年第1期。
　　 ②林伯强：《中国能源发展报告2013》，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41页。
　　 ③庄立：《论中国自然资源的稀缺性和渗透性》，《地理研究》2011年第8期。
　　 ④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网站，《年度数据》，人口：http：//data.stats.gov.cn/workspace/index?m=hgnd。
　　 ⑤王小勤、汪红梅：《人口红利效应与中国经济增长》，《经济学家》2007年第1期。
　　 ⑥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网站，《年度数据》，科技：http：//data.stats.gov.cn/workspace/index?m=hgnd。
　　 ⑦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网站，《年度数据》，按资金来源分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http：//data.stats.gov.cn/workspace/index?m=hgnd。
　　 ⑧林毅夫：《未来20年中国经济发展格局》，《中国流通经济》2012年第6期。
　　 ⑨洪银兴：《中国经济长期持续快速增长的动力因素分析》，《辽宁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1期。
　　 ⑩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课题组：《中国“十二五”时期至2030年经济增长潜力和经济增长前景分析研究》，《经济学动态》2008年第3期。
　　 (11)蔡昉：《城市化与农民工的贡献：后危机时期中国经济增长潜力的思考》，《中国人口科学》2010年第2期。
　　 (12)迟福林：《走向公平可持续增长的转型改革》，《经济体制改革》2013年第11期。
　　 (13)王一鸣：《中国经济增长的中期趋势和经济转型》，《宏观经济研究》2013年第11期。
　　 (14)张勇：《重新评估中国的增长潜力——基于全要素生产率和数据分析视角的解释》，《经济科学》2013年第2期。
　　 (15)刘伟：《中国经济增长潜力》，《环境经济》2004年第2期。
　　 (16)胡乃武、范炳龙：《中国未来经济持续快速增长潜力分析》，《经济纵横》2012年第8期。
　　 (17)沈坤荣、滕永乐：《“结构性”减速下的中国经济增长》，《经济学家》2013年第8期。
　　 (18)刘伟、苏剑：《“新常态”下的中国宏观调控》，《经济科学》2014年第4期。
　　 (19)任保平：《以供给管理与需求管理相结合来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经济纵横》2013年第2期。
　　 (20)苗圩：《打造新常态下工业升级版》，《求是》2015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