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规模可以无限扩大吗”是经济学界由来已久的一个理论谜团。Frank Knight（1921）最早提出了这一困惑：“理论上遇到的最为严重的问题之一，就是企业规模与效率的关系。……因为垄断收益可以给企业带来强大的激励，使之不断地、无休止地扩张；只有靠某种同样强大的、能使效率降低的力量，才能抵消这种扩张。”。Knight将限制企业规模扩张的力量归于管理收益递减，因为企业越大，企业家在经营管理中面临的不确定性和复杂性也就越大，这实际上是把企业规模受限制归因于（企业家的）有限理性条件。Ronald Coase（1937）对Knight的分析很不满意：“Knight教授似乎认为科学地分析企业规模的决定因素是不可能的。根据我们提出的企业概念，我们现在就来完成这一任务。”（Coase认为交易既可以在市场上通过价格机制来组织，造成市场交易成本；也可以在企业内部通过雇主权威（计划）来组织，造成企业内部组织成本。随着更多的交易从市场转移到企业内（企业规模扩大），组织成本将递增，直到与市场交易成本在边际上相等。这时企业规模得到了确定。然而，（Coase在分析组织成本递增的原因时沿用了Knight的“管理收益递减”之说，只是他认为生产要素（主要指企业家才能）价格的变化也可能对企业规模产生影响。
    之后，关于经济组织、企业性质及其规模的讨论曾一度停滞，直到20世纪70年代以后才重新兴起（Paul McNulty，1984）。Tracy Lewis（1983）以另一种方式提出企业规模问题：如果大企业能像小企业一样恰当地利用生产要素，那么它为什么不能做小企业所能做的一切，甚至做的更好呢？因为它至少可以把自己复制成与市场上有效经营的小企业完全相同的小企业集合。Lewis认为，现实中企业规模受限制的原因是政府的垄断管制政策。Oliver Williamson（1985、2002）不同意Lewis的看法，他认为将大企业“复制”成一群小企业必然要辅之以选择性干预（只在预期净收益为正时才进行干预），但实际上选择性干预是不可能的。原因是，随着企业规模增大，企业科层的纵向和横向关系将更加复杂，内部信息传递的扭曲程度也越来越大，再加上个人机会主义行为动机（如会计造假）、官僚主义无能、个人激励弱化、内部游说的危害等，共同造成了企业内部管理控制的低效率，即“控制损失（control loss）”。Paul Milgrom和John Roberts（1990）正式分析了企业内部上下级之间在信息要求与传递方面如何造成科层高成本——中央权力的成本。他们认为，“……这一中央权力的存在与有效率的选择性干预政策是不相容的。干预权必然包含着无效率干预的权力。然而，这种干预即使在总体上缺乏效率，对于某些人和团体来说却是有益的。因此，或者进行无效率的干预，资源被用于干预活动或阻止干预的活动上；或者限制干预权力，而这意味着必须放弃某些有效率的干预。”他们详细说明了掌握中央权力的人出于自利动机而滥用权力的成本，以及组织中的其他人出于自利而劝说掌握中央权力的人过度地或错误地使用权力而造成的影响成本。事实上，Milgrom和Roberts从另一个侧面支持了Williamson的“复制/选择性干预不可能定理”。
    然而，新制度学派的经济学家对企业性质及其规模的讨论对于流通企业来说，至少出现了以下几点忽略：第一，现实中的企业至少可以分为生产企业和流通企业，二者在经济性质上存在明显差异；第二，流通企业的复制（分店扩张）和现代企业理论中复制之说具有明显不同；第三，信息、控制、管理、交易等方面的技术发展对企业规模有重大影响。
    　　　　
    二、流通企业相对于生产企业在经济性质上的差异

    主流经济学（包括新制度经济学）将生产企业和流通企业统称为工商企业或企业（business enterprise或firm），付诸同样的理论处理，掩盖了流通企业与生产企业在经济性质上的差异。生产企业主要从事生产，谋求生产的专业化利益。流通企业专职于交易，谋求交易的专业化利益，是交易的专业化生产者（或提供者），它的产出直接表现为交换效率。Harold Demsetz（1997）在比较新古典企业理论与（Coase开创的企业理论时，虽然明确提出了“即使交易这一服务也是由企业来生产的”，但他并没有特别地区分出生产交易的企业就是流通企业，而是集中分析单人企业（自给自足）、多人企业和市场交易之间的关系。杨小凯（1990，1998）利用他的分工理论分析了专业商人的产生及其专业化交易的性质。他认为交易活动也可以在自给自足和专业化之间进行选择，而专业商人其实就是交易的专业化选择。尽管杨小凯并没有明确使用流通企业这个词，但他对专业商人的分析显然具有流通企业的涵义。
    流通企业的产生根源于分工与交易的两难冲突。交易成本越低，分工发展越快，专业化利益相对越大；而分工越细、专业化水平越高，交易次数越多，交易形式也越复杂（如企业形式和政府形式的交易），交易成本越高，从而又限制了分工的发展。因此交易成本或交易效率的高低决定了分工和交换经济的发展。这一两难冲突是专业化于交易活动、提高交换效率的流通企业产生的经济根源。流通企业的主要经济功能在于降低交易成本、提高交易效率，从而推动交换经济发展和社会福利提高。流通企业的本质是交易的专业化生产者/提供者。
    流通企业完全专业化于“交易的生产”，拥有一定的资本规模、专用的交易技术和成熟的流通网络，大大降低了市场交易成本、提高了整个社会的交换效率。具体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1）流通企业以集中交易替代各个生产者（消费者）之间的分散交易以减少交易次数、以程序化交易替代一次性交易以降低交易风险、以合理的网点设置来缩短交易距离，充分实现了交易“生产”上的规模经济，降低了交易成本，提高了交易效率；（2）流通企业专业化于交易活动，边干边学，其交易技能在使用中日益熟练、新的交易技术不断创生、流通网络逐步扩大并渐趋于完善，大大提高了交易效率；（3）流通企业的高度专业化使得其自身也被“套牢”于高度专业化的交换经济系统中，难以从中间交易地位上退出，这有利于推动整个社会的分工和交易的良性循环。
    流通企业的交易专业化的经济本质意味着其本身就是作为一种交易形式而存在，是市场的载体。市场交易的扩大直接表现为流通产业的扩张。从这种意义上看，流通企业与市场交易之间的关系不是相互替代，而是相互依赖、相互促进的。理解这一点对于分析本文所研究的流通企业规模扩张及其限制问题具有关键意义。
    　　　　
    三、流通企业的扩张模式及其限制

    　　（一）单店扩大
    主流经济学认为，单个厂商的增大受到规模不经济的限制，即长期平均成本曲线最终上升。流通企业的单店扩大（即某一特定商场的规模扩大）也较容易受到限制，但其首要原因并不在于成本，而在于需求方面的约束。
    商场内部各个部门所从事的活动属于“类似活动”（需要相同能力的活动），各个柜台和服务区之间的活动并没有先后的时序联系，都在同时进行交易活动；并且这些活动之间很少存在相互外部性，服装卖区生意的好坏对文具卖区的业务影响很小。而生产厂商内部各个部门的活动属于“互补活动”（生产流程中的各个阶段需要相互协调的活动）。因为生产企业的各个阶段或各道工序都具有一定程度的信息私有性和技术独特性，而它们之间必须在时间和空间上保持高度一致才能保证生产的顺利进行（参见 Richardson，1972）。因此，内部协调（从而组织成本）对生产企业来说是一个更为突出的问题，生产厂商规模增大会导致协调效率下降、组织成本上升。流通企业的内部协调相对容易得多，其单店规模受到的限制主要在于当地市场条件（人口、地域、购买力、政府政策等），而不是大规模的成本不经济。
    流通企业单店规模扩大受到限制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1）购物的便利性是消费者购买选择决策中的重要变量，城市的道路、交通、地价及建筑布局等因素限制了单个商场的规模扩大，给多样化的商业形式（小卖部、小商店、小商场、百货商场、大型超市）留下了生存和发展的广大空间；（2）消费者在偏好、能力上的差异分布和市场竞争的客观存在使得各种商业形式和商业主体不可能形成“统一格式”，而是形成形式各异、大中小共生的流通格局；（3）政府反垄断的商业政策有助于维持商业形式和商业主体的多样化；（4）某一特定城市有限的人口、人口密集度和购买力限制了流通企业的单店扩张，这种限制是单店扩张模式的封顶线。因此单店扩大不是流通企业规模扩张的有效方式。
    　　（二）垂直一体化
    流通企业和生产企业一样，也可以通过垂直一体化来达到规模扩张的目的。流通企业也涉及类似于生产企业的“自制或购买（make-or-buy）”决策；在企业内部组织交易还是在市场上组织交易。比如，在市场上购入一般的售货员的劳动服务（短期合约），或者培训一支企业专用的售货员队伍（长期合约）；临时购买市场咨询服务，或者雇佣一个市场营销专家；从市场购入运输服务，或者拥有自己的车队；从生产商那里直接进货，或者从大型经销商、批发商那里进货；直接与消费者交易、从事零售业务，或者只从事批发而将零售终端让给更小的零售商，等等。但超出流通领域，从整个社会再生产过程来看，此类“自制或购买”并不是影响流通企业规模的主要因素。
    我们令A、B和C分别表示生产企业、流通企业和消费者。在A、B之间及B、C之间没有任何中间交易组织时（现实中许多大流通企业正是直接从生产厂家进货、直接向消费者出售），流通企业便走到了垂直一体化的尽头。首先，B不可能对A进行后向一体化，原因是：（1）生产企业一般都具有一定的资本规模，存在一定程度上的规模经济，并且许多产品的生产都涉及相对专用的技术，这种资本和技术壁垒使得流通企业不便于向生产领域扩张；（2）流通企业经营的产品种类成百上千，为了节省与生产企业之间的交易成本而选择自制是难以想象的（否则也就不叫流通企业了），流通企业的决策只在于从哪一家生产企业进货、进多少货，以及在交易条件不满意时停止某种产品的进货（退出交易）；（3）流通企业向生产领域扩张、实行后向一体化会侵蚀其自身的专业化优势，专门从事交易比同时从事交易和生产的效率要高得多。其次，B不可能对C进行前向一体化，原因是：（1）消费者数量众多且偏好各异、能力各异，流通企业不可能统一所有消费者的消费偏好和消费能力，也无法对它们做出精确测度，因此取消市场交易而将消费者统一于流通企业内部是不现实的；（2）现实中的会员制、俱乐部消费等流通现象并不表明流通企业向消费领域的扩张，而只是流通企业与消费者之间交易形式的改变，其目的是通过减少交易次数、巩固交易关系等方式来节省交易成本。因此，从整个社会再生产过程来看，流通企业通过垂直一体化进行规模扩张的空间非常有限，垂直一体化不能成为流通企业规模扩张的有效形式。
    　　（三）分店扩张
    流通企业扩大规模的第三种方式是分店扩张，即通过在不同城市、地区及国家增设分店而达到规模扩大的目的。这是本文的研究重点。为了便于分析，我们假定流通企业的前两种扩张模式（垂直一体化和单店扩张）已经没有发展空间，即：（1）流通企业的任何单店（特定商场）规模由于本地市场约束（人口、购买力、竞争等）而不可能进一步扩大；（2）流通企业B直接与生产者A、消费者C交易，在A、B之间及B、C之间再没有其他任何交易中介组织。现在的问题是：流通企业能在多大程度上进行地理上的分店扩张呢？这与Williamson（1985）分析生产企业规模时对“复制/选择性干预”的争论是相对应的。

    四、流通企业“复制和选择性干预”（分店扩张）的相对有效性

    Williamson等人认为企业的复制和选择性干预是不可能的，但他们的分析针对流通企业而言，至少有三点忽视：（1）现实中的企业至少可以分为生产企业和流通企业，二者在经济性质上存在明显差异；（2）流通企业的复制（分店扩张）与当前基于生产企业的企业理论中的复制假说具有明显不同；（3）信息、控制、管理、交易等方面的技术发展对企业规模有重大影响。前面我们已经分析了流通企业的经济性质：交易的专业化生产者/提供者。以下我们着重分析后两个方面。
    　　（一）复制：流通企业借助于品牌和统一经营模式的分店扩张
    流通企业的规模扩张与强大的流通品牌之间有着密切关系。品牌的前身只不过是人们为了明晰私有产权而在自己的财物（牛、羊、农具等）上烙下的特殊标记，只是交换经济的发展使得标记转变为一种经济承诺和信号：产品质量有问题可以按标记找卖主索赔；卖主以其特有标记和竞争者的产品相区分。一旦某一标记在市场上建立了良好声誉，它便能有效地促进后继交易、扩大交易范围，这里暗含着一种巨大的规模经济，它使得交换经济中的个人（或组织）有激励在标记上连续“投资”，从而导致了一个根本性转换：原来仅用于明晰产权的标记转换成作为无形资产的品牌。品牌的产生、发展及品牌中所隐含的规模经济都意味着品牌天然的扩张性。几乎所有国际性的大流通企业无一不是在利用它们强大的流通品牌进行全球扩张。
    然而，品牌对流通企业和生产企业在规模扩张方面的意义具有明显的不同，其中最重要的是流通品牌意味着一个高度统一的经营模式，它可以被“复制/粘贴”。为了集中主题，我们在此只比较分析生产企业的复制（转换成一群小企业集合）和流通企业的复制（分店扩张）。
    首先，生产企业的复制往往只是一种理论上的假设和推演，在现实中极为少见，现实中生产企业的规模扩张大多与垂直一体化问题密切相关（这是现代企业理论重点关注的主题之一）。而流通企业的复制看来更加现实，它们在世界各地的分店都保持统一的经营模式，在经营理念、经营口号、管理制度，甚至店堂设计、员工服饰、礼貌用语等许多方面都是统一的。流通企业的分店扩张更像是一个“复制/粘贴”的过程。
    其次，生产企业的复制之说并不是充分建立在现实中的市场约束条件之上，而是集中于大企业与小企业在规模—效率上的比较（如把一个资产亿元的大企业转换成100个资产百万元的小企业集合对效率有何影响）。流通企业的复制则是建立在对地区市场约束条件的理性考虑之上，什么时候、什么地点、增设多大规模的分店都是这一理性考虑的结果。这与东道国的商业政策、某一地区或城市的人口、购买力、商业竞争状况及风俗习惯等有密切关系。
    最后，生产企业的复制之说没有给予品牌和统一经营模式特别的说明和重视，而它们对流通企业的分店扩张来说是至关重要的。前者考虑的是这种可能性：如果市场上同时存在一个资产亿元的大企业和100个资产百万元但经营模式各异的小企业，那么这家大企业的效率不会更低，因为它至少可以把自己转换成与那100个小企业完全相同的小企业集合。至于如何将大企业复制成小企业集合，似乎对理论分析无关紧要。而我们却关注这一“复制/粘贴”的实现过程和可操作性。流通企业强大的品牌和成熟的经营模式对其分店扩张至关重要。如果像假设的那样，我们把流通企业复制成具有不同经营理念、经营口号、经营方式和管理制度的分店集合，再来比较前后两种情况的经营效率，这不仅是毫无意义的，而且与流通现实极不相符。流通企业的品牌和经营模式的发展、成熟和扩张是一个历史过程，在市场竞争中产生，能够经受效率的考验。
    流通企业的分店扩张依赖于强大的流通品牌和统一的经营模式，以及对市场约束的细致调研。这为事后有效的选择性干预留下了更大的操作空间。而现代信息、控制、管理、交易等方面技术的迅速发明和发展，不仅开阔了流通企业扩大规模的产业空间，而且降低了流通企业规模扩张中的“控制损失”，使流通企业对其分店进行选择性干预成为可能。
    　　（二）选择性干预：信息技术同时提高了交易效率和管理效率
    为了方便，我们将交易、信息、管理、控制等方面的技术统称为信息技术，它可以降低市场交易成本，也可以降低企业内部的管理控制成本。
    我们对这一问题的思考受到Coase1937年的经典论文《企业的性质》的启发。Coase在其论文第二部分写道：“……缩短生产要素间距离的发明活动，通过减少空间分布，会增加企业规模。诸如电报和电话等的发明降低了在空间上组织交易的成本，因而会增加企业的规模。所有改进管理技术的变化都会增加企业规模。”但Coase显然认识到他在信息技术和企业规模关系上的结论过于勉强，于是在注释中他又写道：“应该提到的是，大部分发明既改变组织成本，又改变使用价格机制的成本。在这种情况下，发明是使企业变大还是变小，取决于发明对这两类成本的相对影响。例如，如果电话造成的使用价格机制的成本的减少大于组织成本的减少，那么它就有减小企业规模的效应。”Coase的分析是针对生产企业，而不是流通企业。他思想的核心在于“企业和市场可以相互替代地组织交易”。如前文所述，流通企业的经济本质在于它是交易的专业化生产者/提供者，其本身就是作为一种交易形式而存在，是市场的载体。从这种意义上看，流通企业和市场之间的关系不是相互替代，而是相互依赖、相互促进的。因此，信息技术的改进无论是降低市场交易成本而促进市场扩张，还是降低组织内部控制成本而促进企业扩张，对流通企业来说都具有规模扩大的效应。
    一方面，信息技术的改进降低了市场交易成本，提高了交易效率，促使整个市场交易规模和交易范围扩大，从而推动整个流通产业的发展。具体说，信息技术提高了交易效率，推动分工和专业化的发展，促进了分工与交易的良性循环：交易效率的提高促进分工细化、生产专业化水平提高，推动交换经济的发展；同时，分工和专业化促进了新技术（包括信息技术）的发明，并且其本身也意味着交易专业化（流通企业的出现），导致交易成本的降低和交易效率的提高。分工和交易的良性循环推动经济发展和市场繁荣，进而促进流通产业的扩张。Douglass North（1986）在考察1870-1970年间的美国经济时发现，交易成本的总和占GDP的比例由开始时的约25％增加到100年后的45％。至今，在美国和世界其他高收入国家的经济中，这一比例已超过50％。North所说的交易部门（Transaction Sector）类似于流通产业，只不过在国外很少有人使用流通这一术语。信息技术提高交易效率、促进分工发展、扩大市场规模的直接表现就是流通产业的扩张，从而为流通企业扩大规模提供了巨大的产业空间。
    另一方面，信息技术的改进提高了企业内部的管理和控制效率，为流通企业的分店扩张提供了有力的工具。Herbert Simon（1957）的“有限理性”改变了经济学家思考问题的方式，尤其是为新制度经济学家分析企业、合约等曾被新古典学派所忽略的问题提供了一个坚实基础，他们大都把企业规模限制最终归因于有限理性条件（信息、代理、激励等许多问题都是这一条件的题中之义）。这一点无疑是难以挑战的。但同时存在的另一事实是：信息技术提高了人们决策的理性水平，是人脑的扩展和延伸。在前计算机时代。难以想象任何个人每天可以做几万次复杂计算，因为那超出了“理性能力”；但现在人们只要用手指轻轻点击一下鼠标，计算机可以在一秒钟之内完成这项工作，甚至是人脑100年也不能完成的工作也变得如此简单。一些国际流通巨头能够在世界范围进行有效的分店扩张，与电话、传真、卫星尤其是互联网等新的信息技术进步是分不开的。利用这些信息工具，公司老总坐在总部办公室里就可以即时掌握世界各个国家、各个地区、各个城市甚至各个分店的销售情况；分布于世界各地的公司下级向他们的上级或总部汇报工作、提供当地市场信息也同样简单、迅速；上下级之间的沟通、公司的例行会议也大都在网上进行。由此可见，现代信息技术革命使公司总部对下属机构的监控不但范围扩大、成本降低，而且其及时性、准确性也大大提高了。或者说，企业内部的“控制损失”大为减少，选择性干预成为可能。信息技术进步有力地提高了流通企业内部的管理和控制效率，是流通企业规模扩张的一个关键因素。
    综上所述，对于流通企业来说，复制和选择性干预比生产企业要更为容易，也更为现实。一些国际流通巨头正是通过品牌、统一经营模式的复制和选择性干预在全球进行分店扩张。流通企业扩大规模的三种模式如图1所示。

    附图
    图1　流通企业规模扩张示意图

    五、进一步研究的方向

    流通企业可以通过品牌、统一经营模式、信息技术进行无止境的分店扩张吗？或者，流通企业复制和选择性干预永远不会遇到大规模不经济的约束吗？本文不能也无意回答这一问题。流通相比于生产在规模上的后发优势仍然是一个值得深入研究的问题。流通以生产为基础，但随着分工和交换的发展，生产的扩张，市场规模和范围的扩大，整个经济对交易的依赖程度加深，整个流通产业和单个流通企业在规模上（相比于生产）体现出一种后发优势。随着经济的发展，各国流通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例呈上升趋势；沃尔玛及其他国际流通巨头正在全球范围进行分店扩张，并且沃尔玛已成为世界500强的老大。这是一个非常值得深入解释的现象。

【参考文献】
    1.杨小凯：《经济学原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
    2.Baker，George and Hubbard，Thomas N.，Empirical Strategies in Contract Economics：Information and Boundary of the Firm.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May 2001，91（2），PP.189—194.
    3.Coase，Ronald，The Nature of the Firm. Economics，November1937，4，PP.386-405.In Putterman，Louis （eds.），The Economic Nature of the Firm.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6.
    4.Demsetz，Harold，The Firm in Economic Theory：A Quiet Revolution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May 1997，87（2），PP.426-429.
    5.Holmstrom，Bengt and John Roberts，The Boundaries of the Firm Revisited. Journal of Economic，Fall 1998，12（4），PP.73-94.
    6.Knight，Frank H 1921.Risk，Uncertainty and Profit. New York：Harper & Row，1965.
    7.McNulty，Paul，On the Nature and Theory of Economic Organization：The Role of the Firm Reconsidered. History of Political Economy，1984，16，PP.233-253.
    8.Milgrom，Paul and Roberts，John，Bargaining Costs，Influence Costs，and the Organization of Economic Activity. In James E. Alt and Kenneth A. Shepsle（eds.），Perspectives on Political Economy.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0.
    9.North，Douglass，Measuring the Transaction Sector in the American Economy. In S. Eugerman and R. Gallman（eds.），Long Term Trends in the American Economy. 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86.
    10.Richardson，G.B.，The Organization of Industry. Economic Journal，1972，82，PP.883-896.
    11.Simon，Herbert A.，Models of Man. New York：John Wiley & Sons，1957.
    12.Williamson，Oliver E.，The Economic Institution of Capitalism：Firms，Markets and Relational Contracting. Chapter 6，New York：The Free Press，1985.
    13.Williamson，Oliver E.，The Theory of the Firm as Governance Structure：From Choice to Contract.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Summer 2002，16（3）.PP.171-195.
    14.Yang，X.，Development，Structural Changes，and Urbanization. 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1991，34，PP.199-2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