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环渤海地区主要包括北京、天津2个直辖市和河北、辽宁、山东3个省，① 拥有占全国5.43％的国土面积，截至2006年底人口达23134万，占全国人口总量的17.60％。② 2006年该区域创造了占全国26.19％的国内生产总值、26.62％的利润总额和21.85％的进出口总额。③ 环渤海与珠三角、长三角，成为中国三个最重要的经济区。④

    在全球生产要素“东移”和中国发展重心“北上”趋势的共同作用下，近年来环渤海经济圈的发展渐成关注焦点。京津两市的重新定位以及滨海新区获批成为国家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为环渤海区域经济合作的推进提供了新的契机，环渤海地区已经被视为新世纪拉动中国经济增长的第三极。
    环渤海区域经济的发展蕴藏着巨大的潜力。但是，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环渤海经济圈的概念提出以来，环渤海区域内的经济合作一直停留在“概念”阶段，明显落后于珠三角和长三角的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本文在概述环渤海区域经济发展现状的基础上，着重分析当前环渤海区域经济合作中面临的主要问题，并提出相关的对策建议。

    二、环渤海经济发展回顾

    环渤海是中国基础产业和高科技产业的重要基地。如图1所示，从经济总量看，该区域五省市的地区生产总值在中国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的份额一直在20％以上（见图1）。

   

    图1　不同年份环渤海地区生产总值在中国GDP总量中所占份额
   
    资料来源：《新中国五十年统计资料汇编》，第3～114页，中国统计出版社1999年版；　《中国统计年鉴2001～2007》，中国统计出版社。

    过去30年中国经历了高速的经济增长，但是这种增长是不平衡的。1980年深圳经济特区的设立带动了珠三角经济圈的崛起，1980～1991年，广东省的GDP年均增速高达12.55％，显著高于全国8.5％的平均增长水平，而同期，长三角的平均增速为9.39％，环渤海的平均增速只有8.25％，低于全国平均增长水平，尤其是天津市和辽宁省，多数年份都以低于全国平均增长水平的速度运行。

    如图2所示，1992年浦东新区的开发建设成功地引领了长三角经济圈的崛起。1992～2005年，上海、江苏、浙江三省市的CDP平均增速达到13.56％，显著高于全国9.96％的平均增长水平，同期广东省仍然在年均13.97％的水平上高位运行，环渤海五省市的平均增速达到12.09％，虽然仍落后于珠三角和长三角的增长速度，但已明显高于全国平均水平，特别是1997年以来，环渤海五省市的GDP增速均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图2　区域经济增长率的比较
     
    资料来源：《新中国五十年统计资料汇编》，中国统计出版社1999年版；　《中国统计年鉴2000～2007》，中国统计出版社。

    如同20世纪80年代的深圳和90年代的浦东，天津滨海新区的发展将带动环渤海的崛起。天津滨海新区获国务院批准成为国家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和北方经济发展引擎以来，包括税收减免等在内的一系列优惠政策陆续出台，环渤海区域经济发展的新格局正在形成。2006年，中国GDP增长率为11.1％，环渤海以13.86％超过长三角三省市13.6％的平均增幅，但仍然逊色于广东省14.6％的增速⑤。2007年，环渤海五省市生产总值达64788亿，占全国的26.27％⑥。

    如表1所示，从三次产业构成看，除北京市外，环渤海的其他省市都是以第二产业为最大的产业部门，经济增长主要是靠第二产业尤其是制造业的拉动。2003年以后，天津、河北、辽宁和山东在第二产业比重不断提高的同时，出现第三产业比重下降的趋势，从2005年开始，河北、辽宁、山东的第三产业比重已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如图3所示，从固定资产投资看，1980年以来，环渤海五省市在全国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中所占的比重一直稳定在20％以上，而广东省和长三角三省市的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在全国投资总额中所占的比重则呈现出明显的由稳步上升转为缓慢下降的趋势。

    图3　各区域固定资产投资占全国总投资份额的比较
     
    资料来源：　《新中国五十年统计资料汇编》，中国统计出版社1999年版；《中国统计年鉴2000～2007》，中国统计出版社。

    如图4和图5所示，从外商投资情况看，2006年底全国外商投资企业年底注册登记户数为274863家，投资总额17076亿美元，环渤海五省市外商投资企业户数合计为63950家，投资总额为3460亿美元，分别占全国的23.27％和20.26％⑦。
    图4　中国FDI的区域分布（企业数量）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2007》，第748页，中国统计出版社2007年版。
    图5　中国FDI的区域分布（投资总额）
     
    资料来源： 《中国统计年鉴2007》，第748页，中国统计出版社2007年版。

    三、环渤海区域经济发展面临的主要问题

    独特的地理位置、丰富的自然资源、良好的水陆空立体交通网络、坚实的工业基础、良好的投资环境，所有这些条件都使环渤海成为具有巨大潜在优势的地区，也为这一地区的区域经济整合和协调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但是，环渤海目前尚未成为一个统一的经济体，内部五省市之间的经济协调性和联系的紧密性远远低于珠三角和长三角。另一方面，传统增长方式已经给环渤海地区的生态环境带来巨大的压力，使其成为制约环渤海持续增长的主要瓶颈。

    面向未来，环渤海能否抓住机遇，在新世纪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新引擎，进而带动中国北方经济的发展，这主要取决于两个方面：首先是区域内各省市能否协调一致，相互配合共同发展；其次是环渤海能否转变发展方式，化解以往高速发展而同时带来的生态环境危机。

    （一）环渤海缺乏区域经济合作的表现

    环渤海与珠三角、长三角的主要差距就是该区域内的合作不足，这一点已经引起广泛的批评⑧。这种差距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京津两市作为“北方经济中心”的长期竞争

    历史上，天津市曾经是北方的经济中心，而北京则是典型的消费型城市。如表2所示，1952年天津的GRP总量相当于北京的1.62倍，工业增加值相当于北京的2.28倍，人均GRP299元，显著高于北京和全国119元的平均水平（见表2）。
     
    新中国成立以来，北京利用作为政治文化中心的行政资源优势，积极扩展其经济功能，挤压了天津的发展空间，使其逐步失去北方经济中心的地位。1954年北京的GRP总量和人均值均超过天津，1960年北京的工业增加值超过天津，之后仅在1964年、1965年和1968年出现北京工业增加值略低于天津的状况，到1978年，天津的GRP总量和工业增加值都不足北京的80％，北京的人均GRP也超过天津⑨。

    北京的工业增加值在其GRP中所占比重在1978年达到64.52％的峰值后开始缓慢下降，但是1979～1992年，天津与北京在工业增加值方面的差距一直维持在较高水平（不足北京的80％），近年来北京第三产业越来越成为发展的主角，这在一定程度上为天津工业尤其是制造业的再崛起提供了空间。然而，多年来北京固守着同时作为政治、经济、文化、教育中心的定位，直到2006年的“十一五”规划，才正式放弃作为经济中心的诉求，与天津在这一角色上几十年的竞争宣告结束。2006年的统计数据显示，北京的综合经济实力依然远远超过天津。

    图6　京津两市工业增加值的历史比较（1952～1978年）
     
    资料来源：《新中国五十年统计资料汇编》，第142页和第167页，中国统计出版社1999年版。
    经济发展速度的差异也带来两地居民收入的不同。如图7所示，从城镇居民家庭平均每人全年可支配收入绝对值的变化看，1978年，天津为388.32元，高于北京365.4元的水平；1985年，北京开始超过天津且两者的差距不断扩大；到2006年，天津的水平只有北京的71.5％。
     
    2.环渤海各省市的产业结构同构

    根据产业结构理论，可以用产业结构相似系数来衡量不同地区的产业结构同构程度。研究发现，1990～2003年，环渤海各省市制造业的结构相似系数呈现“V”型变化（见表3和图8），相似系数总体处在相对较高的水平。过去，环渤海区域内的各个省市在钢铁、化工、汽车、日用机械、金属制品、日用化学制品等传统制造行业竞争，现在又都在竞相发展电子信息、生物制药、新材料等高新技术产业。
     
    图8　环渤海地区结构相似系数平均值变化曲线
       
    资料来源：周立群、罗若愚：《环渤海地区产业结构趋同探析及政策选择》，第38～45页，《改革》2006年第3期。

    3.重复建设与恶性竞争

    环渤海区域内缺乏合作的突出表现是各个地方对资源尤其是投资的恶性争夺，这种争夺在改革开放后因为整个国家的工作重心向经济方面的转移、中央与地方分权以及财政分灶吃饭而表现得更为激烈。20世纪90年代，当时的国家计委曾经计划在京津地区投建30万吨乙烯生产基地。按照当时的国际惯例，乙烯生产规模在60万吨以上才有效益，而京津两市各不相让，最终各建一个15万吨的项目，这使得双方都没有收益⑩。

    港口建设是环渤海区域经济发展缺乏协调的突出事例。由于缺乏总体规划和宏观调控，环渤海地区港口存在着低水平重复建设的现象。新建中小港口货源紧张，港口企业效益不高，而主要港口的专用码头和大型码头运力紧张。1989年，在天津港还“吃不饱”的情况下，北京开始在与天津港相距100多公里的唐山市南新建与天津港功能相似的京唐港；辽宁的绥中港与河北的秦皇岛港只相距20多公里；山东省临海的县市有30个，港口有26个，几乎是“一市（县）一港”。

    重复的建设和对资源的争抢使区域内的竞争大于合作，过度竞争不仅增加了区域内每个经济体的发展成本，也削弱了区域整体的竞争力。

    4.缺乏协调的发展目标

    樊杰（2003）认为一个经济圈的形成必须具备三个条件，其中之一是不同地区能围绕一个或几个共同的综合目标发展，而不是各行其是(11)。

    环渤海包括三省二市，每个省市都有自己的发展规划，由此形成的各省市发展目标的差异甚至冲突在强调区域经济合作的今天仍然没有完全消除。从环渤海地区五省市的“十一五规划”和2007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可以发现，虽然各个省市都把区域经济合作的重要性提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但是，各省市的战略取向和规划的合作重点却依然存在着差异，这种差异是未来环渤海区域合作的隐忧。

    北京以2008年的奥运会作为最大的发展机遇和工作中心，在区域合作方面重视京津冀三地的合作，尤其是三地在交通通道建设和环保方面的合作，因为这种合作对帮助北京办好奥运会有立竿见影的效果。北京在新的功能定位规划中把北方工业经济中心的位置让给了天津，而自身大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和现代服务业，提升现代服务业水平。

    天津面临的发展机遇是借助滨海新区的开发开放重回并站稳中国北方经济中心的位置。滨海新区和天津的发展必须要依托京冀、辐射“三北”、面向东北亚。能否吸引环渤海范围内其他省市参与滨海新区的建设，能否将滨海新区的辐射和服务功能拓展到整个区域，成为实现滨海新区和天津规划目标的关键。因此，天津在推进区域经济合作方面变现出来的姿态比北京更加积极主动，要在交通港口、能源、产业、科技、金融、环境、旅游和文化八个方面推进区域合作或协作(12)。

    与山东和辽宁相比，河北具有最强烈的与北京和天津合作的愿望，但是，如前所述，河北省在近些年的发展中越来越注重依托自身资源和区位条件形成独立的“港口＋腹地”的经济发展格局。作为一号工程的曹妃甸港区和循环经济示范区，不仅在发展内容上与天津滨海新区存在着一定程度的竞争，在发展目标中也明确提出要“与天津滨海新区共同成为环渤海地区新的经济增长极”。(13) 河北省的系列举动已经显示出不甘于长期居于京津从属地位，寻求自身经济增长原动力的战略转变。

    山东省的规划确立了三个重点发展区域，但是，以青岛为中心的半岛城市群是基础最为雄厚的一个，也是整个山东发展的火车头。2005年4月公布的《山东半岛城市群区域发展规划》明确提出，要将半岛都市群打造成为环黄海经济圈最重要的国际化都市群和面向日韩的现代化制造业基地。虽然黄河三角洲和沿莱州湾经济区的发展规划显示出贴近环渤海的意向，但是，由于半岛都市群对全省经济强烈的拉动作用，以及半岛都市群与京津冀辽产业联系和经济往来并不密切的现实，在半岛都市群带动下的山东经济可能会更多地向环黄海、日韩、东北亚对接，而不是主动与环渤海区域内的京津冀靠拢。

    作为东北地区的沿海省份，辽宁的沿海经济战略与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从区域合作的趋势看，以大连为中心的辽东半岛更重视自身作为东北老工业基地主要出海口的优势条件，将与东北各省的合作置于比与京津冀合作更为优先的位置。

    综上所述，北京、天津各有重点，河北显示出形成“独立”格局的意向，山东半岛和辽东半岛的“去环渤海化”取向也使得这两个省的经济合作重心超越了环渤海经济圈。

    5.极化效应造成的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

    根据发展经济学的理论，当要素的空间流动的地理指向呈现向心状，即从欠发达的边缘区向发达的核心区流动时，会造成要素和经济发展的空间分布的极化状况更加严重，这就是缪尔达尔所谓的“回波效应”(14) 和赫希曼所谓的“极化效应”；(15) 而当要素的空间流动的地理指向呈现离心状，即从发达的核心区向欠发达的边缘区流动时，会舒缓要素和经济发展的空间分布的极化状况，这就是缪尔达尔所谓的“扩散效应”和赫希曼所谓的“涓滴效应”。他们都指出，在区域经济发展的早期阶段，回波或极化效应要强于扩散或涓滴效应。经济学理论阐述的极化和扩散是以市场的力量为基础，在中国转型经济中，由于行政权力和市场力量同时在发生作用，会造成资源和要素集聚，使极化问题更为突出。

    截至目前，在环渤海区域经济发展过程中所呈现出的极化或回波效应明显大于扩散或涓滴效应。以地理位置上最为临近的北京、天津和河北的发展为例可以说明此问题。河北省，尤其是河北省紧邻京津两地的地区，在环渤海区域的经济发展过程中更多地扮演损失者而不是收获者的角色。2005年8月17日，亚洲开发银行公布的《河北省经济发展战略研究》报告首次提出(16)：　“环京津地区目前存在大规模的贫困带。”在河北省环绕京津的地区，有3798个贫困村、32个贫困县，贫困人口达到272.6万人。这一地区的某些贫困指标处于中国的最低水平。“环京津贫困带”报告显示，改革开放初期，环京津地区与京津二市的远郊县基本处于同等发展水平，但30多年后的今天，二者之间形成了巨大的经济落差。2001年，环京津贫困带24县的农民人均纯收入、人均GDP、县均地方财政收入仅分别为京津远郊区县的1／3、1／4和1／10。不仅是围绕京津的这些县市和村庄，河北省8城市与京津两地在区域生产总值和人均工资方面的差距同样呈现不断扩大的趋势（见图9和图10，图中的虚线为线性趋势线）。(17)
     
    （二）环渤海的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危机

    环渤海区域经济发展中的另一个突出问题是高速增长给这一区域的环境承载能力造成的巨大压力。相关研究结果显示，环渤海长期以来处在环境超负荷的状态当中，在可见的将来，这种局面难以改变，而环渤海沿海地区的环境超负荷状况更加严重。(18) 在各种制约因素中，水资源严重短缺和环境污染已经成为今后环渤海地区可持续发展的主要制约因素。

    1.传统增长模式

    传统增长模式的主要特征是“高消费、高污染和高风险”。而迄今为止，环渤海地区（除北京外）的经济增长主要还来源于第二产业尤其是高能耗的制造业，这样的经济结构必然导致伴随环渤海高速经济增长的高能耗。尽管这一地区2006年的单位GRP能耗降幅在全国居于领先水平，然而，其平均能耗指标仍远高于长三角和珠三角的平均水平（见表4）。
     
    高污染是传统发展模式下的高增长造成的另一个严重问题。在2006年中国主要城市的空气质量评比中，北京排名依然明显落后。1998年北京空气质量达到二级良好及以上水平的天数只有100天，经过十年的努力，终于在2007年提高到246天。(19) 严重的空气污染成为北京举办奥运会面临的重大挑战。(20)

    2.水资源短缺的问题

    根据2006年的统计数据，环渤海五省市水资源总量仅占全国的2.37％，人均水资源量只有全国平均水平的12.66％，尤其是天津、北京和河北，人均水资源拥有量只有全国平均的5％～8％(21)。有限的水资源同不断增长的工农业和城乡居民生活用水的矛盾日益尖锐。

    环渤海地区的产业结构决定了这一地区对水资源的巨大需求。从农业生产结构看，华北平原是中国重要的小麦生产基地，产量占全国的一半，但是，种植小麦的代价是消耗掉巨大的水资源；工业生产方面，环渤海地区的优势工业行业明显集中于以石化和钢铁工业为代表的原材料工业领域内，而这些产品的生产都需要消耗大量的水资源；这一地区快速的城市化进程也是造成水资源需求激增的重要原因，统计数据显示，1952年环渤海的非农业人口合计1419.01万人，占全国的2.88％；2006年，这一地区的城镇人口达到11609万人，占全国的20.12％。(22)

    对地下水资源的过度开采在环渤海地区非常突出。北京的地下水位埋深已经从1950年的3～4米变为现在的25米以下(23)，石家庄的地下水水位每年约下降1.2米(24)，天津由于1970年代以来长期超量开采地下水，已经造成部分地区出现地面沉降和地下水被污染的现象(25)。

    与水资源短缺并存的是地表水的严重污染。资料显示，北京78条有水河流中，56条水质不达标。根据水利部的统计，过去几年中，海河流域水质低于劣V类的河流长度比例，一直在50％以上，它与辽河一起成为中国七大江河中污染最为严重的河流(26)。这些污染的河流最后汇入渤海，成为渤海污染的主要来源。
     
    3.渤海的陆源污染问题

    2007年中国海洋环境质量公报显示，2007年渤海海域的污染依然严重，未达到清洁海域水质标准的面积约2.4万平方公里，约占渤海总面积的31％，比2006年增加约0.4万平方公里(27)。比较自2003年以来的监测结果，渤海未达到清洁海域水质标准的面积与其总面积之比一直居中国四大海域（渤海、黄海、东海、南海）之首，而且呈现扩大态势，尤其是中度污染和严重污染的面积在2007年均大幅度增加，分别达到307％和221％。

    陆源污染是造成渤海污染的最大元凶。2007年渤海沿岸排污口共100个，对入海排污口排污状况的监测表明，渤海沿岸超标排放的排污口比例最高，达到91％。排入渤海的主要污染物总量约为176.76万吨，污水排海总量约为29.8亿吨(28)。作为中国的内海，渤海的出口窄、内径大，水交换能力差，更新周期长达15年。2004年专家发出警告称，渤海的环境污染已经到了临界点，如果再不采取果断措施遏制污染，10年后渤海将变为“死海”，那时，即便不再向渤海排入一滴污水，单靠其与外界水体交换以恢复清洁，至少需要200年(29)。

    四、环渤海区域经济发展问题的成因分析和对策建议

    造成环渤海区域经济合作发展不足和日趋严重生态环境危机的原因是多方面的，这其中，局部利益（行政区）与区域整体利益（经济区）的冲突以及资源配置方面的行政力量对市场力量的超越是非常重要的两个影响因素。

    京津两地城市定位的竞争以及区域内的重复建设与恶性竞争是局部利益与整体利益冲突的典型表现，这种冲突的结果往往是零和博弈和资源配置的恶化。环渤海各省市产业结构相似度的“V”型变化从一定程度上反映出行政干预与市场力量之间的较量，地方政府依靠对资源的分配和控制力在规划和发展地方产业方面处于强势地位，而新建产业在各个地区的发展最终无法逃脱市场竞争的压力，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会促使各种资源流向效率最高的地区，推进地方专业化和优势制造业的集聚。环渤海地区产业同构问题长期存在，市场竞争和优胜劣汰机制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了这种同构。然而，面对新的发展机遇，各个地方政府在进行新的产业规划时，行政力量的强势以及以自我为中心的规划导向又为新一轮的产业同构和过度竞争埋下了伏笔。

    环渤海区域经济发展过程中所呈现出的极化效应明显大于扩散效应可以从某种程度上解释，为什么在中央政府已经确定了以滨海新区为龙头拉动环渤海，进而带动中国北方经济发展的战略之后，在环渤海五省市的十一五规划中，仍然存在着区域合作取向上的差异，尤其是辽宁和山东所表现出的“去环渤海化”倾向。

    在导致环京津贫困带形成的众多原因中，有关政策是导致贫困带形成的直接因素。近20年来，基于保护首都水源和治理风沙的需要，国家和地方政府不断加大对这一地区资源开发和工农业生产的限制，大范围的封山育林使得当地农民赖以增收的畜牧业严重滑坡，大规模压缩这一地区的工农业用水，众多效益可观但耗水严重和排污标准低的企业被关闭，从很大程度上切断了地方财政和当地人民的收入来源。以某个局部利益的损失换取另一个局部或者是整个区域的利益，损失者并不能因为这种奉献而获得任何补偿，这只能促使每一个局部对个体利益更大限度的争取，甚至采取违法手段，这将加剧个体利益与整体利益的矛盾。

    环渤海目前面对的生态环境危机也在很大程度上源于局部利益与整体利益的冲突。面对渤海环境的日益恶化，国家和环渤海各省市采取了大量的措施，然而，环渤海至今却依然处在“边投资、边治理、边污染”的恶性循环之中。污染的治理需要大量的投入，需要关闭很多污染企业，这意味着地方GRP减少等利益损失，因此位于上游的省市往往在保护水资源问题上不像饱受水污染困扰的下游那么迫切，对当地污染企业的治理并不积极，甚至在对污染事件的处理上持庇护立场。

    通过以上分析使我们可以发现，要理解环渤海区域经济发展的问题，就必须弄清为什么会出现局部利益与整体利益的重大冲突，为什么行政力量可以在资源配置上超越市场力量，这些问题可以从中国的管理体制及其变迁中找到部分答案。

    （一）环渤海区域经济发展问题的行政体制原因分析

    首先，行政区划管理模式与区域经济发展客观规律之间的矛盾是造成利益冲突的重要原因。区域经济的发展有其客观的内在联系，由此形成的经济区域边界与行政区域边界很可能是不同的。但是，迄今为止，中国的经济发展规划是以行政区划为基础制定的，行政体制的各个层级（省、县（市）、镇（村）都以自己的行政管辖疆界为边界，以自己所辖疆界内部利益（更多的是可见的短期利益）最大化为中心制定的规划，这种规划模式很容易造成一个经济区域内部不同的行政区划单位之间的利益冲突，以及行政单位个体利益与区域整体利益的冲突。

    第二，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府工作重心向经济方面的转移，为地方政府动用行政权力干预经济活动提供了借口。尽管这种工作重心的转移与中国的市场经济体制改革是同步进行的，但是，GRP增长率、吸引外资数量等指标成为评价地方政府政绩的重要依据，这无疑会促使地方政府竭尽全力争抢投资，特别是收益高、见效快的投资项目，而有关污染、重复建设等造成的区域整体利益损失等并不在地方政府政绩评价的指标体系之内。

    第三，财政体制的改革强化了地方政府动用行政权力干预经济活动的动机。从统收统支到分灶吃饭的财政体制改革意味着地方政府可以更多地分享地方经济发展的成果，局部利益与局部经济发展成效的直接联系刺激地方政府动用行政权力，采取包括会伤害区域其他个体或整体利益的手段，争取更多的资源以求地方经济发展成果的最大化。

    第四，改革开放以来呈现出的中央权力下放为各个地方争取个体利益提供了条件。1978年以来中国行政体制改革中的一项重要内容就是中央与地方关系的改革，核心是双方权力的划分，而改革的整体方向是中央权力的下放，尤其是与地方经济发展密切相关的地方税征收、地方基础设施建设、举办地方事业和区域经济合作等权力均由地方行使，中央政府不予任意干涉(30)。这种权力划分的结果为各个地方以自我利益最大化为出发点的规划建设提供了便利，加剧了个体利益与整体利益冲突的可能。

    （二）推进环渤海经济健康发展的对策建议

    承载着引领中国北方地区未来发展的战略责任，环渤海要在21世纪成为中国最具活力和潜力的经济增长中心之一，必须要改变传统的经济增长模式，加快推进环渤海经济的协调发展，构建一个和谐的可持续发展的经济区域，这是中国经济社会实现新一轮腾飞的需要，也是提高环渤海区域整体竞争力的需要。它既符合区域内相对独立的经济体的利益，也符合这个区域乃至全中国整体的利益。因此，要尽快消除行政体制的藩篱，用区域经济一体化和生态型发展的新思维重新规划区域内的各种资源配置，以市场规律取代行政干预，实现经济增长的平衡、增长方式的节约、增长收益分配的公平以及人与生态环境的协调。

    1.增强环渤海地区的区域合作

    2006年4月召开的环渤海地区经济联合市长联系会第12次会议提出“合作、共赢、振兴”的区域合作主旋律，这说明加强区域合作、强化区域整体意识，加快区域市场一体化进程、在更广阔的地域范围内实现资源的最优配置已经成为这一地区的共识。为促使这种共识转变为行动，结合相关研究，本论文对推动环渤海区域经济合作向务实方向发展提出以下建议：

    （1）加强统筹规划

    在环渤海现有的行政区划格局中，各省市均有自己的增长极，包括北京的中关村、天津的滨海新区、河北的曹妃甸、辽宁的沿海经济带（大连）、山东的半岛城市群（青岛）等。如何处理好这些增长极之间的关系，是当前环渤海地区整体发展面临的首要问题，必须通过统筹规划加以解决。要明确这些增长极在整个区域中的功能定位，以此来协调各省市的发展规划和政策措施，促进形成发展合力。

    （2）完善合作机制

    多层次的合作机制是引导区域合作走向成功的关键。目前，环渤海地区已经形成了以环渤海地区经济联合市长联系会为代表的协调机制。为适应区域经济合作进一步发展的要求，应在充分发挥环渤海地区市长联系会作用的基础上，有步骤、分阶段地建立各种不同层次、不同性质的协调机制，促进城市间社会团体、学术机构、行业协会和广大市民的交流与沟通，努力形成多元化、多层次的区域合作机制体系。尤其是就具体合作内容成立专题工作组，吸收相关利益者代表参与，协调区域合作中的个体利益与整体利益冲突问题。

    （3）尊重市场机制的作用，限制行政权力对经济行为的过度干预

    统一的市场体系是促进区域资源整合、区域发展互动的基本条件。要消除行政壁垒和市场障碍，共同培育和发展环渤海地区统一、开放、有序的市场体系，促进资源、要素的合理流动。针对环渤海依然存在的产业同构问题，要在公平竞争的基础上，通过规划协调，引导不同地区在同一产业内的“错位”发展。

    （4）通过区域合作强化环渤海的科技资源优势

    要推动高等院校、科研院所的合作，加强重大科研课题的联合攻关，探索建立区域科技项目合作机制和成果转化平台，提升区域创新能力。要建立人才合作交流机制，保障人力资源的合理流动。要合力打造区域信息平台，加强电子政务、电子商务网络建设，建设环渤海地区城市协调联动的信息服务体系。

    2.探讨环渤海地区新的经济社会发展模式

    高速的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之间存在着尖锐的矛盾，要化解这种矛盾，实现人与自然、经济社会与生态环境之间的和谐发展，必须转变传统的经济发展模式，逐步形成可持续的生产和消费模式。

    （1）修正地方政府的政绩评价指标体系

    将环境保护的相关指标纳入其中，为从以增长速度为导向的传统发展模式向以人与自然和谐为导向的可持续发展模式的转变提供政治激励。

    （2）实行环境优先战略

    系统研究和科学评估环渤海地区的环境承载能力，将环境友好型产业作为发展重点和项目审批的基本条件，严格控制环境污染项目的审批。要实行产业替代，促进生态建设产业化和产业发展生态化，把生态建设与产业发展融为一体。

    （3）建立合理的生态补偿机制

    从环渤海地区可持续发展的角度探讨区域内的污染治理和生态环境保护规划，根据成本分摊、利益共享的原则，明确界定各个地区在各个时期治理污染与生态修复的责任，并对因治理污染和修复生态产生的成本给予经济补偿。

    五、结论

    环渤海已经成为21世纪中国区域经济发展中最受关注的区域，众多的优势条件和巨大的发展潜力使人们对这一地区的美好未来充满预期，而这一地区在区域合作方面表现出的不足和已经显现的环境生态危机又使人们对它的可持续发展心存疑虑。环渤海的发展处在十字路口，加强区域合作，共同转变环境侵害型的发展模式是这一地区必须的选择。

    “合作、共赢、振兴”已经被确定为环渤海区域合作的主旋律，而治理污染、改善环境也在2008北京奥运会的直接推动下加快了步伐。地方官员和国企领导纷纷就节能减排任务立下军令状，位于天津滨海新区的新加坡生态城作为亚洲首个生态试验区也将于2008年7月正式开工建设。我们有理由相信，环渤海会在21世纪因为人与自然和谐的发展模式和区域内成员的协同配合而崛起，成为带动中国北方乃至整个中国经济发展的新增长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