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近两年京津冀跨省市各类产业联盟蓬勃兴起，联盟已成为助推区域合作和协同发展的新载体、新纽带。在对京津冀跨区域产业联盟的发展现状及存在的问题进行梳理分析的基础上，我们就借助产业联盟推进三地协同发展提出以下建议：将跨区跨界联盟作为协同发展的抓手，以联盟协整区域资源；构建产业联盟制度体系，为京津冀协同发展提供体制机制基础；以联盟为切入点重点深化河北与京津的协同。

    关 键 词：京津冀/产业联盟/跨区域/协同发展　

　　京津冀区域是我国城市最密集、工业基础最雄厚的区域之一，2014年京津冀地区生产总值占全国生产总值的比重达到10.4%，而京津冀地区人口仅占全国总人口的8.1%。2014年京津冀协同发展上升为国家战略，截止到目前，京津冀一体化在产业、交通、生态一体化等领域已经初见成效。但围绕区域内共存的环境、产业、人才等方面的跨界治理问题仍未得到有效解决，并逐渐成为深化京津冀一体化的难点。原因在于三地公共服务存在巨大差距、经济发展不平衡等因素导致三地要素流动性弱、统一大市场尚未形成。在这种情况下，要深化京津冀协同发展，必须创新三地合作机制。产业联盟能为不同地区的要素流动提供支撑，有助于破除限制京津冀协同发展的各种体制机制障碍，可以成为三地实现产业协同和创新突破的切入点，是京津冀一体化大背景下破除三地合作瓶颈的现实途径。

　　本文对近两年京津冀产业联盟的发展现状进行梳理，认为跨省市产业联盟已经成为京津冀区域协同发展的新纽带、新载体。基于此，本文就借助产业联盟促进京津冀的协同发展提供若干建议。

　　一、京津冀产业联盟的发展现状与特点

　　近两年，京津冀跨省市各类产业联盟蓬勃兴起，新组建成立的跨省市产业联盟超过40个，其中绝大部分成立于2015年，呈现出强劲的增长势头。在京津冀产业联盟的形成过程中，因联盟的功能定位不同、分布领域不同、发起机构不同，其生成路径与发展模式也各异，整体来看呈现出如下特点。

　　(一)跨省市产业联盟蓬勃兴起，已成为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新纽带、新载体

　　首先，产业联盟促进三地产业差异化、互补式发展。京津冀三地产业合作互补的空间和潜力巨大。从现有跨区域产业联盟的功能定位看，搭建全产业链的产业协同发展体系是构建联盟的主要目标之一。如2014年5月成立的京津冀协同发展商会联盟聚合优势要素资源，用市场力量推进了协同发展。2015年7月成立的开发区创新发展联盟，为三地开发区跨越行政壁垒，破解开发区存在的产业雷同、土地等资源利用率低的问题发挥了重要作用。

　　其次，技术创新联盟为推进协同创新提供了新途径。把北京科技优势转化为京津冀的创新优势，需要在机制体制上为协同创新提供支撑。目前已经成立的京津冀创新联盟涉及产学研结合、科技成果交易和转化、创新要素流动等多个方面。2014年7月在北京成立的“京津冀产权市场发展联盟”，旨在通过深化北京产权交易所、天津产权交易中心、河北省产权交易中心的合作，推动三地各类要素资源的自由流动和优化配置。2014年12月成立的“石家庄京津冀产学研联盟”正在成为对接京津冀地区高校和科研机构的新平台。2015年6月北京工业大学、天津工业大学、河北工业大学联合成立的京津冀协同创新联盟，通过师资共享、产学研合作，增强高校服务地方经济、科技和社会发展能力。京津冀技术转移协同创新联盟、节能低碳环保产业联盟、园林科技创新战略联盟、钢铁行业节能减排产业技术创新联盟、生活用纸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等，在破解行业发展瓶颈，促进区域间技术要素流通，实现关键技术的重大突破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二)从分布领域看，联盟主要集中于创新水平要求高、关联性和互补性强的领域

　　在创新水平要求高的领域，企业单独研发成本较大，而联合共同开发则可降低成本。2014年10月由河北省机械行业协会、天津市滨海新区智能制造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等10个产业协会(联盟)共同组建了京津冀智能制造协作一体化发展大联盟，该联盟以建立沟通机制、共享资源信息、打造协作平台为着力点，促进三地机器人及智能装备制造和应用产业之间的良性互动和一体化发展。2015年4月成立的气体行业协同发展联盟，将在三地标准统一、建立气瓶联动联查协同机制及特种设备行业的协同等方面作出了有益探索。2015年12月成立的石墨烯产业联盟，旨在整合三地石墨烯产业资源，引导石墨烯产业创新发展。

　　在关联性强的领域，三地单独发展不具备可持续性，协同发展尤为迫切。以生态环保领域为例，京津冀区域环境治理是三地及周边地区共同面临的问题，单靠北京、天津或者河北一省之力无法治理区域大气污染。同时，目前国内节能环保企业大多研发能力弱，竞争能力不足，难以形成完善的产业链和实现创新突破。因此，无论是环保问题层面还是企业层面，三地实现协同发展的要求都比较迫切。继2013年底成立京津冀晋蒙等六个省市区的节能低碳环保产业联盟之后，近两年三地又相继成立了土肥水事业协同发展创新联盟、京津冀园林科技创新战略联盟、循环经济产业集群发展联等一批新联盟。

　　在互补性强的领域，联盟正在成为三地优势互补和产业协同的重要纽带。三地优势互补领域是进行京津冀产业布局的基础和实现产业协同的切入点。以钢铁业为例，京津冀地区是我国最主要的钢铁产区之一，区域内包括河北钢铁、首都钢铁、渤海钢铁等众多钢铁企业。京津冀协同发展下，为避免各省市或各集团盲目扩产，三地都在加大淘汰落后产能的力度，京津的重工业产能以及科研力量将逐渐向河北转移。2015年4月京津冀科委、科技厅发起成立钢铁行业节能减排科技创新联盟，该联盟整合了70余家钢铁企业、节能减排机构及金融机构，围绕钢铁企业节能减排开展全行业的联合行动，以提升区域钢铁行业综合竞争力。目前，三地跨区域产业联盟正在向医疗、农业、演艺、教育等领域拓展，相继成立的中医药产业创新战略联盟、跨境电商产业联盟等将成为市场主体间链接协同的重要形态。

　　创新水平高、关联性强、三地优势互补的产业领域是跨省市产业联盟的主要落脚点，也是落实京津冀协同发展的主战场。此外，从具体行业类别来看，三地现有的跨省市产业联盟还表现出涉及行业广泛的特点，在医疗、农业、演艺、教育、旅游等领域均成立了多个联盟，旨在增强行业的区域整体竞争力。

　　(三)从运作机理看，多以政府相关部门和行业协会联姻和搭台

　　政府相关部门的推力和支持起重要作用跨省市协同发展首先要突破地区和行业间的行政壁垒，因此在起始阶段三地产业联盟主要由政府相关部门或行业协会搭台发起和指导。即使是完全由行业协会或科研院所发起的联盟多数也是由政府相关部门进行推动和支持的。从这些联盟的现行运行状态来看，由政府和行业协会发起的联盟功能更加多样，在政府、产业、金融三方面的结合上做得更加到位。如2015年4月成立的京津冀钢铁行业节能减排科技创新联盟在金融支持方面得到了节能减排融资额度高达300余亿元。这一运作机理与很多发达国家产业联盟的发展历程是一致的，如美国、日本和欧盟各国在联盟的初步发展阶段都曾以资金支持、政策引导等方式推动联盟的发展。由于多数的联盟组织反映了市场主体的要求，因而协同合作能较快转化为企业的联合行动。伴随三地产业合作的深化，由企业或产业联姻的联盟功能在逐步释放，政府与企业间、产业与科技组织、金融机构间的相互结合也将更加紧密。

　　由以上现状分析可以看出，通过助推三地产业协同和技术创新，跨省市产业联盟已经成为区域协同发展的新载体、新纽带。从发展水平来看，目前京津冀跨省市产业联盟方兴未艾，正处于迅速发展的关键时期。

　　二、京津冀产业联盟发展的瓶颈与问题

　　2015年以来三地跨区域产业联盟开始爆发式增长，发展势头强劲，并在打破三地行政壁垒、创新合作模式、促进区域产业协同发展等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效。但整体来看，现有联盟建立时间都不长，借助联盟推进三地要素流动和产业对接仍处于探索期。各类联盟的健康发展存在一些突出问题，例如成员间信任度不够、联盟运行绩效缺乏统一的考评标准、企业参与积极性不足等。

　　(一)市场推动力不足，联盟还没有成为企业的内在行动

　　由于京津冀三地国有经济比重高，产业联盟的发起和运行又主要由政府和行业协会协调，企业的主体地位不明显。首先，从京津冀区域经济结构看，国有经济占据主导地位，民营经济发展相对不足，市场在创新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发挥尚不充分。2014年京津冀地区大中型工业企业实收资本中来自国家和集体的占比达到42.8%，北京更是达到58.1%。其次，三地跨省市产业联盟建立时间不长，政府还没有及时退出管控，企业主体地位不明显，联盟运行的市场推动力不足。而政府对市场主体开展合作的需求通常掌握不足，过多干预会影响企业、研发机构自主决策权的发挥，导致合作中不同群体“有形无神”。若企业或科技组织不能在联盟中突破其发展的制约，不能获得加入联盟带来的合作红利，其参加联盟的积极性就不会高。最后，三地尚存在明确的行政划分，统一市场建设远没有形成。这种行政划分，制约着区域要素流动和创新联动，抑制产业联盟促进三地产业协同和技术创新作用的发挥。

　　(二)发展水平落差抑制企业参与联盟的积极性

　　三地经济发展水平存在巨大差距，2014年京津冀三地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别为44488.57元、28832.29元、16647.40元，北京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要比河北高出1.7倍。这种发展差距带来的突出后果是，使河北没有能力引进、吸收京津的各种生产要素。从产业联盟的角度，目前京津冀各自区域内的产业联盟较多，涵盖多种产业领域，已经处于蓬勃发展时期。但三地跨省市的联盟尚在发展初期，一定程度上就源于区域间发展失衡导致三地企业尤其是发达地区企业参与跨区域产业联盟的积极性较低。以三地研发能力来分析。目前京津冀三地研发能力严重失衡，2014年京津冀三地R&D经费支出额分别为1268.8亿元、464.7亿元、313.1亿元，R&D经费投入强度分别为5.95、2.96、1.06。这种研发能力不平衡，导致京津对河北科技资源的“虹吸”作用明显，河北研发资源向京津集中，而京津对河北的辐射效应较小。

　　发展水平和要素禀赋的落差带来的突出后果是京津企业借助跨省市联盟来吸引创新要素的积极性较低，产业联盟的构建受到抑制。同时，京津的“虹吸”作用也导致河北企业也很难利用现有联盟吸引创新资源，联盟统筹资源的优势难以有效发挥。

　　(三)公共服务差距制约联盟作用的发挥

　　三地基础设施和公共资源配置有很大落差。比如，2014年京津冀三地普通高中生师比分别为8.41、10.62、13.23，邮政通信服务方面平均每一营业网点服务人口分别为0.52万人、1.09万人、1.7万人。显然，京津的各项指标都要优于河北。而且，河北的中小城市和区县或乡镇在基础设施方面与大城市相比差距更大。在这种背景下，三地合作机制缺失导致了京津对河北地区人才、资本等要素的虹吸，进而更进一步加剧三地资源和公共服务差距。这种差距不仅影响发达地区企业参与跨省市产业联盟的积极性，也制约着现有产业联盟推进资源流动和整合作用的发挥。

　　企业主体地位不明确、公共服务存在的巨大差距和经济发展失衡已经成为制约京津冀产业联盟构建和功能发挥的三大问题。需要政府积极引导，培育市场主体的跨省市联盟需求，放大产业联盟的功能，以联盟为抓手推进跨地区跨行业的协同。

　　三、以联盟为抓手推进跨地区、跨行业的务实协同

　　各类产业联盟的兴起和发展已成为推动三地产业协同和资源整合的重要途径，也为河北吸引京津优质资源，承接和对接高端产业提供了难得的机遇。

　　(一)将跨区跨界联盟作为协同发展的抓手，以联盟协整区域资源

　　现阶段跨省市产业联盟发展尚未成熟，三地政府应注重在政策、资金支持等方面给予支持。一方面，加强顶层设计。将跨区域产业联盟作为实施《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纲要》、培育新兴产业、推进重点领域协同和市场体制建设的重要载体和抓手。另一方面，应搭建跨区域产业联盟制度体系和协调机制，包括企业对接平台、各个层面的协商沟通机制、产业联盟的绩效评价机制、联盟的成果分享和风险分担机制以及相应的法律保障机制，为联盟发展提供完善的政策和法治服务，打造健康发展环境。同时，三地政府应在京津冀公共服务均等化方面有所突破，积极完善三地资源共享机制，借此协整区域资源，协调三地利益。

　　此外，对于不同功能定位、不同分布领域、不同运作机理、不同发展阶段的产业联盟，政府应制定有针对性的支持方案，进行分类管理。例如，对待成立或刚成立的产业联盟政府可起到主导作用，加强管控力度和资金支持力度，以此引导联盟发展方向。而且政府的介入通常能提供良好的信用环境，有助于提升成员间的信任度，促进联盟顺利运行；对于发展逐步成熟的产业联盟，政府可逐渐把主导权放给市场，以弥补市场低效、信息不对称等市场失灵问题为主，把工作重点放在提供优质政策服务上。

　　(二)构建产业联盟制度体系，放大产业联盟功能，为京津冀协同发展提供体制机制基础

　　2015年四月底审议通过的《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纲要》确定了京津冀协同发展的近期、中期、远期目标，涉及三地的交通、产业、环境等关键行业，并提出要在京津冀交通一体化、生态环境保护、产业升级转移等重点领域率先取得突破。目前，三地都在制定具体措施对规划纲要进行贯彻落实。但规划纲要的落实显然不是单个省市的努力能够实现的，需要三个省市的政策协调。这种背景下，依靠跨区域联盟制度体系搭建协调机制有助于为京津冀协同发展提供体制机制基础。

　　来自市场主体的联合行动是协同发展的动力源。首先，三省市政府应乘势借力，培育和支持跨区域联盟等市场组织，使之成为产业合作和重组的重要载体和内生力量，以产业联盟为纽带搭建区域统一市场，依托产业联盟将政府、产业、科技、金融更好的结合起来，放大联盟的功能。其次，应谋划和完善产业联盟制度体系，构建联盟风险防范机制和相应的法律保障等，为企业的联合行动和联盟的市场化运营保驾护航。最后，加快推进简政放权和政府职能转型，根据市场主体的跨区跨界行动和重组的要求去破除体制机制障碍，为京津冀协同发展提供制度支撑。

　　(三)以联盟为切入点重点深化河北与京津的协同

　　河北在经济发展水平、公共服务水平等方法与京津存在巨大差距，深化河北与京津的协同发展对于京津冀一体化具有重要意义。河北省应抓住跨省市产业联盟强劲发展时期，以此为切入点深化与京津的协同。

　　首先，以联盟为纽带，吸引京津的优质资源。尽管组建产业联盟是市场主体协同和共同发展的市场行为，但在现有格局下单靠企业难以充分调动各种资源进行产业链整合。为此，发挥政府的引导作用对于跨区域产业联盟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应将跨区域产业联盟作为培育河北新兴产业、推进重点领域协同的重要纽带。通过联盟形式集聚区域优质资源，吸引京津的科技成果在河北转化，招引京津企业、产业向河北落地拓展，解决产业发展中的人才、资金、创新资源不足问题，加快自身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

　　其次，以联盟为载体，承接和对接京津的产业和功能。产业联盟的互联和整编将对区域产业布局调整起重要作用。近两年，京津的市场主体异常活跃。工程建设商和房地产商正在追踪和探寻河北新型城镇化中的新工业园区、生活园区和生态项目的集聚地；各大投资机构和基金公司在寻找产业转移和功能疏解新布局中的资金新投向，并在谋划生态补偿、产业转移等基金的筹集与运作；电讯和网络公司在酝酿跨区交易、结算及互联互通中的新方式和便捷网络；产业联盟在酝酿京津冀整编行动。由石家庄、唐山、保定、廊坊等市发起的联盟约占新成立联盟的三分之一，以此为载体联合行动是企业的自愿选择。以联盟为依托承接和对接京津的产业和功能，做大做强自身产业，不失为一种可行的选择。

　　最后，以联盟为切入点，将河北融入区域先进制造和现代服务的区域网络。从京津的发展需求看，北京科技产业高端化和现代服务业高级化需要依托于周边城市。一方面，北京新定位使之对区域的依赖性增强，其拥堵和环境优化需要在更大空间化解；另一方面，北京高端化的科技需要先进制造业配套加工体系的支撑，城市发展需由周边城市补充或承担。天津先进制造研发基地这一引擎在诸多方面已感乏力，为构建先进制造体系和服务网络也亟需借助三地联盟将产业向周边拓展和延伸。京津的发展需求恰是河北融入区域先进制造和现代服务的区域网络的重要切入点。

　　同时，跨地跨界联盟还有助于激活河北的隐性资源，释放河北的后发优势，促动各方优势互补、共同发力，突破自身发展的局限，实现“1+1＞2”的协同效应。通过联盟形式联姻和对接京津市场主体，即有利于河北的借力和互补，又有助于提升产业水平、培育新增长点、形成新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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