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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1993年3月份开始，全国零售物价总指数突破一位数水平， 1994年更超过20％，创建国以来最高水平，1995年虽要求控制在15％以内，但仍在高位运行。可以说，我国正经历改革以来继1988年之后的新一轮通货膨胀高峰的冲击。

    一、新一轮通货膨胀的特点

    　　1、时间长、幅度大，影响也大
    1993年至今已两年多，要把物价控制在两位数以下，看来还要经历一段时间，也就是说总计在三年以上，甚至在今后一段时期内都将面临10％左右通胀率的威胁，同时，1994年商品零售价格涨幅高达21.7％，已成为经济生活中的突出问题。新一轮通货膨胀，时间之久，幅度之大，均为建国以来所未有。严重的通货膨胀对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都非常不利。政府宏观调控出现两难选择，不少准备出台的改革项目只好迟迟按兵不动，投资风险加大，使投资者徘徊观望。
    　　2、城乡价位都高，消费品尤甚
    1994年商品零售价格环比指数，城市为20.9％，农村为22. 7 ％（1988年零售物价指数城市为21.3％，农村为17.1％）；居民消费品价格涨幅又高于商品零售价格，城市为25％，农村为23.4％，据测算，消费品价格影响商品零售价格涨幅达70％以上。在消费品中，吃的商品，如粮、油、肉、菜等，涨幅最大。恩格尔系数越大的地区，消费品价格涨幅越大。1995年上半年，商品零售价格指数涨幅虽有回落，同比仍上升18.5％。
    　　3、物价从上游产品高涨开始反射到下游产品
    从工业品出厂价格看，生产资料价格涨幅1993年高达33.7％；原材料、燃料、动力购进价格更持续大幅度上涨，一季度为28.9％，二季度为40.2％，三季度为40.6％，四季度为29.3％。 在高价位的基础上， 1994年全社会生产资料销售价格继续升高。农副产品收购价格1993年上升了13.4％，1994年更上升39.9％，很多工业原料价格大幅度上涨。上游产品价格牵动了下游产品价格上升。
    　　4、收入差距扩大，部份居民实际生活水平下降
    1993年和1994年，城镇居民人均生活费收入增加了27.15％和36 ％，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增加了17.55％和32％，扣除物价上涨因素， 平均实际收入都有增长。但由于按要素分配份量加大，在收入差距扩大的同时，部份城乡居民实际收入有所下降。典型调查材料表明，全国2 ％的居民占有总收入的30％，相当一部分居民收入却赶不上物价上涨。
    　　5、物价高涨的同时，储蓄余额大幅度增加
    1993年全国城乡储蓄存款余额净增3658. 1 亿元， 1994 年又净增6315亿元，两年合计净增近1万亿元（9973.1亿），1994 年末储蓄存款余额达21519亿元，比1992年末余额增长86.38％，绝对额和增长率都创纪录，相当一部份有支付能力的消费需求在持币观望中未变成现实需求。
    　　6、稳定物价的措施缺乏效率
    面对新一轮高通货膨胀率的冲击，1993年上半年起，政府为稳定物价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包括抛售粮食平抑粮价，推迟价格改革措施出台，开展物价大检查等。但随着各类商品价格逐步放开，传统调控方式和手段的作用范围和力度日渐缩小，国家对重要物资行使吞吐能力的储备有限，加上市场法规不健全，无序的市场不利于形成合理的价格，故宏观调控不仅未能较快地见效，而且通货膨胀率依然不断攀升。

    二、通货膨胀的主要成因

    导致通货膨胀的原因很多，主要在于两方面：经济过热和改革滞后。
    从经济过热的影响来看，1993年上半年，已有经济过热的迹象，但各方面认识很不一致。1993年7月，中央决定进行宏观调控， 但出于对1989—1992年治理整顿教训的吸取，各级政府和理论界都只是强调“微调”。1993年8月后，不赞成宏观调控的呼声渐高。1993年10月底， 北京“中国当前形势与深化改革问题研讨会”上，部份学者认为：“在新旧体制转换过程中，经济秩序出现一定的混乱是难免的”；经济不是“双过热”，而应该“双加快”。1994年元旦社论提出“加快改革，加快发展”。不能不说这与后来的形势发展有一定联系。1994年1月， 钢材期货价格从3000元上升到4000元1吨，全社会出现高通货膨胀预期，1994年1—2月，零售物价指数上升20％。3月份以后，才强调将改革、 发展和稳定结合起来，并采取了一系列稳价措施。
    经济过热与否虽意见不一致，但经济高增长是事实。国内生产总值1992年比上年增长13.6％，1993年又增长13.4％，1994年加强了宏观调控的力度，仍增长11.8％，三年累计增长44.4％，不能不说是超高速。问题还在于，经济发展的高速度，是由投资超高增长、货币超量发行和信贷超额投放支持的，这势必引发需求膨胀，导致供求缺口加大从而推动物价上涨。
    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1991年增加23.4％，1992年增加47.67％，1993年增加50.6％，1994年增加27.8％，四年累计增加1.5倍。1994 年总规模达15926亿元，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的36.36％，约占国民收入的45％（1992年积累率是34.4％，1993年为38.7％）。据国家计委初步调查，1995年初全社会在建规模达4.7万亿元，剩余工程量有2万多亿元，这直接推动了以建材为主的生产资料价格上涨，同时倒逼货币发行，引起物价大面积、大幅度上涨。
    流通中的货币量，1992年比上年增加1158.2亿元，增长36.4 ％； 1993年又增加1528.7亿元，增长35.3％；1994年再增加1424.3亿元，增长24.3％；三年累计增加4111.2亿元， 1994 年末已达7289 亿元， 比1991年增长1.29倍，远高于同期GNP和GDP的增长率。
    国家银行各项贷款逐年增长，1992年末余额为18043亿元，1994 年已达31603亿元，两年共增加13560亿元，增长75.15％。
    另一方面，在体制改革滞后的情况下，价格改革迈大步，财税改革对物价上涨也有一定影响。
    体制改革滞后形成的投资膨胀与消费基金膨胀，是新一轮通货膨胀的直接成因，公款消费膨胀更起着推波助澜的作用。在投资体制上，责权利不明，片面追求规模与产值，恶化了“投资饥渴症”，争投资，跑项目依然是很多地方的“强项事业”，而投资效率则呈下降趋势。1993—1994年上半年完工项目中，60％没有效益或少有效益，有的甚至成为包袱。
    消费基金膨胀表现为：工资性收入增长远高于效益增长和劳动生产率增长的速度。非规范化分配行为，相互攀比，滥发奖金、津贴和擅自提高工资标准，相当普遍。工资性现金支出，1993年比1992年增长30％以上，1994年1—9月，比上年同期又增长42％。在效益没有明显好转的情况下，1994年城镇职工平均工资比1993年增加1139元，增长了34％；加上灰色收入，工资性收入增长更多。公款消费，特别是高消费，名目越来越多，档次越来越高，社会各方面反映强烈，但实际有增无减。国有企业用于请客送礼的不正常开支，估计每年已达1—2千亿元的规模。虽然绝大部份是由企业开支，最终多数要直接或间接加入生产成本，影响财政收入并推动物价上涨。
    在体制改革总体滞后的情况下，价格改革出台措施的力度和集中度是空前的，1993年价格改革对价格上涨的影响，约占60％左右，加上连锁反应，可能超过80％。1994年农产品收购价格提高了39.9％，其中四种粮食收购价格每50公斤提到52元，比上年实际增加16元，比市场价高5万；棉花收购价，1993年每担提高70元，1994年每担再提高80元， 综合价由420元提到500元。能源、运输价格也有所提高。一般认为，消费品价格上涨，成本推动是主要因素。
    　　　　
    三、治理通货膨胀的对策

    首先是正确处理发展与稳定的关系，克服“通货膨胀无害论”的影响。国内外历史经验表明，高通货膨胀率既不利于稳定，也不利于推进改革和发展，15％以上的通胀率被认为是有百害而无一利。高通胀率使劳动者收入大打折扣，货币收入如低于物价上涨幅度，意味着实际收入以至生活水平下降；高通胀率传递错误的市场信息，扭曲投资与消费行为，导致信用恐慌。发展并非与通货膨胀不可分，我们有很多年份增长率不低而物价相对稳定，问题是超过一定的度就难以避免物价大的波动。说发展才是硬道理，是说只有发展经济，增加供给，人民生活才能改善，综合国力才能增强，物价才能稳定。以高积累、高投放、高发行为支撑的高速度，势必造成通货膨胀。通货膨胀关系到每一个人，但反映到不同阶层影响不同。对于恩格尔系数偏高的工薪阶层而言，近年来以食品价格领先的物价上涨超过居民承受能力，其后果绝不能说无损于稳定。正确的选择应是以提高经济效益为中心追求国民经济适度增长。
    其次，管住货币是管好物价的前提。流通中的货币量应随着商品生产与流通的发展相应增加，但货币量的增长如超过国民生产总值的增幅，就会产生通货膨胀。我国在连年货币超量发行，流通中的货币量很大的情况下，将货币供应量控制在比较合理的水平上，既是必要的，也是可能的。如将经济增长速度定为10％，投资为20％，物价在10％以下，货币供应量的增长以不超过20％为宜。固定资产投资是经济高增长的重要支点，投资过快增长一般又以超量发行和扩大信贷规模为条件。从这个意义上说，管住货币能制约投资膨胀和增长过快，有利于价格的稳定。要避免货币超经济发行，必须减少财政赤字。现仍作为国家税收主要来源的国有企业，存在大面积的亏损，既是财政出现赤字的重要原因，也是某些抑制通货膨胀措施难以出台的重要原因，加快国有企业改革，无疑是治理通胀的必由之路。当前，加强税收征管工作，既能调节分配，缓解分配不公，又可增加财政收入，仅个人所得税一项，每年将不下数百亿元。坚决刹住公款消费风，既有利于党风和社会风气的好转，属于政府开支的可减少财政支出，属于企业开支的可增加税收，每年对财政的影响，也不下于数百亿元。财政的增收节支，直接关系到货币发行，进而也关系到物价的稳定。
    再次，强化地方政府的协调治理功能。尽管物价问题涉及面广，大的方面与中央政府的宏观决策息息相关，但地方政府并非完全无能为力，强化对物价的协调治理功能，也能收到一定的效果。
    “菜篮子”的价格，与生产流通各环节都有关系，但当地的“菜篮子”工程，生产基地建设，流通体制改革，对价格水平起决定性作用。要把“菜篮子”、“米袋子”作为各级领导的一项主要工作，大力组织好粮、油、肉、菜的生产和流通，稳定基本生活必需品的价格。
    对生产、经营者的税负，各种费、捐和摊派，都要反映到价格上，最终都由消费者负担。清理、整顿各有关部门的设卡、收费和摊派，坚决制止乱收费，加强物价监控管理，有利于降低商品和服务的价格。
    流通环节过多，某些领域竞争过度，是物价上涨的因素之一。垄断性的市场，不利于形成合理的价格。但市场竞争过度，流通环节过多，广告、促销费用增加，虽说是“薄利多销”，各环节都还要赚钱，因此，在生产者价格或进货价格既定的情况下，对消费者不可能有利。商业网点布局，市场建设特别是大商场建设，地方政府要统筹规划，合理布局，既促进竞争，又避免竞争过度，既方便消费者选购，又力求节约流通费用和降低价格。商业的连锁经营有利于减少流通环节，降低流通费用，各大中城市的很多行业，应大力提倡、发展这种商业形式。
    实践证明，政府对物价的调控，经济手段应是最基本的手段，也是最有效的手段。1993年抛售粮食平抑粮价效果不能持久，主要是因储备粮数量有限，特别是适合居民消费需求的品种数量不足。有的地方，国家仓库里物资存量大，政府掌握的平价基金多，调控能力强、价格就相对稳定或涨幅相对小。因此，在地方财力许可时，各地都要自己搞一些储备，建立平价基金，增加调控物价的经济实力。
    复次，增加有效供给是治理通货膨胀的根本。通货膨胀的成因是多方面的，但根本原因是供求有缺口，名义总需求大于总供给，治理通货膨胀的根本办法还是要增加有效供给。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我国多次物价上涨，在很大程度上都根源于农产品供给不足。不仅总量不足，还有结构不适应问题。增加农业投入，加强和发展农业，适应和满足社会生产和人民生活的需要，是平抑物价的关键措施。工业生产要加快企业制度改革，调整产品结构，适应市场需求，提高经济效益。不必要存在的亏损企业，应尽快关停并转或实行转让、兼并、破产。不适合市场需要的产品，不能再注入资金，继续生产只会增加库存，浪费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