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长三角地区以占全国2.2%的国土面积、10.4%的人口，在2003年创造了占全国22.1%的国内生产总值、24.5%的财政收入、28.5%的进出口总额，成为我国经济最为密集和发达的地区。这一地区人文荟萃、城市相连、文化相通、经济相融，正是这一天然优势促使近年来以区域交通建设、信息资源共享、基础设施联网、旅游资源整合、生态环境整治等为主要内容的长三角一体化不断取得进展。本文以区域交通一体化为例说明长三角一体化进程。2002年长三角地区高速公路网密度是全国平均水平的5.6倍，目前拥有高速公路3681公里，公路运输承担着三角洲区域对内和对外沟通的绝大部分客货运输任务。2003年长三角公路完成货运量占综合运输的比重是65.5%，公路完成客运量占运输比重则高达93.6%。目前，长三角各市正在大力发展省际快速交通网，实行交通一体化，共建“三小时都市圈”。上海、无锡、杭州三市已率先实现了公交“一卡通”。同时，随着江苏在2010年前建设10座跨江通道、浙江杭州湾大桥和舟山跨海大桥的成功建设，杭甬、杭沪、杭宁、沪宁间的高速公路的扩建、再建，和舟山连岛工程的建成，杭州湾地区的空间格局将由慈溪至乍浦跨海大桥通车后的A字形，转变为一个闭合型的网络格局，整个长三角区域交通一体化已完整地显现出来。

    目前一体化已成为一股不可阻挡的时代潮流，它不仅带来了商品的低成本跨地区流动，而且也使地区间的资本与劳动力流动、知识扩散等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加容易。它对一个地区制造业的集聚与反集聚也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加容易。本文是以长江三角洲为案例研究地区一体化增强对其地区内制造业布局的影响（注：由于数据的可得性，同时更由于江苏省、浙江省的大部分制造业位于江苏省南部和浙江的环杭州湾地带，本文所指的长江三角洲是一个涵盖浙江省、江苏省与上海市的概念范围，特此说明。）

    在以新经济地理学为理论基础的相关国际经验研究中，Midelfart-Knarvik et al.(2000)、Amiti(1998)、Brulhart(2001)等学者发现在统一前后的欧盟，随着一体化进程的推进欧盟各国的地区专业化趋势是略有提高，而制造业集中率是稍微下降（注：本文所指的地区专业化有两层含义，一是衡量某行业在地区诸产业中的地位，在本文式(1)或式(2)中以表示，二是从总体上衡量各地区之间的制造业结构差异程度，以式(1)或式(2)表示，在本文中是指第二层含义。产业集聚也有两层含义，一是衡量某一行业占全国的总体集中状况，以式(4)表示，二是从总体上衡量各地区的产业平均集中率，以式(3)表示，在本文第三部分是指第二层含义，在第四部分是指第一层含义。）Kim(1995,1998)、Meyer(1983)发现在美国地区经济发展史上，在一体化水平的前期阶段，即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随着以铁路、运河为内容的交通运输建设的展开，美国制造业主要集中在东北地区、大西洋沿海中部和以五大湖为中心的中西部地区，此时地区专业化处于较高的水平；但随着一体化的更进一步推进，20世纪中期以后，美国制造业迅速向东部地区、南部地区扩散开来，产业集中率急速下降。这些事实无不揭示了一个已被理论证明了的经验规则(Fujita,Krugman,and Venables,1999)，即一体化水平从低级阶段向中级阶段挺进时，产业的地区集中率是上升的；而一体化从中级阶段向高级阶段挺进时，产业的地区集中率是下降的，即新经济地理学所谓的著名倒“U”字型曲线。因此，本文试图应用长三角经验事实来验证这一规则是否成立。同时，国内学术界几乎一致认为长三角内各地区制造业结构存在严重的雷同（张磊，2003；黄群慧，2003），这显然与本文分析框架和国际经验不符。

    需要说明的是，本文所指行业均是制造业二位数行业，研究的时间段为1998～2002年，所有数据均是来自1999、2001、2003年《浙江统计年鉴》、《江苏统计年鉴》和《上海统计年鉴》各行业的相应工业总产值。
    本文的结构安排如下：第二部分给出一体化增强对影响制造业布局的新经济地理学分析框架；第三部分是从地区的角度实证分析长三角各省市的制造业结构差异和行业平均集中率变化趋势，判断一体化增强对地区专业化与产业集中率的影响；第四部分是分行业论述各行业的空间集中度与市场份额最高占有省份的变化，判断各行业是否发生空间转移；第五部分是简单的总结。

    　　二、分析框架

    传统的新古典增长理论或比较优势理论是建立在一个完全竞争的市场结构、没有运输成本的前提假设上的，它的结论往往浅显易懂，也为我们分析现实贸易格局提供了一个参照系。但是，现实经济世界中的许多现象常与这些学说的理论结论不相符合，如产业集聚、地区间的要素价格不均等等现象。本文放弃这些传统的分析框架，转而在以报酬递增和运输成本为假设前提的新经济地理学基本框架中来分析地区间市场一体化引致的地区专业化与产业集聚的变化趋势。

    进入正式论述之前，我们不妨先从传统新古典理论上回顾地区一体化与地区专业化、产业集聚之间的关系。在这一理论框架下，李嘉图模型揭示的是在完全一体化条件下各国专业化生产与产业集聚的贸易格局，即各国专门生产自己机会成本最低的产品，从而实现完全专业化和产业集聚，它与各产业相互之间的上下游联系、运输成本大小没有直接关系。这是一种简单的一体化与产业分布的关系，即只要是在完全一体化条件下，各地区就有可能根据机会成本高低选择适合自己的产业进行专业化生产。在赫克歇尔一俄林模型中，各国之间的贸易流量实际上是取决于各自的资源禀赋差异，即进口含自己稀缺要素的产品而出口自己富含要素的产品，从而通过商品的流动达到两国之间的要素报酬均等。在此情况下，市场一体化虽是地区专业化的前提条件，但两者无必然的关系，因为地区有选择的专业化是由各地区要素禀赋差异决定的，而非市场一体化决定地区之间的分工格局。而一体化促使地区实现专业化分工的过程与机理正是新经济地理学研究的主要领域。

    新经济地理学主要的两个假定是：垄断竞争的市场结构与制造业产品跨地区销售具有运输成本。新经济地理学认为制造业产品具有差异性，其差异性大小由产品间的替代弹性表示，当越小，则产品差异性越大，制造业产品的种类数越多。垄断竞争市场结构规定了规模报酬递增是在单个厂商水平层次上的，这一内生的厂商水平的规模报酬递增特性决定了某一制造业产品的生产只能由一家垄断厂商或少数厂商来完成，因为随着单个厂商规模的扩大，产品的平均成本和售价降低，直至厂商经济利润为零和打败其他竞争对手为止；同时，一个地区内制造业产品的种类数与既定地区内的制造业劳动力数量成正比，而制造业种类数恰恰是一个地区市场规模效应的表现，因此，市场规模效应与地区内制造业从业人员数量有紧密的联系(Dixit and Stiglitz,1977)。

    新经济地理学另一个重要的假定是任何制造业产品跨地区销售都具有运输成本。这一运输成本是广义的，它包括看得见的运输网络形成的有形运输成本，也包括地方保护引起的贸易壁垒等因素，因此运输成本不但是市场一体化的反义，而且对地区专业化、产业集聚来说始终是外生的。从直观上看，制造业之间有上下游联系的产业如果能集聚在一起，则能减小中间投入品的在途损耗、缩小运输成本，从而降低中间投入品的价格，由此导致厂商有内在的冲动集聚在同一区域内共同分工协作，这种产生集聚效应的力量我们称作“价格效应”或“制造业前向联系”。另一方面，厂商具有内在冲动集聚在一起生产，形成产业集群，各专业化分工的工人也集聚在同一区域内，产品种类数增多、市场规模扩大；制造业产品从出厂到消费者手中，运输成本降低，工人的名义、实际工资均高于其他非产业集聚区，非产业集聚区的劳动力受产业集聚区的高工资诱惑，也向产业集聚区内迁移，这一引起产业集聚的力量被称为“市场规模效应”(home market effect)或“制造业后向联系”。由此可见，制造业后向联系使新进入的边际制造业厂商总是选择市场规模效应大的地区进行投资设厂。因此，从理论上讲，产业集聚背后的两种力量分别是“制造业的前向联系”和“制造业的后向联系”(Krugman,1991)。

    报酬递增与运输成本结合起来，制造业厂商总是选择最接近于大市场的空间某一点进行制成品生产，当许多厂商都抱有相同的决策时（注：这里的制造业厂商不仅是具上下游联系的厂商，也可以笼统指制造业厂商。根据新经济地理学理论，市场规模效应往往取决于外部需求强度和产品的规模与多样性，因此应该包括所有制造业厂商。但从具体语境看，有上下游联系的厂商可能是更直观的理解。），“空间外部性”或称“产业集聚的正外部性”就被创造出来了。在这种情况下，由运输成本引起的产业集聚向心力导致一个具初步制造业优势的地区可以通过累积循环机制使得这一优势逐渐放大和巩固，直到别的地区制造业逐渐消失，这时产业分布就呈现出“制造业中心—农业外围”格局。几乎所有的产业都集中在制造业中心地带，这一地区的产业平均集中率、地区间专业化指数与地区相对专业化指数都处于极高的水平（注：这些指标的解释见本文第三部分。）。因此，伴随着运输成本的最初降低，即一体化水平从低水平向中级水平跨越，地区的产业集聚现象发生，极化效应开始显现。

    随着地区间的一体化进一步提高，地区的产业集聚状况将发生显著变化，此时极化效应弱化、扩散效应开始显现。因为在这一情况下，产业集聚到一定程度后产生的地区内非贸易品价格高企不下、环境污染等拥挤成本，往往超过了引向集聚的向心力，部分技术含量低、劳动密集型产业将不得不率先从原制造业中心向周边地区转移，而原制造业中心可能会衰落、或者发展成为技术或资本密集型产业中心、或者纯粹成为技术创新、贸易、金融服务等中心。因此，可以想像此时地区之间开始实现产业梯度转移和分工协作。

    如果将一体化推进到很高的水平，由于制造业规模报酬递增特性，某一产业将集中在一个地区生产来满足其他地区对该产品的需求，相应地别的地区也专注于另一种产品的生产，各地区都实现了有差异的产品生产，从而出现了近似的地区完全专业化，此时单个产业的集中度与地区专业化水平都处于很高的水平（注：单个产业的集中度如公式(4)所示的SP指数，地区专业化水平如公式(1)、(2)所示的指数。）。

    综上所述，在加速地区间市场一体化过程中，我们可以将一体化分为三个阶段，在第一阶段为一体化从低级向中级水平提高阶段，此时产业集聚发生，一地区变为农业外围，另一地区变为制造业中心，从而也使得地区专业化水平提高；第二阶段是将一体化进程推向高级阶段，此时制造业将发生有序地扩散，各地区制造业结构差异性也由于制造业的扩散而有所增强。第三阶段是地区间一体化处于很高的水平，此时各地区都将实现有差异的产品生产，地区专业化水平和单个产业的集中率都将处于非常高的水平，但原制造业中心的制造业平均集中率可能会下降，相应原农业外围区域的制造业平均集中率上升。

    在长三角经济一体化的现阶段，我们的理论预期是第三个阶段期间，即长三角现阶段一体化处于很高水平，部分制造业产业已从上海地区转移进入周边省份，上海集中于生产自己最具优势的产品，此时上海的产业平均集中率下降，而周边地区的产业集中率上升；但从地区的制造业结构差异看，各地区都将实现有差异的产品生产，地区间实现了有效的专业化分工协作，地区专业化处于较高的水平。

    　　三、地区制造业结构差异与平均集中率变化

    （一）地区间的制造业结构差异

    地区专业化水平，又称地区间的制造业结构差异程度，本文用以衡量的指标是地区相对专业化指数、地区间专业化指数，分别用以下两个公式表示：
    附图
    其中，i,i,k分别为地区i、地区j、行业k，。式(1)表示地区相对专业化指数，即某一地区各行业的专业化系数与全国其余地区相应行业的专业化系数差的绝对值之和，测度的是第i地区与其余地区平均水平的制造业结构差异程度，或称第i地区的专业化程度。式(2)表示地区间专业化指数，直接衡量的是两个地区间制造业结构的差异程度，取值范围为0～2，数值越大代表两地区的制造业结构差异越强（注：对式(2)需略加说明的是，地区间专业化指数不仅与地区间一体化水平有关，还与行业层次取值有关。从本文分析框架看，当地区间一体化处于较高或很高水平时，产业从原制造业中心转移到周边地区，用二位数行业衡量的地区间专业化指数可能会下降，但用三位数行业衡量的地区间专业化指数仍会很高，因为从专业化生产或产业分布看，一个更细的行业往往是一个地区独家生产。）。地区相对专业化指数与地区间专业化指数是从两个不同角度描述地区间的制造业结构差异程度，其作用可以相得益彰。同时，从式(1)和(2)上看，在制造业两位数水平上地区i专业化指数在下述情况是值得注意：地区i的专业化指数处于较高水平，既有可能是地区i的确实现了与别的地区较大差异的专业化生产，即“我有你无、我无你有”格局；但也有可能是地区i全部集聚了所有产业，而别的地区一无所有，如中国东部沿海地区某些省份，或者是地区i一无所有，如西北地区的西藏自治区等。但在长三角案例中，后一种情况较少可能发生。

    利用公式(1)计算了1998、2000与2002年的长三角三省市专业化指数，我们发现，各省市相对专业化指数总体上是呈上升趋势，即各省市日益实现与兄弟省市不同的产业分工。这一发现印证了一体化增强可以提高地区间的分工水平、从而实现各行业在空间上规模优势的理论预期。同时，表1还明确告诉我们，上海市、浙江省、江苏省的相对专业化指数排列呈现出依次递减的变化趋势，如2002年上海、浙江、江苏省的地区专业化水平依次为0.512、0.404、0.272。从已有的研究来看，上海市在2003年人均GDP达到5500美元以上、制造业占总GDP的份额低于50%，此时以制造业占主体的格局慢慢转向以服务业占主体的产业格局，而劳动密集型、一般资本密集型的制造业行业将向周边地区转移，上海市只保留部分技术资本密集型、港口型、都市信息型的极少数制造业行业（注：我们将石油加工及炼焦业列为港口型工业，因为它需要海洋或大河从外部输入原油。而把印刷业记录媒介复制列为都市信息型工业。），同时，我们还认为，上海地域狭小、人口规模小、人均收入水平高，在理论上属于“开放型小国经济”，这种经济体只有与别国实现了有差别的专业化分工，才能实现制造业的规模经济和享受由此带来的福利水平提高。因此，从工业化所处阶段、一体化所处阶段决定的反集聚力大于集聚力和“开放型小国经济”看，上海的相对专业化水平是最高，即它实现了与江苏、浙江两省不同的制造业结构。

    　　表1　1998～2002年长三角各省市的相对专业化指数变化

　　　　1998　　 2000　　 2002

上海　　0.437　　0.454　　0.512

浙江　　0.354　　0.321　　0.404

江苏　　0.258　　0.273　　0.272
  我们再分析浙江与江苏两省的制造业结构差异。总体上说，浙江省的相对专业化水平及其增长速度均高于江苏省，浙江省相对专业化指数从1998年的0.354上升到2002年的0.404，而江苏省只从1998年的0.258上升到2002年的0.272。鉴于江苏的人口规模远大于浙江、且其工业基础也优于浙江，在1998～2002年期间江苏省制造业一直占长三角地区总制造业的44%左右的份额，而浙江仅占25%～30%之间的份额，2002年江苏省GDP高出浙江省39%，而江苏省人口总量也高出浙江省68%左右。江苏省的这种优势可以实现省内部分自给自足所带来的规模经济。但无论如何，从时间趋势上看，这两个省份的相对专业化指数是上升的，说明伴随着一体化的进展，两个不对称的大小省正通过跨地区间的产业转移来逐步实现自身的专业化分工。

    从表1上我们只能得到长三角3省市的相对专业化水平的排列顺序，而无法判断3省市之间专业化指数在1998～2002年期间是如何变化的。为了达到这一目标，我们根据公式(2)计算了各省市之间的专业化指数来直接衡量其制造业结构差异程度（见表2）。总体上看，3省市之间专业化指数是逐年提高的，即一体化增强了地区之间专业化分工水平，尽管这一分工水平在江苏、浙江与上海之间体现得比较明显，其地区间的专业化指数在0.421～0.617的范围内波动，而在浙江与江苏之间仍处于较低水平，地区间的专业化指数在0.279～0.440的较低水平范围内。

    　　表2　1998～2002年长三角内部各省市之间的专业化指数变化趋势
    附图
    我们再来细分这种省市之间专业化指数。浙江、上海与江苏之间的制造业结构差异呈现出明显的梯度变化，上海与浙江之间的结构差异最大，从1998年的0.517至2002年的0.617，江苏与上海的结构差异次之，从1998年的0.421到2002年0.453；而浙江与江苏的制造业结构最为雷同，从1998年的0.279到2002年的0.44。透过这些数据我们得到以下初步结论：(1)浙江相对于江苏来说，随着长三角一体化的推进，它与上海更有效地实现了产业分工，浙江更专注于劳动密集型产业生产而上海更注重于资本技术密集型、港口型产业生产（见第四部分）；(2)江苏与上海之间的专业化指数在1998～2002年期间尽管有所提高，但是提高速度缓慢，说明江苏内部的主导产业与上海可能有重叠之处，即可能都偏向于重化工业，而不像浙江那样侧重于消费类轻工业；(3)江苏省的人口规模、制造业总体规模远远大于其他两个省市，它通过自给自足来满足自身需求的程度更高，这导致江苏省与其他两省市的制造业结构差异最低，特别是与同处于工业化起飞阶段的浙江省相比，制造业结构差异程度相对于地区间一体化水平、地理位置相邻等条件来说处于不相称的地位。

    （二）地区的制造业平均集中率变化

    通过分析比较各省市相对专业化指数变化、各省市间专业化指数变化，我们初步推测上海有选择地将部分制造业转移到周边省份，从而实现的专业化水平最高并降低自身的制造业总份额。但这仅是从地区专业化的角度推测产业的转移情况，我们再从各省市的产业平均集中率看1998～2002年期间的变化来进一步深究地区间产业转移的总体状况。我们应用制造业平均集中率指标：
    附图
    上式中，表示地区i的产业平均集中率，直接衡量该地区所有产业的平均占有率，它的范围在0～1之间，该值越接近于1，则该地区的制造业平均占有份额越高、制造业越发达。表3是我们计算的长三角内部各省市的产业平均集中率情况。

    　　表3　1998～2002年长三角内部各省市的产业平均集中率变化

　　　 1998　　2000　　 2002

上海　 0.317　 0.290　　0.261

浙江　 0.269　 0.299　　0.328

江苏　 0.414　 0.412　　0.410

    从表3我们清楚地看到，江苏相对于其他两省市来说，在1998～2002年期间仍然拥有短期内不可动摇的制造业优势，不过这一优势已呈非常缓慢地缩小趋势。而浙江省的制造业平均集中率稳步上升趋势，它从1998年的0.269上升到0.328，相应地，上海却从期初的0.317下降到期末的0.261，因此，从总量水平上看，在一体化进程中浙江承接了大量的上海转移出来的制造业行业。当然，这一转移的过程中，三省市制造业之间内部此消彼长的过程在表3中还无法探知。但是，我们可以基本判断，浙江省制造业增长速度已远远超过江苏省，尽管它的制造业快速增长的往往是劳动密集型产业。

    综上所述，1998～2002年期间长三角地区一体化增强，大大促进了其境内各省市的制造业结构差异程度，使得各省市都朝自己有竞争优势的产业方向发展。同时，上海市将一些本身不具竞争力的行业转移到周边省市，从而在总体上降低了其制造业的平均集中率。从数量上，这部分转移主要是向浙江省转移。

    　　四、行业的空间集中度和市场份额变化情况

    第三部分主要从地区的角度观察所有制造业总体布局变化，得出的结论也仅是初步的和带有推测性的。本部分进一步从行业的空间集中度与市场份额占有者上判断产业集中与转移情况。

    （一）行业空间集中度变化。

    我们用SP指数来代表行业的空间集中程度：
    附图
    其中，i、j、K、是每两个省市i，j首府之间的直线距离，c为一个固定不变的常数值，本处我们取0.5。需要说明的是，由于我们的地区样本仅是浙江、江苏与上海，地区样本数明显偏小，但我们只注意SP指数值的变化趋势，而不计较其真实水平。同时，SP指数是针对各行业的空间基尼系数、赫芬达尔指数本身的缺陷而设计出来的(Midelfart-Knarvik et al,2000)，因为后两个指数虽是衡量行业的空间集中状况，但没有空间距离的概念，即如果某一行业的空间基尼系数、赫芬达尔指数大小保持不变，但该行业的分布在距离上相距较远，则它的空间集中度肯定不如空间基尼系数不变、但距离接近的行业集中程度，而SP指数能较好地避免了这一缺陷。同时需要注意的是，SP指数介于0～1之间，越接近于0，表示行业在空间上越集中，当SP指数上升，表示该行业在空间上扩散。

    　　表4　1998～2002年长三角各行业的sp指数、最高市场占有者变化趋势
    附图
    注：下划线表示的是该行业发生扩散，括号内为市场占有份额。

    从表4的计算结果总体变化趋势上看，总共28个制造业二位数行业中有21个行业的产业集中度是上升的。因此，总体上说，随着长三角内一体化增强，各行业的集中趋势是主流。当然，我们这里必须区分，本处指的是某一行业产业集中度上升，并不是所有行业都集中到某一个地区。而是按照新经济地理学分析框架，在一体化水平很高的情况下，在有限的地域空间内某一产业肯定是集中在一个地区，以便取得规模经济的优势并将产品供应给其余地区。这时每个地区都实现了专业化的分工，单个产业的集中度上升。在长三角地区，大部分行业的集中度上升，意味着浙江、江苏、上海都实现了某一产业的地区专业化分工，或正朝着这一方向前进。其结果就是地区的相对专业化水平上升（表1和表2）。由此可以看出，从经验数据上看，地区专业化水平提高、行业的集中度上升都是非常符合理论预期的。

    同时，在表4的总共28个两位数行业中，只有少数行业发生了扩散，我们以烟草加工业、木材加工及竹藤棕草制品业、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专用设备制造业、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仪器仪表及文化办公用机械制造业为例，分析该行业的集中度变化情况。其中烟草加工业、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专用设备制造业、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集中度下降的幅度较大，这就意味着该产业从原先市场份额占有度较高的省市向周边省市扩散。如果我们结合最高市场份额看，发现这些行业的市场份额最高省市或者发生份额明显下降，或者所属省市发生变化，如上海市的烟草加工业和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市场份额分别从1998年的0.477、0.4985分别下降到2002年的0.4183、0.4727，江苏省的专用设备制造业从1998年的0.5249下降到0.4678，而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的最高市场份额省市索性从上海转为江苏，相应的市场份额也从1998年的0.5575下降到2002年的0.4964。透过这些行业的集中度下降或空间转移现象背后，我们发现一个明显的特征：即这些行业要么是地方政府垄断型行业，如烟草加工业，要么是资本密集型行业，如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专用设备制造业。在承接世界产业大转移的过程中，长三角各省市不仅努力发展符合中国资源特点的劳动密集型产业，而且地方政府更热衷于将自身的制造业结构推向资本密集的重化工业，以期在今后的地方竞争中取得优势；同时发展具有丰厚垄断利润的烟草加工业，以摄取更多的地方财政收入。我们必须承认，这种在狭小的地域空间内少数产业发生扩散，是不符合本文的理论分析框架，即一体化应该促使产业的分地区更加集中和地区专业化水平提高。对此，我们只能认为，促使产业扩散的不是纯市场一体化因素，还掺杂着某些目前转轨阶段的政治经济体制因素，如偏向于地方政府的财政分权体制、地方政府的绩效评价制度等因素。

    （二）最高市场份额所属省份变化

    各行业的最高市场份额所属省市往往代表着某一省市在该行业的绝对优势。前已所述，随着长三角内部一体化的增强，上海正在将大部分制造业转移出来，同时将其发展重点放在少数如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烟草加工业、石油加工及炼焦业、印刷业记录媒介复制上等少数具绝对优势的行业上。本处以各行业最高市场份额的所属省市变化为媒介来分析各行业在长三角内的空间转移（见表4）。
    从表4的绝对优势角度看，长三角地区内部总体制造业占有绝对优势的省份在考察期内非江苏省莫属，这集中体现在江苏省最高市场份额的行业数量最多。我们推测这与江苏省本身在改革初期具有的制造业初步优势、本身的人口市场规模等因素分不开的。按照新经济地理学分析框架，初步的优势往往可以通过制造业间的前后向联系得到巩固和放大，而人口规模优势、FDI、城市化等都可以加速这种集聚速度。

    接下来我们详细分析在1998～2002年期间制造业各行业在各省市之间分布的此消彼长过程，主要关注的目标是上海的制造业是否向浙江或江苏转移。我们发现至少以下行业发生了比较明显的产业空间转移：饮料制造业、木材加工及竹藤棕草制品业、家具制造业、造纸及纸制品业、印刷业记录媒介复制、石油加工及炼焦业、橡胶制品业、塑料制品业、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转移的具体路径如下：(1)从上海转移进入浙江省的行业只有家具制造业，在1998年上海在该行业的市场份额为0.3702，而2002年浙江在该行业的市场份额为0.4205，这一结果似乎出乎一般人的意料。因为按照一般估计，浙江主动承接大量上海转移过来的制造业，但事实上只有家具制造业。(2)从上海转移进入江苏省的制造业行业有木材加工及竹藤棕草制品业、橡胶制品业、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其中1998年上海的木材加工及竹藤棕草制品业市场份额为0.4244，2002年江苏省该行业的市场份额为0.4417，相应地橡胶制品业上海在1998年为0.4114，到了2002年江苏省该行业的市场份额为0.4237，而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才在2002年由上海转入江苏省。(3)从江苏转移进入上海的行业有印刷业记录媒介复制、石油加工及炼焦业，其中印刷业记录媒介复制市场份额由江苏1998年的0.4045转换成上海2002年的0.3871，而石油加工及炼焦业市场份额由江苏省1998年的0.3978转换成上海2002年的0.444。(4)由江苏省转移进入浙江省的产业有饮料制造业、塑料制品业，前者从1998年的0.3935转移成浙江的0.4185，后者从1998年的0.4463转换成2002年的0.3941。

    从上述产业跨省市转移的过程中，我们发现浙江省在1998～2002年没有将产业转移到上海或江苏省，它只有吸纳上海或江苏的家具制造业、饮料制造业、塑料制品业，这说明浙江一旦获得某一产业的竞争优势，它就具有根植性。同时，江苏省呈现出既有转移出去又有吸纳入内的双向动态过程，吸收的行业主要是劳动密集型的木材加工及竹藤棕草制品业、橡胶制品业和资本密集型的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而转移出去的主要是资本密集型、港口型的石油加工及炼焦业和都市性工业—印刷业记录媒介复制业。从上海的角度讲，一般转移出去的是劳动密集型产业，如家具制造业、饮料制造业、木材加工及竹藤棕草制品业、橡胶制品业，吸纳的是资本密集型、港口型工业，如石油加工及炼焦业。因此，总体上讲，上海市的制造业份额是下降的，而浙江省的制造业总份额相应得到提高，从1998年的0.256上升到0.306，相应地江苏省的制造业进出相抵，总份额保持在0.43～0.44左右。这些产业转移特点非常符合本文分析框架所揭示的一体化增强可以促进地区的专业化分工这一结论。

    我们将表4中行业的SP指数与最高市场份额占有者结合考虑起来，发现各行业的产业集中度有较大差别。食品加工业、纺织业、皮革毛皮羽绒及其制品业、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的SP指数一般在0.55以下、最高市场份额一般也在0.5以上，这4个行业呈现出极强的地区专业化生产和产业集中倾向。上述4个行业除了浙江占有皮革毛皮羽绒及其制品业外，其余均由江苏获得。因此，就目前形势看，尽管浙江的制造业优势正在不断增强，但江苏省的制造业总体优势在短期内还不可动摇。另外，制造业呈现出较大的分散趋势的行业有烟草加工业、印刷业记录媒介复制、文教体育用品制造业、医药制造业、橡胶制品业、金属制品业、仪器仪表及文化办公用机械制造业，它们的SP指数一般在0.60以上，最高市场份额仅在0.40左右。这些行业目前是由江苏省取得暂时的竞争优势。

    综上所述，制造业在长三角内部各省市的转移呈现以下特征：(1)上海正把劳动密集型的产业或部分资本密集型产业转移到江浙两省，而上海恰恰吸收的是港口型和都市型工业，如石油加工及炼焦业、印刷业记录媒介复制。(2)浙江尽管在目前阶段其制造业优势远远弱于江苏省，但是它通过“只进不出”的方式，正在踏踏实实地、一步一个脚印地增强其制造业总体市场份额。(3)江苏省目前还维持着制造业的强劲优势，表现在它在多数行业维持着市场份额最高的龙头老大地位。总之，从趋势上看，随着长三角一体化的增强，它正逐渐改变着各省市的产业分布。就上海来说，它越来越专业化于其具绝对竞争优势的资本、技术密集、港口型、都市型的少数行业生产，而浙江则基本专业化于劳动密集型行业生产，江苏目前还凭借着强大的市场规模优势暂时维持着诸多行业的竞争优势。

    　　五、结论

    本文通过一个简单的理论框架，实证分析了长三角经济一体化对其内部各省市的地区专业化、产业集中度、产业空间转移的影响，发现一体化增强明显促进了地区间的专业化水平和产业的空间转移，从而发挥制造业的规模报酬递增优势和提高整体的经济福利水平。具体说来，在较短的4年时间内，长三角内部发生的制造业结构调整是激烈的，大量劳动密集型产业和部分资本密集型产业正从上海转移进入浙江、江苏两省，而上海本身集中致力于资本密集型、港口型与信息都市型的少数产业发展。同时，江苏制造业多数行业目前还维持着相对于浙江来说的领先优势，它主动吸收上海转移过来的部分劳动密集型产业和资本密集型产业，但同时又凭借自身总体规模优势，参与和其他两省市的地区专业化分工程度较低，专业化水平提高幅度也最低。因此从短期看，江苏省可以维持其短暂的领先优势，但从长期看，它是不利于江苏省或其他两省市的专业化分工和总体福利水平的提高，1998～2002年江苏省的制造业份额已略有下降就是一个明证（注：江苏省制造业份额从1998年的0.442略微下降到2002年的0.435。）。从浙江的情况看，它积极主动参与长三角内部的地区专业化生产与分工协作，不仅主动吸收上海和江苏省转移出来的劳动密集型产业，而且它主要也集中于、定位于劳动密集型，使其在整个长三角地区的制造业份额稳步上升。因此，从总体上说，浙江省、上海市参与长三角地区的专业化生产、分工协作程度较深。上述发现也在一定程度上对学术界认为长三角存在产业结构同化这一结论提出了有力的质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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