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　关于建立国际经济中心
    共建的必要性主要体现在：①从经济总量上看，现有的国际经济中心都具有强大的经济实力，其经济总量占所在国GDP的比重都在15%以上，比如伦敦(1982)、东京都(1997)、汉城(1995)、巴黎(1990)等城市的国民生产总值占所在国的比重分别为18.0%、16.0%、20.4%、26%[1]，而目前上海一市的比重仅占5.1%，只有联合周边的苏、浙，才能达到15%以上的水平。②从经济的一体化的要求看，根据经济地理学、区域经济学的理论与方法，经济区域的边界不是由行政区划决定，而是由交通、技术、基础设施以及收入水平等反映经济一体化程度的指标所决定的。从经济全球化的视野来看，上海经济区和行政区划并不一致，上海经济区的覆盖范围要远远超过上海行政区划的范围。③从目前两省一市经济的互补性以及未来的产业分工看，建设“四个中心”的任务，也必须由两省一市共同完成。上海与周边地区的产业存在很大的互补性，上海拥有雄厚的科研力量，聚集了大批高素质的人才，具有高层次的服务产业，是高新技术的主要研究和开发基地，在技术上有巨大的优势；而苏浙两省加工工业基础雄厚，已经形成了各具特色且有相当规模的产业群，其中苏南通过对外资的大量吸引，迅速成为IT产品、尤其是电脑设备和集成电路的制造中心；浙江也是制造业大省，尤其是在通信、软件和传统的纺织、服装、机械等产业上具有明显的优势。如果没有上海周边地区产业的升级，上海难以成为国际经济中心。

 　1.2　关于建立国际金融中心
    金融的实体基础是产业，金融是为实体产业服务的。上海原来就是远东地区的国际金融中心，和外资金融机构的历史渊源比较早，改革开放以后，上海采取各种措施，努力恢复其国际金融中心地位。由于上海及其周边地区良好的投资环境，以及大量外资进入该地区，相应地也吸引和带动了外资金融机构进驻上海，这些外资金融机构不仅可以为外资企业服务，而且，加入WTO以后，随着人民币业务的放开，这些外资金融机构也可以为本地居民和企业提供金融服务，由于长三角地区经济的蓬勃发展，越来越多的外资金融机构进驻上海，同时也把在上海的金融机构作为区域管理和数据处理的区域总部，据统计，2002年底上海已有营业世外资金融机构54家，占全国外资金融机构数的31%，营业性外资金融机构资产总额202.64亿美元，负债总额185.83亿美元，都约占全国外资金融机构资产、负债总额的55%[4]。但是，要说明的是，和1920年代、1930年代不同的是，现在外资进入上海，看中的不仅仅是上海一地，而是苏南、浙江整个地区制造业的发展，长三角地区发达的制造业是吸引资金，包括国际资本向以上海为龙头的这一地区聚集的重要前提。除了外资外，长三角地区的民间资本也是推动上海成为国际金融中心的重要力量，据初步估算，仅浙江的民间资本大约就有8,300亿元，据上海市政府协作办透露，2002年以来，苏、浙各类实力强劲的投资公司开始携巨资进军上海。长三角地区流入上海的资金，达全国在上海投资额的50%以上，长三角区域活跃的民资在整合长三角区域的资源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在长三角各地都能看到，江浙的民间资本正在北上西进。这些资本的活跃表现，放大了上海和长三角的辐射能力，也使苏北、安徽等地腹地受益。

　1.3　关于建立国际贸易中心
    江苏、浙江都是全国的外贸大省。2002年，江苏省进出口总额突破700亿美元，达到703亿多美元，其中，出口384多亿美元，增长33.3%；浙江进出口总额达420亿美元，其中出口294亿美元，增长28.0%。上海进出口总额的很大一块是来自江浙的产品，目前浙江外贸出口和上海基本持平[5]。江苏、浙江本地也存在建成行业性或区域性国际贸易中心的可能，如2002年销售总额达280亿的义乌小商品市场，就已整体性地向以国际贸易为主的方向转变，并明确提出了建设国际性商贸城市的目标。这说明，除上海之外，整个长三角地区还有多个中心城市都可望成为区域性的国际贸易中心。上海及长三角地区较强的外贸增长态势和该地区产业集群的特色是分不开的，上海、苏南和浙江尽管在产业结构上不尽一致，但共同的特点都是产业集群，上海是服务业、金融业的产业集群，苏南和浙江是制造业的产业集群，产业集群及不同类型产业集群之间的相互分工、相互协作，大大地提高了产品的出口国际竞争力。

    1.4　关于建立国际航运中心
    2001年，上海标准集装箱数量已达633万个，在全球集装箱港的排名也由1995年的第10位跃居为第5位，但由于长江口周边水深不足，上海港发展受限，上海要建设“四个中心”目标之一的国际航运中心，必须依托条件更为优良的深水港。北仑港、乍浦港和苏南的太仓、常熟、张家港等港口就弥补了上海深水港不足的矛盾。目前正在建设的大小洋山港在行政区划上属浙江省，预计建成后其税收以及其他各种收入，会由上海及浙江省共享，而且在洋山港因气候等原因不便作业时，北仑将是最好的备用港。可见，建设国际航运中心不是单个港口所能胜任的，而必须由一个分布在不同地区的港口群共同来承担。

    以上四点主要是从“硬”环境角度分析的。长三角地区要建立“四个中心”，除了必须具备各种“硬”的条件外，还必须具备“软”的条件，也就是制度的支撑。在这方面，浙江以民营经济为核心的体制优势，在长三角区域“四个中心”的建设中可以发挥巨大的作用。保持一个地区经济的活力是区域经济持续发展的前提条件。美国学者萨克森宁在比较了硅谷的成功和128号公路地区的衰落后指出，在硅谷“各公司之间开展激烈的竞争，与此同时又通过非正式的交流合作”，“128号公路地区是以少数几家比较一体化的公司为主导的”[7]。大量的中小企业之间的竞争带给硅谷活力，而128号公路由于被大企业垄断而失去活力。这是硅谷和128号公路地区最重要的区别，也是前者成功，后者没落的主要原因。

    日本著名学者Kodama认为，“生产发展型”的中小企业（注：Kodama认为“生产发展型”的企业指的是有自己设计能力和有自己产品的企业。通常把自己设计的产品占总销售额的比重超过5%的企业称为生产发展型企业。“生产发展型”的企业区别于没有自己产品开发能力的企业，如接受定单生产的分包企业。）是新产品开发的重要推动者，在区域经济发展中扮演重要角色，是区域经济的活力之源[8]。在苏浙沪三地中，这种类型的企业在民营经济发达的浙江省最多，大量的浙江民营企业不仅使浙江成为全国经济最具有活力的省份之一，而且也增强了上海及其周边地区经济的活力。目前，浙江在上海兴办的企业总数有5万家左右，总投资规模达500亿元。这些企业带给上海及周边地区的不仅是资金，更重要的还是经济的活力。

    长三角苏浙沪三地，上海主要具有信息、技术、以及人才优势，特别是研究开发人才和服务、管理型人才；江苏的优势在于产业和人才，特别是具有制造业所需的技术、管理人才以及熟练的技术工人；浙江的体制优势和人才优势也比较明显，特别是浙江的企业家人力资源丰富。只有两省一市发挥各自的优势，协同发展，才能最终融为一体。三地在长三角地区建立“四个中心”上具有的不同的功能，以及在未来的产业分工中所扮演的角色，可以用下表说明：

    　　表1　苏浙沪的产业分工及各自的优势
    　　Tab.1　The industry division of labor and industry advantage each of the Shanghai,Jiangsu and Zhejiang

　　　　 经济特点　　　　　　在共建“四个中心”　　　　主要优势
　　　　　　　　　　　　　　　　中的侧重点
上海　高新技术企业，高层　　经济（服务）、金融、　技术，信息，研究开
　　　次的第三产业，即服　　贸易、航运　　　　　　发、服务型人才
　　　务业
江苏　加工制造业，高技术、　经济（制造）、航运　　产业，技术、管理型
　　　大规模的企业　　　　　　　　　　　　　　　　人才、熟练工人
浙江　民营企业、民有资本、　经济（制造）、贸易、　体制，企业家人力资
　　　民办市场、民间人才　　航运　　　　　　　　　源

 　2　建设“四个中心”，应重新认识上海大都市圈
    长三角区域以上海为龙头的大都市圈（以下简称上海大都市圈或大都市圈）的形成和发展是评价长三角区域经济一体化程度的重要标志；同理，建设大都市圈也是推动长三角区域经济发展，形成“四个中心”的重要手段，两者是相辅相成的。一般认为，目前，世界上有五大都市圈，分别是：纽约都市圈、东京都市圈、伦敦都市圈、巴黎都市圈和美加大湖都市圈。这些都市圈不仅是国际经济、金融、商贸中心，也是世界科学技术创新中心、国际文化艺术交流和国际信息制造加工传播中心。它们在本国和世界经济发展中具有枢纽作用，是连接国内国际的接点和产生新技术、新思想的“孵化器”，具有强大的国际辐射能力和“场效应”。上述经济圈不仅是所在国经济最发达的地区，而且也代表目前世界经济发展的最高水平。因此，建立上海大都市圈对中国经济发展、尤其是其国际化，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与上述国际著名的大都市圈相比较，上海大都市圈的经济影响力和辐射能力都还比较弱。世界城市规划的权威彼得·霍尔教授认为，一个世界级的都市圈必然要有真正的国际性大都市作为龙头。尽管长三角被列为世界六大都市群之一，但是彼得·霍尔教授经过比较研究后得出的结论是：“目前，长江三角洲的龙头——上海的意义还仅限于中国，上海还不具备辐射整个亚洲的能力。”彼得·霍尔认为，如果长三角保持目前的发展趋势，50年后，它可以与伦敦、纽约并肩，成为世界第一流的大都市圈[9]。

    和上述五个大都市圈比较，上海大都市圈形成的时机、背景已经有了很大的差别。最重要的是，现在是经济全球化的时代，新的国际经济大背景，既有对上海大都市圈的形成有利的一面，比如国际产业大转移，要素在全球范围内的自由流动；但是，也有不利的一面，就是容易被高速增长的国际经济边缘化，陷入到低产业陷阱中去，这也就是为什么在经济自由度更高的南美没有出现真正意义上的大都市圈，大都市圈都处在经济发达国家的原因。长三角能不能建立国际大都市圈，取决于长三角区域产业升级的能力，高级服务业（金融、贸易、咨询等）和现代制造业能否在较短的时间内实现对初级加工制造业和一般服务业的替代，以及技术、管理、服务水平、人才素质等能否向国际一流水平靠拢。纽约等五大都市圈是在一个较长的时期内逐渐形成的，而经济的全球化留给长三角区域的追赶时间并不很多，因为在国际大都市圈的形成上存在相互竞争关系，经济的全球化使这种竞争关系变得激烈，长三角地区一旦失去机会，很快就会被别的地区所取代。由于全球对国际性的大都市圈的数量需求极为有限，以及成为国际大都市圈的苛刻要求，长三角地区对此必须有紧迫感。
    笔者认为，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和压力下，应该重新认识长三角区域发展和上海大都市圈建设。

　2.1　建立多极而非单极的上海大都市圈
    现在，许多学者所理解的上海大都市圈只有上海一个中心，其他城市只能是上海的辅助城市，而不具有自己独立的地位，而我们认为，仅仅依靠上海单极，无法在长三角地区建立大都市圈。理由有：①一个大都市圈的形成，背后是产业的规模，这里不仅包括制造业，也应包括服务业的产业规模，只有制造业和以城市为载体的服务业的发展，才能形成真正的大都市圈，单靠一个城市的规模扩张，最多只能形成墨西哥城这样的特大城市，而难以成为有影响力的都市圈。以日本为例，日本著名的三大都市圈，即东京大都市圈、京阪神大都市圈和名古屋大都市圈，这三大都市圈也是日本制造业和服务业最发达的地区，以这三大都市圈为中心的沿海工业带占了日本工业总产值的80%以上[10]。可见，制造业和服务业的发展与大都市圈的形成关系紧密。上海要建立国际大都市圈，必须以上海及周边各城市中发达的服务业和各城市周围以产业集群为依托的先进制造业为基础和前提条件。②从大都市圈中不同城市的功能定位看，大都市圈也应该是多极的。一个大都市圈需要不同功能的城市之间相互协调，形成—个整体。例如在日本东京大都市圈内，城市之间的分工十分明确：千叶为原料输入港，横滨专攻对外贸易，东京主营内贸，川崎为企业输送原材料和制成品。上海大都市圈的建设也不能例外，随着它的形成和发展，不同城市之间的功能定位会逐步凸现出来。例如，上海将是现代服务业和技术、物流的中心，苏州发展为外向型、现代化的高科技产业制造基地；杭州以建立国际风景旅游城市和区域经济中心为目标，大力培育技术创新与产业创新的功能；位于长三角南端的宁波，则凭借其得天独厚的深水海岸线资源优势，重点发展港口海运业和临港型工业等。③制造业和其他产业的发展，以及人们收入水平的提高也必然会在长三角地区形成多极共同发展的状态。对经济发展和大都市区现象之间相互关系的研究表明：当人均GDP达到2,500美元时，大都市开始形成；当人均GDP达到4,000美元时，大都市圈进入快速发展阶段。长三角地区有不少城市人均GDP已经接近、达到，甚至超过2,500美元（表2）。生产力的快速发展，推动了城市化进程在长三角不同地区同时展开，多极化的大都市格局正在长三角形成。苏南和环杭州湾地区出现的人口超100万的一批城市是上海大都市圈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

    　　表2　长三角部分城市人均GDP／元
    　　Tab.2　Per capita GDP for part of the cities located in Changjiane Delta

城市　　　　2000年　　　　2001年　　　　2002年
上海　　　　27,186　　　　37,382　　　　40,753
苏州　　　　26,653　　　　30,384　　　　34,465
无锡　　　　26,465　　　　31,248　　　　34,590
常州　　　　19,708　　　　19,704　　　　22,287
镇江　　　　15,676　　　　18,852　　　　19,090
南京　　　　21,472　　　　20,597　　　　23,292
杭州　　　　22,342　　　　25,074　　　　28,298
嘉兴　　　　16,359　　　　18,223　　　　21,258
湖州　　　　14,974　　　　15,031　　　　16,453
绍兴　　　　18,402　　　　18,997　　　　24,238
宁波　　　　21,786　　　　24,213　　　　27,726

    资料来源：2001年和2000年的数据来自《浙江统计年鉴》和《江苏统计年鉴》，2002年的数据来自地方政府公布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2.2　重新认识长三角大都市圈的外延
    目前人们一般所说的上海大都市圈主要包括15个城市，即上海、南京、苏州、无锡、扬州、常州、杭州、绍兴、南通、常州、嘉兴、镇江、泰州、湖州和舟山等，其主要依据除了经济发展水平以外，更主要的是这些城市在地理上同上海较近且交通便利。这些城市和上海的距离大多数处在上海的2小时交通圈内。我们认为，要在长三角建立上海大都市圈，必须重新界定大都市圈的外延，这是因为，在经济全球化和现代交通、通讯日益便捷的背景下，经济等因素对大都市圈的发展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而距离远近的重要性则有所降低，因此，应该改变简单地从地理和交通的角度考察上海大都市圈外延的思维定势。扩大上海大都市圈的范围。例如，安徽的芜湖、黄山，浙江的温州、台州、义乌、永康等城市就可划入上海大都市圈。实际上，即使从空间的角度看，这些城市也应该在上海大都市圈的范围之内。都市圈可分为日常都市圈和大都市圈，日常都市圈的距离最大可达100km，而大都市圈的半径则可达300-400km[11]，而这些城市距离上海的直线半径都在400km以内。然而，把上述城市纳入长三角大都市圈的更重要的理由是上述城市在长三角大都市圈中的独特作用和经济地位。

    2.2.1　从“软”的制度因素上看，芜湖是长江中下游重要的港口城市，是苏、浙、沪等三地通往中部地区重要的门户，黄山更是举世闻名的旅游城市，地处浙江中部的义乌、永康和浙江东部沿海的温州、台州等城市，尽管距离上海较远，但是浙江民营经济最为发达、最富活力的地区，温州更是被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评价为全球最具活力的城市之一。这些城市的发展对于保持和提升整个长三角地区经济的活力起着相当大的作用。

    2.2.2　从“硬”的商品制造和流通因素看，以浙江的几个城市为例，义乌已成为全国最大的小商品贸易中心，各地的商品，其中主要是长三角地区制造的商品通过义乌流向全国和全世界。据统计，目前在义乌设立总经销、总代理的4,000多个知名品牌的小商品，50%以上是“长三角”地区制造的；每年出口的装载商品的标准集装箱数量达到20万只。目前，义乌已确立了建设国际性商贸城市，打造全球最大超市，构筑国际购物天堂，建设国际性的小商品流通、制造和研发中心的战略目标；永康是著名的科技五金城，通过对传统五金产业的技术改造，永康已经是我国重要的五金生产基地；温州和台州地区是著名的制造业基地，温州正在打造“国际轻工城”，已经获得“中国鞋都”、“中国电器之都”、“中国锁都”、“中国金属外壳打火机生产基地”、“中国剃须刀生产基地”等11个“国”字称号。除了经济地位的重要外，这些城市同上海及其周边地区的经济、服务联系也非常紧密，芜湖是东部沿海地区的工业制成品和来自中西部地区生产原料的中转站，黄山的客源有大半来自上海、江苏和浙江，义乌出口的标准集装箱其中有一半是通过上海港销往世界各地的，近年来，温台企业在上海从事各种投资的数量越来越多，许多民营企业把上海作为获取先进技术、服务和通向国际市场的平台，谋求进一步的发展。

 　3　建设“四个中心”与三省市产业集群间的竞争与合作
    长三角地区的经济特色是产业集群，长三角地区要建立“四个中心”，也离不开产业集群的壮大和发展，可以说三省市为数众多的产业集群是建立“四个中心”大大小小的“支柱”。我们认为，三省市的产业集群存在竞争与合作关系。

 　3.1　三省市产业集群间的竞争关系
    从目前情况看，长三角三省市的产业集群从产业结构上看存在着一定的同构现象。苏浙沪三地几乎都有以纺织、服装、机械、专用设备、电子、仪器仪表、木材加工等行业为特征的产业集群，苏浙沪三地各自的优势制造业就反映了这一点（表3）。

    　　表3　苏浙沪各自的优势制造业
    　　Tab.3　The superior manufacturing industry each of the Shanghai, Jiangsu and Zhejiang

地区　　　　　　　 专业化部门　　　　　　　　　　　　 说明
上海市　　交通运输设备(1.70)、文教体育用品　　11个专业化部门，产值占全
　　　(1.66)、黑色金属冶炼及延压加工　　　国制造业的62.73%，专业化
　　　(1.48)、电子及通讯设备(1.37)、仪　　系数平均为1.34
　　　　　器仪表(1.32)、普通机械(1.30)、木
　　　　　材加工(1.27)、印刷(1.25)、金属制
　　　　　品(1.20)、服装(1.14)、电器机械
　　　　　(1.08)
江苏省　　化学纤维(2.13)、纺织(1.81)、普通　　12个专业化部门，产值占全
　　　机械(1.68)、服装(1.49)、化学原料　　部制造业的57.27%，专业化
　　　及化学制品(1.35)、专用设备(1.30)、　系数平均为1.38
　　　　　文教体育用品(1.19)、金属制品(1.19)
　　　　　、电器机械(1.14)、仪器仪表(1.10)、
　　　　　木材加工(1.07)、塑料制品(1.05)
浙江省　　皮革(2.45)、服装(2.18)、纺织(2.14)　　15个专业化部门，产值占
　　　、化学纤维(2.12)、其他制造业(1.73)　　全部制造业的63.51%，专
　　　、文教体育用品(1.68)、普通机械　　　　业化系数平均为1.58
　　　　　(1.57)、塑料制品(1.47)、电器机械
　　　　　(1.35)、造纸(1.29)、金属制品(1.25)
　　　　　、家具制造(1.18)、木材加工(1.15)、
　　　　　仪器仪表(1.06)、专用设备(1.05)

    注：括号中的数字为专业化系数。它是某地区某部门产值占全国同行业的比重与该地区制造业产值占全国制造业的比重之比。
    资料来源：魏后凯.长三角洲地区制造业竞争力提升战略，上海经济研究，2003年第4期。

    这也意味着不仅同一集群内部有竞争，三省市的产业集群之间也有竞争，那么，这种现象对三省市的产业发展是有利还是不利的呢？我们认为处在同一产业的集群之间的竞争会提升三地产业的竞争力。这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理解：①产业集群之间的竞争推动“分工和专业化”。产业之间的竞争和产品之间的竞争是不同的，市场的竞争会促使企业在同一产业内部寻找更加细分的市场，在同一产业内部，在产品、服务等不同的方面实现差异化、专业化，在某一个细分市场获取较大的市场份额，从而也做大整个产业。单从产业上看，苏浙沪三地有不少产业相同的，如果细看产业内部，却各有侧重。以纺织为例，江苏在中高档面料的生产上有优势，浙江在化学纤维、普通化纤布、印染布、丝织品等的生产上有较大的优势。通过市场竞争，会促使三地寻求适合自身发展的产品和产业，在各地比较优势都相近的情况下，相互之间的竞争会促使企业在服务、管理、营销、专业化等方面下功夫，促使各地政府提高更加高效率的服务，从而使产业或企业的比较优势提升为竞争优势，从生产低附加值产品转化为生产高附加值产品。因此，应该大力鼓励区域之间的竞争。②推动“本地化”。专业化和分工也是和“本地化”联系在一起的，“专业化”是通过“本地化”实现的。浙江在传统制造业方面相对的竞争优势正是充分利用了本地的各种资源，是“内生的”，其中主要是社会网络资源和企业家资源，波特指出，虽然竞争愈来愈全国化和全球化，但是竞争优势的关键资源还是在地方上[8]。这种“本地化”还需要进一步的提升，目前长三角许多地区不少地方的产业都有“本地化”的特点，但是不少地方这种本地优势主要还是来自廉价的土地或劳动力。波特认为基于成本较低的生产要素（如劳动力、原料、资金或基础设施建设等），或规模形成的比较优势仍然存在，但已不再是大多数产业的竞争优势，因为这些优势是很容易获得的，一个地点能维持它的竞争优势，在于这个环境能提供企业更有生产力的经营、持续创新，自我升级到更精密的层次竞争，而这些是不太容易被模仿和复制的。因此，长三角地区应实现本地化的深化，使本地知识与先进的技术、管理手段结合。总之，区域之间的合作关系是服务于本地化需要的。
    通过产业集群之间的竞争，实现分工、专业化和本地化，最终实现提升长三角整体产业国际竞争力的目的（图1）。

图1　产业集群之间的竞争与长三角整体产业国际竞争力的提升
    　　Fig.1　The competition among the clusters and the upgrading of the international competitiveness for the industry whole the Changjiang Delta

    波特认为，充分的本地竞争是企业、产业或一个地区获得国际竞争力的前提或者说基础，日本具有国际竞争力的行业不是政府扶持、保护的行业，恰恰相反，是市场竞争的产物。同样，上述三省市竞争激烈的行业，如纺织、服装、机械等行业也是三地最有国际竞争力的行业之一。

    3.2　三省市产业集群间的合作关系
    三省市产业集群之间的合作关系能否形成和顺利发展，是长三角区域经济“一体化”能否最终形成的重要方面。集群之间的合作是一种市场行为，而不是人为推动的，长三角区域产业集群之间的合作有两种模式：①在产品生产过程中产品零部件和生产工序的合作，这种合作关系就如同一个集群内部不同企业之间的合作，由于产业集群间分工和专业化的深化，这种合作关系也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②具有不同功能的集群之间的合作，这种合作关系是更高层次的合作关系，是前一种合作关系之上的一个深化，因为目前产业联系已经发生变化，产业集群的原料来源和产品销售都以全国和全球市场为依托，技术也以全国和全球性的技术市场为纽带，而不限于某地，许多企业自身的技术实力也大大增强，区域经济关系的变化，导致浙江对于浙沪合作的需求发生巨大的变化，即由实物性的传统经济需求为主，转向更高层次的新经济需求，这就是说，三省市的产业集群相互之间对对方的原料、市场、资金和技术等方面的需求已经明显减弱，而对高层次服务业的需求正迅速上升，三省市的产业集群能否最终演变成为具有不同功能的功能区，是这种新型合作关系能否形成的关键。

    上海提出建设“四个中心”的核心，是服务产业的发展和经济服务与辐射功能的强化，这必将推动浙江、江苏与上海的产业集群在不同功能上的合作，目前，这种功能区之间的合作已经逐步显现。具体地说，在农业方面，江苏、浙江是上海农产品的供应基地；制造业方面，江苏、浙江企业可以利用上海的信息、技术等优势条件，改善资源结构，提高水平，建立更高的发展平台；服务业方面，上海的金融、贸易、交通、旅游、科技咨询、教育、卫生、文化等现代服务业，尤其是上海“申博”成功带来的现实需求，也将促进江苏、浙江服务业的发展，提高江苏、浙江提高自身的服务水准，与上海形成优势互补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