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长江三角洲经济一体化的动因和条件

    1.规模经济。规模经济既是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原因之一，也是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条件之一。规模经济主要与成本不可分性、规模因素扩大、专业化、大规模资源、生产技术的改进以及学习效应相关。研究表明，当各子区域的经济实力达到某一水平状态时，区域经济一体化所显示的规模效应更为强烈。从宏观上说，长江三角洲地区已经崛起了一批经济快速增长、综合竞争力不断提高的城市群。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1990年以来，长江三角洲成为我国经济最发达、城市化水平最高的地区之一。从微观上说，部分上海、江苏的国有企业规模不断扩大，江苏的乡镇企业和浙江的私营企业也成长壮大起来，企业边界的不断扩大要求突破地域的限制，这加重了对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要求。

    2.范围经济。长江三角洲各子区域的产业结构和产业组织具有各自的特点。在整个区域内对产业结构和产业组织进行市场化整合，是区域经济一体化产生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的首要条件。改革开放以后，上海与长江三角洲其他子区域由自发性合作开始，组建了一批联营企业、乡镇企业。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起，沪、苏、浙三省市以推动一体化为目标，逐步建立起新的高层合作机制，并开始显现强大的作用力。区域内以名牌产品为龙头的合作规模不断扩大，形成了一批国内知名的大企业；商业网点拓展势头迅猛；上海金融机构对内辐射加强，区内金融、证券、保险业的合作项目逐年上升。10多年来，上海与长江三角洲各子区域共达成合作项目1万多个，仅2002年1-9月份就签订合作项目168个，项目资金折合人民币约240亿元。长江三角洲各区域的经济协作所带来的效益正是区域经济一体化获取范围经济的具体表现。

    3.外部经济。这里的外部经济是指整个行业的规模扩大和产量增加从而使个别厂商得到好处。区域经济一体化在修理、服务、运输、人才供给、科技情报等方面的整合所形成的便利条件，可以使个别厂商的平均生产成本下降，从而获得外部经济。区域经济一体化所带来的外部经济之和应该远远大于其所产生的外部不经济。交通、通信、电力等基础设施在整个区域内的合理布局和改善，是区域经济一体化获得外部经济的重要保障。在长江三角洲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中，上海为江苏、浙江等子区域提供了一个共享外部经济的平台。长江三角洲各地共享这些平台优势，通过区域合作分工，外部经济效益愈发明显，区域经济一体化使得长江三角洲整个区域的竞争力进一步提升。

    　　二、长江三角洲经济一体化的市场基础

    区域经济一体化有其自身的规律，从本质上说，经济一体化是市场发挥作用的结果。同时，各子区域的市场基础是经济一体化的重要条件，而各子区域市场基础的形成是由其本身的市场化模式所决定的。一个区域的经济发展与其市场制度变迁是密不可分的。

    1.江苏的市场基础与市场化进程。江苏经济发展的精髓充分体现在苏南地区的经济发展上，其市场化的微观经济主体为乡镇企业。乡镇企业是江苏市场化改革的启动点和改革之初的发展方向。乡镇企业的制度安排兼顾了企业与政府的利益，满足了双方的“制度偏好”，大大降低了制度变迁的实施成本和摩擦成本。随着乡镇企业的兴起，区域性的市场（资金、技术、商品等）已不能满足企业发展壮大的要求，于是，从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苏南地区经济开始走出传统框架，移植了新的制度安排，从而加快了市场化的进程，由内源积累和区际贸易为主转向利用外资和国际贸易并举。随着国内市场化进程的不断加速，资源配置由以计划配置为主逐渐转变为以市场配置为主，乡镇企业依赖政府所能获得的制度租大大减少，使原先的制度效率逐渐散失。市场经济要求对乡镇企业的产权制度重新做出安排。1995年以后，苏南的乡镇企业开始了大规模的产权制度改革，力图对乡镇企业的控制权和剩余索取权在企业与政府之间重新做出安排，使之从制度的低效率中解脱出来。同时，苏南继续推进外向型发展战略，不断深化产权嫁接，引进和利用好境外资源以推进区域经济的国际化进程。

    2.浙江的市场基础与市场化进程。浙江在市场化进程中担当主力军的是个体私营经济。浙江区域经济发展模式的精华充分体现在温台地区的经济发展上，其市场化的启动点为家庭工商业。制度变迁的初始条件与实施成本决定了温台地区制度变迁的主体一开始就是家庭工商企业这一微观经济主体。当地政府以默许、“合谋”甚至保护的态度来与上级政府进行博弈，并充当好温台地区制度安排及其变迁的“解释员”。而后，家庭工商企业在与政府的博弈过程中形成了大量“红帽子”企业，披上合法化的外衣以寻求合法化保护，从而降低“非法化”所带来的交易成本和效率损失。而且，这种微观经济主体与地方政府的合作博弈还化解了缘于中央政府的“政治成本”，使微观经济主体争取到了改革的进入权。随着经济的发展和市场竞争的日益加剧，原有制度安排的弊端逐渐显露出来后，温台地区便开始了新一轮的制度变迁——股份合作制改造。股份合作制部分替代了资金市场和人力资本市场，使市场交易费用部分地内部化了，还可以从相关政策中获取一定的制度租，更便于政府的引导、管理和监督。随着经济的发展，股份合作企业经济责任的无限性和内部产权结构的制度性缺陷制约了企业的进一步发展，股份合作企业就陆续向有限责任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方向发展。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对外开放和外向型经济的发展推动了浙江经济从封闭的自我积累方式向开放型经济转变，产业链开始向省外甚至国外延伸，更多的企业开始参与国际产业的分工和协作，产业结构和产业组织都得以提升。

    3.上海的市场基础与市场化进程。上海市场化的微观经济主体为国有企业。建国后，上海的市场化体现了一种中央自上而下的政府供给主导型的制度变迁模式。改革开放初期，整个国内市场处于卖方市场，早期培育起来的市场优势惯性使得上海的轻工业在卖方市场的条件下缺乏改革的压力和动力。然而，随着卖方市场逐渐转为买方市场，原先的国有企业面对市场经济的到来在竞争中就表现得力不从心。上海的市场化进程的起步虽然比较晚，但进展极快。企业的市场化过程主要是国有企业的改革过程。20世纪80年代放权让利的政策并没有让国有企业成为真正的市场主体。1994年开始，按照现代企业制度的基本要求，立足于整体搞活国有经济，上海的国有企业面貌有了很大改观。国有企业与其他所有制企业一道，开始成为颇具活力的市场主体。同时，多元化、高要求的市场体系的建设和逐步完善，使得上海具备了国际经济中心城市的集散、生产、管理、服务和创新功能。浦东的开发、开放，大量地利用外资，使上海的市场化进程明显加快。浦东新区在体制创新、产业升级、扩大开放等方面走在了全国的前面，强劲地发挥着示范、辐射、带动作用。上海作为我国与世界进行经济交流的重要基地，形成了一种典型的面对国际市场的外向型经济。

    4.江、浙、沪市场化进程的差异。前述市场制度演变的差异，从结果来看，则进一步反映为市场基础、市场化水平的差异。相对于浙江来说，江苏和上海都继承了较多的新中国建立以前的遗产，并在随后改造为国有企业，因此在改革开放前夕，江苏和上海的国有经济均比较发达。1978年，浙江国有工业产值只有上海的17.5%，江苏的39.8%，这些国有工业在当时成了计划经济的基本力量。也正是由于这一原因，计划经济对浙江的影响明显弱于上海和江苏，并一直深深影响着江、浙、沪三地的市场化进程。根据樊纲、王小鲁主编的中国各省区市场化相对指数，1999年，江、浙、沪三地的市场化相对指数，浙江最高，江苏次之，上海最低。市场化的差异，从结果表现出来为市场基础的差异，而这种差异，正是长江三角洲市场一体化的必要条件和重要基础。长江三角洲的经济一体化，就是在各子区域既有共同特征又各具特色的市场基础上，在广度和深度层面上不断提升。

    　　三、长江三角洲市场一体化的趋势

    　　1.市场一体化：制度层面的趋同。

    (1)企业制度的融合趋同。企业的制度安排具有多样性，但在市场经济中，有一个共性，这就是必须作为独立的市场主体。区域经济一体化必然要求各地的企业制度能够满足跨区域经济活动的需要。

    (2)市场运行制度的一体化。一体化的市场体系将使市场对资源的配置在整个长江三角洲区域内更为有效。资源共享的跨区域的市场体系格局已经初步建立起来，商品市场、资金市场、技术市场、人才市场、产权市场等各类市场的一体化趋势也越来越明显。

    (3)政府行为的一致协调。如果长江三角洲各区域政府在做出制度安排时，能从经济一体化和提高整体效益的角度出发，相互协调，统一规划，就可以大大降低各项制度安排的实施成本和各项制度安排间的摩擦成本，并能产生制度安排和制度实施的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

    　　2.市场一体化：产业层面的整合。

    (1)产业结构的市场化整合。长江三角洲整体区域产业结构的整合，必须抓住全球产业结构大调整这一契机，积极配合各区域的战略定位，充分发挥各区域的比较优势，加强产业结构的分工与互补。调整必须以市场机制为基础，制定科学的产业结构政策，合理地加以引导。

    (2)产业组织的市场化整合。跨区域产业组织的市场化整合有利于形成产业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江苏、上海拥有较多的企业集团和跨国公司，同时，江苏、浙江拥有众多的中小企业，这使产业组织的市场化整合具有了基础。产业组织的市场化整合还有利于在长江三角洲整体区域形成产业网络。

    3.市场一体化：都市连绵带的形成。都市连绵带的形成是市场一体化在整体区域城市化的高级体现。都市连绵带即城市群的形成将有助于长江三角洲的区域经济一体化。都市连绵带的形成同样也有助于弥补上海作为国际大都市在资源、幅员等方面的不足，从而在更大的范围内利用一体化的整体区域市场调整资源配置，实现长江三角洲区域的共同增长。长江三角洲已初步形成了“一个中心，南北两翼”的都市连绵带的格局。都市连绵带在区域经济一体化中发挥作用的大小很大程度上依赖于联结各城市的网络系统的健全和完善程度。

    　　四、立足市场基础，积极推进经济一体化进程

    1.积极推进政府改革，促进市场化进程。江、浙、沪三地政府要积极在WTO的框架下，加快达成鼓励竞争、市场进入等政策的一致性。政府不应干预企业的外协加工、资金流向、项目规划、合作伙伴选择、总部搬迁等问题，让企业自己来决定自己的事，企业应该有高度的自主权，按照经济合理性的原则开展各项经营活动。各地政府都应不介入企业间的竞争，放松对于经济主体经营活动的种种干预，放松对于本地市场的管制，对当地所有经济主体实行国民待遇，努力形成一个政策无差异的区域环境。

    2.优化微观主体，推进企业制度整合。江、浙、沪三地在企业制度上具有较大差异。以目前的情况而言，应深化企业的产权制度和各项配套改革。进一步深化江苏的国有企业和乡镇集体企业以及上海的国有企业的产权制度改革。同时，进一步完善浙江的家族企业的产权管理。

    3.打破行政阻隔，推动区域市场一体化。市场一体化是经济一体化的基本内涵。长江三角洲地区市场一体化的过程，要在以下八个方面展开。(1)培育一体化的消费品市场。消除条块分割的体制障碍，发展现代流通业。支持专业市场的体制创新和转型改造。探索建立为农村产业化服务的现代农产品流通体系。(2)培育一体化的资本市场。以上海为中心，大力培育地方资本市场，注重培育各类风险投资机构和证券中介机构。(3)培育一体化的技术市场。推动科研单位、高等院校科研的市场化、产业化，以上海为中心，建立科研与技术开发的协作网络及技术信息和交易网络。(4)培育一体化的人才市场。逐步实现城市间人才市场的相互开放，减少地方保护色彩，形成统一的人力资源市场。(5)建立统一的产权市场。可以把上海的产权交易市场扩大为区域性市场，与各地的产权交易市场形成垂直关系，以统一交易规定，扩大交易范围。同时，也要重点培育各地优质产权交易中介机构，发展跨地区的产权交易中介服务。(6)建设统一的区域旅游市场。要充分发掘区域旅游资源，联合开发旅游产品，对外树立长江三角洲旅游的整体形象，共同开展宣传促销和招商活动，共同组织国内外旅游客源。鼓励旅游宾馆连锁经营，推动区域旅游业的整体发展。(7)建立统一的企业和市场的信息系统。使得企业和市场的联结建立在快速全面的信息基础之上，这是市场一体化重要的技术条件。(8)强化市场管理，规范市场秩序。进一步健全市场规则，规范交易行为。合理划分职权，重组监管体系，加强市场监管。消除市场流通障碍，打破地区封锁和部门垄断，形成公平合理的市场环境。

    4.提高市场开放度，进一步增强中心城市的服务和辐射功能。区域内核心城市和次中心城市要努力营造开放、规范的市场环境，同时为企业提供更好的营销和技术开发条件，使在农村和非中心城市的企业集团实现生产与营销、技术开发相分离，将企业的核心和枢纽进入中心或次中心城市，以充分利用中心城市的综合功能。在这方面，上海要进一步完善政策，优化环境，强化对来沪企业在融资、营销和技术开发等方面的支持，更有利于各地企业的进入和发展。同时，上海还要制定有利于本地企业向外扩展的政策，在强化自身市场和技术开发能力的同时，扩大生产能力向区域内外的转移，增强上海的辐射能力和在长江三角洲地区产业一体化整合中的地位。同时，也要加快江、浙两地的城市化步伐，大力推进长江三角洲区域各城市内部和城市之间的网络系统的一体化建设，包括交通网络系统、信息网络系统、商品流通系统、金融系统等一体化建设。

    5.建立多层次的区域协调机制。良好的协调机制对区域经济一体化在获取规模经济、范围经济和外部经济过程中，起着“催化剂”的作用。长江三角洲可以在政府、民间企业、学术界等设立多个层面的合作与协调组织，来协调长江三角洲区域经济的发展。(1)政府层面的协调机构，主要研究政策、市场规制、重大基础设施项目决策等的一致性。从远期来说，必须要有一个超脱于地方利益的、跨区域的、法律化的正式协调机构来进行研究、协调和管理。政府间和政府部门间的协调，都应以市场经济的价值观为基本判断标准，都应把不影响市场经济的基本运作作为基本前提。(2)民间企业之间的协调机构，主要是开展工艺技术协作、协商制定生产标准、交流信息、避免恶性竞争等，但不应该成为一种协商定价、管制市场的垄断组织。(3)提倡以低层次协商为主解决问题的方式。江、浙、沪三地在经济社会交往中发生的纷争，主要还是以低层次自行协商解决为主，地方政府一般不介入或很少介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