麦当劳连锁店，快餐业老大，全世界平均每3个小时就开一家新店。和差不多每一个留美学人一样，我也旅行横穿过北美大陆，在各地的麦当劳店小酌小歇，知道麦当劳的餐纸是随便让人取用的。谁知到了香港，某天走进某家麦当劳，发现那里的餐纸盒加了一片挡子，用意在使顾客难以“随便取用”。初时不解其意，我向某经理抱怨餐纸盒子格式不对。当然无人理我。因为马上我就看到一群老太太轮流去拿那难以拿取的餐纸。几天前，为了写这篇随笔，我专门坐在西环一家麦当劳里观察，结果是：大约每15分钟，一盒新装的餐纸就被“困难地”拿光了。忽又一日，下榻北京的“贵宾楼饭店”，走进旁边新开张的王府井麦当劳，去“试吃”。得到的印象，首先是服务人员太多，沿着柜台后边儿站得满满的，像是排队参观我们这些顾客。其次，餐纸不够用，这儿的“规矩”比香港更严了，每一位顾客只在交款时被“配给”一张小餐纸。说它“小”，是因为那是普通餐纸，比麦当劳标准的大号餐纸小了许多圈儿。手里摸着这张小餐纸，边吃边擦嘴，一会儿就揉成小团儿，欲擦不能了。
　　以芝加哥学派的微观经济学（他们干脆叫“价格理论”）分析上面的“餐纸”资源配置问题，不难发现关键在于如何度量每一位顾客对餐纸需求的边际效用，进而根据“边际原则”制定餐纸的价格。与“自助餐”的价格原理一样，度量“边际效用”费用太高，更经济的办法是干脆“随便取用”。换句话说，这里通行的是按“平均原则”定价，用餐纸少的人“补贴”了用餐纸多的人。同样的道理，美国和香港的电影院，所有的座位都是一个票价，因为给不同座位定价的费用和监督指定座号的费用都太高。当然，这种定价方式也导致了热门电影的门票必须由“排队顺序”配置。从契约观点看，麦当劳餐纸问题是一个“不完全契约”条款，基于度量的不确定性。在这个条款界定的“公共领域”内，资源配置是“租耗”式的。所有有权享用公共资源的人，只须付出租的“攫取成本”（这里是“困难地”拿取餐纸所费的时间），就可以一直攫取下去直到边际攫取成本等于资源的边际效用为止。如果对足够多的人而言，攫取的边际成本几乎为零，那么竟相攫取就将导致“公共财悲剧”，即资源价值完全耗尽。我在香港西环麦当劳店看到的那一幕15分钟的“悲剧”，就是一例。
　　许多商品市场建立不起来，不是因为供给价格高于需求价格，而是因为商品的定价费用高到使交换无利可图的程度。但是“定价费用（thepricing cost）”只是泛泛的概念，如上述，在具体场合必须赋予它具体的涵义。这里所谓“定价”其实是按照商品的“边际贡献”定价，而在信息不完全时，边际贡献的度量就不准确（也就是“准确”的成本太高）。所以实际上必须按照“平均值”定价。这就是阿克劳夫（Akerlof）著名的“次品原理（the lemons PrinciPle）”所论的定价原则。但是任何“平均原则”都具有某种奖懒罚勤的效应（吃过社会主义“大锅饭”的人深有体会），于是产生“逆淘汰（adverse selection）”，本来竞争应当是优胜劣汰，现在是“逆”着，成了“劣胜优汰”，此所谓“劣币驱逐良币”效应。香港近几年来了许多“北边儿的”偷车贩子，我的一个朋友说：香港丢的车全在深圳了。于是1993年我在香港报纸上读到一则新闻：香港的保险公司都拒绝为皇冠车和奔驰车保险。因为大陆的车贼和赃车买主不认别的车（“知识结构”里就只认得这两种车，尽管有的是其它名牌车）。所以这两种车丢得最快，出手也最顺。保险公司的公告承认了这两种车的风险分担市场的彻底崩塌。类似的例子在美国则以医疗保险业最“声名狼藉”，美国总统克林顿说：美国的医疗保险高昂的收费是个天大的“笑话”（以致这个最富裕的国度里许多居民现在负担不起起码的医疗费用)因为身体好的人不愿意在“平均定价原则”下为身体弱的人分担医疗费用，所以购买医疗保险的人的身体状况，平均而言“越来越差”，所以保险公司必须收取的费用就越来越高，直到市场崩塌，再说得深入一些，可以认为，凡是存在着“公共领域”的契约，必定存在契约各方的“道德风险（moral hazard）”。因为所谓“道德风险”，就是在信息高度不完全的情况下，契约的监督只能依赖于每个人的道德自律（诺斯所谓“第一方监督”，英文是“the first－party enforcement”），从而参与契约的其他各方在某种程度上必须依赖于某个人的“道德自律”，这是一种风险。
　　引进竞争机制，这是减少“道德风险”的有效办法。因为尽管道德自律的程度是别人无法监测的。但道德自律的结果确是可以观察到的。例如医生治病，他的医疗知识和医德高低，一般人是无法判断的，但是他总是把人给治死，这个结果是可观测的。据此，医生服务的竞争市场也就可能存在。在这个意义上说（不免有些滥用“替代关系”的概念），市场，如果存在的话，它的“竞争性”与它的“道德基础”是互相替代的关系。但是下面我会修改这个说法，因为它不严格。
　　如果交易关系，很不幸，是一方垄断的，也就是交易的一方具有“市场权力（market power）”，那么交易的另一方只好更大程度地依赖对方的“道德自律”。这通常意味着把“公共领域”里的资源拱手让给对方。试想想，如果麦当劳垄断北美快餐市场，为什么它不能断然停止供应餐纸呢？我看不出有任何理由阻止它这样做，事实上北京的麦当劳就有足够大的市场权力不发给顾客餐纸。所幸，在美国与麦当劳激烈竞争的还有“汉堡王（Burger King）”，在相近替代领域内激烈竞争的还有“老头鸡（Kentucky Fried Chicken）”，以及十几家足以与其竞争的快餐连锁店。
　　另一方面，我们也不能不加区分地认为任何竞争都对道德自律有“替代”作用。我观察到，尽管香港的中式快餐各巨头之间竞争非常激烈（最出名的是同属罗氏家族的“大快活”集团各连锁店与“大家乐”集团各连锁店之间的竞争），但是餐纸在这些店里也像北京麦当劳一样，是配给的。是否香港人不重视餐纸的效用？非也。香港人已经习惯了在街头花两元买一包德国产的餐纸，然后才走进快餐店（许多快餐店门口就是小摊贩卖报纸和餐纸）。当然，你可以认为这餐纸服务被“更廉价”的小贩服务取代了。但是这个“更廉价”只是相对于类似麦当劳餐纸的“公共领域”里的资源价值而言是廉价。如果“公共领域”可以被道德自律缩小到一定程度，消费者为什么非要在街上买餐纸而不在餐馆里一次付费解决呢？同样，香港保险公司之间的竞争可说是到了“白热化”程度，为什么大家都无法提供皇冠车和奔驰车的保险？因为买了保险的车主，道德自律不足够强，没有付出足够的努力和财力防止丢车。结论是什么呢？显然，对道德基础有替代作用的竞争，必须发生在具有“道德风险”的人群之间，否则是没有用处的。消费者之间的竞争固然可以替代道德自律，但是没有一家麦当劳店能够因为某人使用过多餐纸而拒绝与其交易。事实上，至少在美国，在法律上，任何在价格以外的对消费者的“歧视”标准都是违法的。因为一个消费者道德水平低而单独对他实行另一种价格，这就如同对不同肤色的消费者实行价格歧视一样不合法（“不合法”并不意味着“不存在”）。
　　交易需要道德基础，市场需要道德基础。这是我所知道的亚当·斯密在《道德情操论》和《国富论》之间反复叙述的原因所在。竞争固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替代道德自律，但是竟争不可能替代做为交易基础的那些道德意识。例如最基本的道德意识包括对双方生命和财产的尊重，对暴力的限制，对双方基本自由权利的尊重。如果没有这些道德意识，就根本没有交易发生，也根本不必有交易发生，强取豪夺，丛林法则，野兽对野兽，足矣！
　　所以，我必须修正上面的市场竟争替代道德的说法。基本的道德意识是市场竞争得以发生的前提，我称之为“市场经济的道德基础”，它是不可替代的。资源的稀缺性就意味着竞争。但是竞争可以是“市场”的，可以是“暴力”的，可以是“体力”的，可以是基于其它千万种“歧视标准”的竞争。但是只有市场竞争，至少到目前为止，解决了资源稀缺对人类造成的生存压力。道德，于是同我们的生活，同“过上好日子”的愿望，同国民富强，息息相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