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学经济研究中心教授、著名经济学家汪丁丁日前指出，市场是嵌入在社会之内的，它根本无法在一个不负责的精英群体所管理的社会内健康地生存，而中国的精英阶层已经几乎没有希望了。

　　他认为，在精英们获取的各项收益之内，有一部分是由充分竞争的市场价格决定的，故而满足最低限度的“交换正义”原则。还有一部分，往往是他们收益的主要部分，是由不充分竞争的交换关系中发生的“市场权力”所决定的，故而未必满足交换正义原则。如果我们能够观察到市场权力所决定的价格，那么，根据斯蒂格勒的定义，市场权力可以用这一价格与完全竞争价格的“相对差额”来衡量。基于市场权力的收益，称为“超额利润”。

　　他进一步指出，假设超额利润在精英们的收益当中普遍占据了很大比重，以致维持这一超额利润以及获取更多超额利润，可能成为精英们行为的主要动机之一，如果精英们可怜的良知不足以抵抗财富的诱惑的话。于是，初始平等的市场交换，因权力配置的微小偏差而逐渐积累不平等交换的权力，最终形成基于财富分配极端不平等状况的极端不平等的交换关系。交换正义是一种太弱的力量，以致为使社会免遭革命的摧残，有产阶级不得不同意征收累进所得税并对财富征收足够沉重的遗产税。

　　历史发展的路径绝不仅仅由经济生活决定，精英们和他们的思想可以影响社会集结规则，并由此影响社会的演化路径。人类历史上存在过这样一些社会，那里的精英群体丧失了自我修正所必须的良知，于是，权力的集中和腐败最终使社会秩序解体——以“革命”方式或以“被吞并”方式。人类历史上当然也存在过一些更好的社会，那里的精英群体保持足够的良知，从而自觉地承担相应的社会责任，这一责任感充分抑制着谋求私利的动机，使公共政策（社会集结规则及其后果）能够代表多数社会成员的长远福利。哈耶克认为，这样的社会将在生存竞争中击败其他的社会，把它们所代表的人类合作秩序扩展到全世界。

　　由此，汪丁丁认为，中国的精英似乎没有希望了。他指出，精英阶层多数已经放弃了道义的承当，还嘲笑任何严肃生活的企图，他们借口“相信市场”从而可以任由自己行为败坏。他们漠视这样一项基本原理：市场是嵌入在社会之内的，它根本无法在一个不负责的精英群体所管理的社会内健康地生存。
 
　　汪丁丁强调，精英们的败德行为遵循着“免费搭车”原理，每一个人都试图把拯救社会的责任推卸给“上帝”或“市场”，因为没有人相信一己的力量可以改变他所在的那一群体的腐败。所以，先是政府的腐败，然后是商业和学术的腐败，持续扩散的败德行为产生了“群体共谋”，后者鼓励更普遍的腐败。上述过程行进至某一阶段时，市场经济可以变得极端脆弱，以致任何微小的打击，例如国际市场需求波动、国内需求波动、汇率波动、国际政治格局调整、能源与环境消耗所引发的恐慌……任何诸如此类的打击都可能导致市场崩溃。
　　
　　点评：没有道德自律作为支撑的市场经济只能是野蛮的市场经济、是一种将每个人的贪婪膨胀到最大程度的市场经济。面对以利己为首要和最终目标的市场行为，法律这种“秋后算帐”的方法很难对垄断等行为形成有效的威慑，反而尴尬地留下了“法律就是让人钻空子的”名言。当这样一群丧失道德自律的“精英”们掌控着社会的关键领域时，我们也只有像汪丁丁一样发出“哀哉”的叹息了。